1、从解放政治走向生活政治摘 要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作为解释范畴与分析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中政治的面貌、轨迹与走势。中国解放政治主要呈现为革命政治与增长政治两种形式。增长政治的发展孕育了生活政治的因素，推动生活政治兴起。随着社会变迁，增长政治的结构功能越来越难以适应生活政治发展的需求，两者之间的不适应、不兼容、不协调造成了诸多治理难题。这在增长政治框架中是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的。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发展民主法治体系、优化政策过程体系，以提高民众生活质量和增加生活选择机会为主旨，推动解放政治（增长政治）逐步走向生活政治。 关键词 解放政治；生活政治；增长政治；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D6 文
2、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6）01003609 一 、 引 论 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英国学者吉登斯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深刻反思晚期现代性问题基础上，就早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变迁提出的分析概念。在吉登斯看来，近现代以来的政治，无论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在根本上都归属解放政治。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化发展与现代性积累，虽然不同程度地解放了人类，但它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科学技术异化、大众文化模式化等，使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和预期性降低，焦虑感和无力感增加，生活选择的自主性丧失，加之全球化发展，人类已处于风险时代，生活在“被围困的社会” ，陷入了“失控的世界” 。于
3、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 “回归生活世界”就成为时代的声音。那方向是什么呢？吉登斯指出：“今天，政治取向调整的总方向是，应对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这就是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 ”1（P115）何谓生活政治？吉登斯说：“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 ”“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 ” 2（P251，252）20 世纪 60年代欧美国家发生的诸多社会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现代性官僚体制的一种挑战，是“生活政治的
4、先驱” 。 事实上，政治应该是生活的，生活也是政治的。亚里士多德就说“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3（P90） ，而追求更好的生活正是政治建设恒久的主题。如果说这里的“生活” ，在传统社会更多是共同体的，那么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它又是社会个体的。 “政治从本意上讲不是国家的政治、政府的政治，更不是官员的政治，而是公众之事。公众之事的核心是生活，因此，政治形态的源头和依归就是生活政治，就是以提高民众生活品质和增加民众生活选择机会为重心的政治。 ”4比较而言，解放政治的着眼点、切入点更多是政治的制度领域、宏观层面，是一种“宏大叙事” 。相反，生活政治的聚焦点、落脚点则更多是社会生活的个体，或是“小政治”
5、 、微观政治，它回答的主要是在后传统秩序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如何选择生活方式、过上更好生活的问题。这是生活政治的要义。 中国政治生活变迁所呈现的特征、轨迹及趋势，是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研究关注的重要话题，并形成了不同的分析概念与理论范畴。比如，有研究通过与中国改革开放前，或与西方国家政治体制比较，对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治的特征进行总结，提出了新权威主义、权威多元主义、韧性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等。也有研究通过现象学观察，或是分析发展取向与政策变化，对中国政治发展走向进行描述，提出了公民政治、民生政治、公共政治、政党国家等。这些理论概括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中国发展中政治的面貌、进程与走势，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6、并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属于“正统”政治，其切入点和关注点是政治制度、政府权能、政党体制、权力秩序等。就认识中国超大国家的治理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而言，这很难说是充分的、全面的、准确的。那么，就有必要引入或运用新的解释范畴和分析框架，从更多维度认识变动社会中政治生活的结构特质和发展趋向。 如果说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这样的解释范畴是“西方式”的，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背景、政治逻辑提出的，那么抛开意识形态的“外衣” ，从学术资源的角度看，它具有更宽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正处于时空压缩式转型过程中，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共时态发展，所积累的问题和遭遇的困境，如生
7、态环境、生活焦虑、身份认同、公平正义等，与人们过上更好生活密切相关，且大多是在解放政治框架下无法解释，也不能解决的。因此，需要适应社会变迁，树立生活政治理念，并以此配置政治资源、组织政治过程、调适政治功能，推动生活政治的发展。这应该是分析中国发展中政治的一个维度、一种框架。 二、解放政治的两个发展阶段 在中国人话语体系中， “解放”一词耳熟能详，如民族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等，都与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吉登斯说：“我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
8、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 ”2（P247）也即解放政治是通过征服和改造自然，从自然、传统等束缚中摆脱出来，或是通过斗争反抗压迫和剥削，打破传统的政治统治秩序。吉登斯认为，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以来欧洲解放政治兴起的两大标志。按照这一内涵来审视中国政治，以改革开放为界可以将中国的解放政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可称为革命政治和增长政治。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但这种地位的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角色转变，即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思维定势、历史惯性，中国共产党在意识上、行动上履行着一个典型的革命党角色，仍然运用“打天
9、下”的方式“坐天下” 、用破坏旧世界的方法建设新世界。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搅动了中国社会蕴藏的革命冲动，并以狂热的方式爆发出来， “文革”就是这种革命政治发展的顶峰。那个时代的政治以激进方式呈现出来，具有鲜明特征。一是无规则。革命的本质是解构规则，是对制度的冲击，在其走向极端后就演化为一种野蛮政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二是动员式。通过频繁发动群众运动，虽然可以积聚资源，推动政策实施，唤起民众支持，形成群集性能量，但企图用运动取代科层制、代议制等，结果只能是背道而驰，蜕变为破坏力量。三是理想性。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不顾现实条件将目光投向未来，推动“乌托邦”理想实现，是政治浪漫
10、主义，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挫伤了人的积极性。这样的无规则、动员式、理想性的革命政治，目的是要让广大民众摆脱压迫和束缚，属于解放政治的范畴，但它更多是“想象”的、扭曲的；它的出发点与效果背道而驰，个人被革命所裹挟，丧失了生活选择的自主性，更加依附于单位等组织体制，在国家被全面政治化的同时，生活世界也极大地被淹没了。 摆脱危机，走向新生，构成了“文革”结束后中国政治面临的首要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 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
1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5（P162163）同年，他又提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 ”5 （P194）随后，无论是政治目标规划、政治资源配置，还是政治功能调适、政治过程组织，都是围绕、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展开的。也就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 5（P195） 。与此相应，发展和解放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就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并被邓小平确定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的关键之一。事实也说明，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效益非常明显，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释放了社会活力，推动了经济发
12、展，中国因此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人民生活水平也因此迅速改善，执政党赢得了拥护和支持。这意味着革命政治转型为增长政治的成功。可以说， “告别革命”后的中国政治改革与国家治理的核心使命，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说到底也就是解放人，让人从自然与传统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中国解放政治的一种呈现方式。 三、生活政治发端的动力与趋势 在吉登斯看来，作为一种具有独特问题指向、特殊发展取向和解决思路的生活政治，只是在现代性积累、完善并比较稳固的基础上才会出现。但这并不是说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是一种线性历史关系，是完全割裂的，相反，生活政治涵盖着解放政治的不少议程，两者密切相关。在中国，虽然革命政治造成了
13、极大的危害，但它在新生政权建设、实现国家整合、推动赶超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增长政治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它是发展中政治的一般逻辑，改善了民众生活状况，增强了国家发展实力与治理能力。中国的增长政治是市场经济驱动的增长，是适应全球化的开放性增长，是在网络技术条件下的增长，是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分化和互动中的增长，它为生活政治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拓展了空间、提供了动力。或者说，增长政治孕育着生活政治的因子，为生活政治成长做了准备。具体而言，促成中国生活政治发端的因素主要有密切联系的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逻辑改变与生活政治。围绕增长政治、服务经济建设，中国政治变革展现了“权力转
14、移”的特色，主要体现为执政党向国家政权与社会两大领域、政府向企业和公民输送权力。这在根本上推动了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关系从一元从属逐步走向二元分立，既改变了国家权力性质，促使其公共性不断凸显，运行范围开始从无限走向有限，也给社会让渡了空间，使社会获得了自主发展的条件，让公民追求自主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这意味着，以往社会受制于国家的政治逻辑，开始被社会决定、制约国家的现代政治逻辑所取代。或者说，增长政治在将公民从物质贫乏、经济短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将社会从国家的控制和依附中解放了出来，在解构总体性国家和依附性社会的同时，也不断塑造着自主社会和独立公民。尽管说国家仍是治理的中坚，但已不能再
15、像以往那样随意宰制社会，而必须充分汲取社会能量与资源，考虑社会利益与权利，倾听社会声音与诉求，赢得社会信任与支持。这种条件下，改革和发展就必须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共识的、稳定的、长期的关系，即制度性的生活政治关系。这正是生活政治发展的最深厚基础。 其二，自由空间拓展与生活政治。在革命政治条件下，国家是向社会成员提供资源与机会的唯一源泉，主要通过城市单位社会和农村人民公社来实现。如有研究指出：“由于单位是依附在国家行政等级体系中的一个链条，而且单位成员也是依附在单位内部组织体系中的一分子，所以，国家对于单位、单位对个人都有一种父爱主义的色彩。换言之，单位是国家机体上的一个细胞，个人是单位机体
16、上的一个细胞。 ”6在这种政治条件下，个人处于依附性结构之中，没有机会和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和增长政治的发展改变了这种状况， “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7。这使中国社会的资源总量与权力总量不断增加，并极大地拓展了社会自主自由的空间。随着单位制、身份制、户籍制等的逐步解体或松动，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总体性社会的依附结构，促使“单位人”开始转向“社会人” ，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个体和单元。这直接促成了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性质的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兴起和发展，构造了社区这样一个新的资源与生活空间。如果说“单位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依附性的、没有自
17、主性的人，那么“社会人”的出现则意味着社会成员获取资源与机会的渠道和空间呈现为多样化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国人对独立生活、幸福生活的追求。换言之，增长政治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拓展了生活政治的空间，形成了生活政治的社会网络。 其三，民众人格变化与生活政治。革命政治时代的国家不仅掌控人们的政治生命，而且控制着整个社会；个人必须依附于特定的权力才能获得生存与生活的条件、资源。于是，个人对政治权威除了非理性崇拜，就是臣服和依附。市场经济驱动的增长政治，虽然带来了诸如价值共识紊乱、理想信念缺失等，但也为民众政治人格的变化创造了条件。 “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模式中蕴含着一条催生民主政治文化因素的逻
18、辑链条，这就是：以其开放、交往的社会化性质为逻辑起点，到经济人格的独立，到平等的交往关系，到自由的活动空间，到对公正中介角色的欲求，到社会参与政治，最后到法治代替人治。 ”8 （P21）可以说，正是市场经济释放了文化能量并投射至政治领域，为人们利益意识、法律意识、自由意识等现代人格的培养，以及自主、自治和自立精神的养成创造了条件。从更深层次看，人格变化的背后是价值观的改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中国的一些城市、一些群体已进入了“后匮乏”的经济发展阶段，与此相应，后物质价值观开始兴起，尽管这是局部性的、非均衡的，且代际差异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选择开始向非物质领域
19、延伸，如生活质量、工作满意度、环境污染以及民主参与权利等，并在网络空间出现了“批判型公民” ，虽然其理性品格与批判水准还不是很高。甚至，近些年还发生了诸如环境群体性事件等维权、申权式的社会运动。在后物质价值观影响下，民众从注重物质满足、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旧政治” ，向关注环境质量、个人自由以及社会平等这样的“新政治”转变。这非常类似于英格尔哈特描述的“静悄悄的革命” ，即生活政治在中国社会的发端与发展。可见，民众人格变化、后物质价值观兴起、生活政治兴起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四、政治不适应与治理困境 在增长政治推动下，生活政治在中国开始孕育，并形成了比较强劲的发展动力和
20、趋势，但实际情况是，增长政治发展所形成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体制机制等很难有效支持生活政治的成长，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成为掣肘或阻力。这造成的局面是：增长政治的结构功能越来越难以适应生活政治强势发展的需求。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两者之间的不适应、不兼容、不协调问题日益突出，在价值理念、政策过程、合法性构造、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矛盾也不断尖锐。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符合国家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也是生活政治的内在要求。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没道理，党和政府从不认为经济增长能解决所有问题，更没有将经济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指标特别是 GDP 增长。如邓小平就曾明确提出现代化建设不能单打一，要“两手
21、抓、两手都要硬” 。但是，在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的情形下，在认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9（P375）的条件下，在增长政治促动下，很多地方、行业、官员都将经济建设等同于经济增长，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其他问题会迎刃而解。经济增长从工具变成了目的，从“中心”变成了“唯一” ，这是过去很长时期内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十八大以来有所改变。事实说明，增长政治绩效显赫，但它在推动经济繁荣、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产业失衡、区位失衡、城乡失衡、贫富失衡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治理困境。在现象学上表现为：经济增长了，但生态破坏了；物质生活有保障了，但人们的道德水准降低了，精神生活匮乏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不少人的相对剥夺甚至是绝对剥夺感增加了，获得感、幸福感下降了；一些地方发达富裕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公平正义缺失了，等等。有人指出：“国人普遍感到苦恼的是在忙碌中丢失了生活的意义。找不到意义的生活是没有精神寄托的，不可能真正幸福。GDP 看起来在快速增长但很多人的安全感、平衡感和幸福感并没有同步增长，相反，问题依旧、压力上升、挑战更大。 ”10这意味着，增长政治在物质上解放人、解放社会，使人摆脱物质贫困束缚的同时，却让人异化了、物化了，人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