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房产税之争的三个层面劳工权和打压房价一样。本质就是保护弱势人群、缩小贫富差距。这实质上也是在保护富人。 自 4 月中央政府推行房产新政以来，房产税无疑是争议最大的话题，且话题已超越了房价调控本身，直逼贫富差距、政府财税合法性、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宪政层面。借房价高企、民怨沸腾的机会，行政权力彻底深入经济领域，拨弄着贫富各个阶层的敏感神经。房产税之争是地方、中央政府的博弈，房产业、职能部门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各利益阶层对自身权利的觉醒。这场大辩论式的宪政常识启蒙，或许有助于构建中国税收的民主决策机制。 税法法理之争 问题的第一个层面，是房产税法理之争。一些学者的反对意见与普通网民并没有太大区别：一
2、、中国土地是国有而不是私有财产，所以不能征房产税；二、国家土地出让时，已经缴了土地出让金，再交房产税是重复征税。 果然如此吗？ 首先，我国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没有私有土地，城市的房屋所有权仅及于地上建筑物，但谁也不可否认“土地使用权”本身就是一项财产。事实上，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一样，土地是国有的，但一样要交差饷（rate）和物业税。 其二，土地出让金，是基于国家土地所有权的租金；而房产税，则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征税。这在税法意义上是两个概念，至少不存在“重复征税” 。国家作为主权者，有权决定开征新税，只要通过代议制表决。 国人对“私有土地”有着某种偏执，看到拆迁自焚之类公权侵害公民财产的事件
3、，总会条件反射，似乎私有制是什么灵丹妙药。我不禁要问：既然政府不保护你的合法房子，凭什么认为他们会保护你的“十地所有权”？防止公权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侵害，根本在于以现代政治制度管住公权，而不是倒果为因：认为一旦土地私有，政府就不敢侵害。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土地都是公有的，没听说那里的私宅，政府敢随便拆的。香港的土地长期使用权也是有偿出让的，一般是 75 年。西谚有云：60 年就是永远。如果公权能有效保护，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差别无几，关键在于如何保障财产权的行使。 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下一个层面是我们是否认同房产税中的“均贫富”理念。 理念之争：被遗忘的均贫富 在房产税热议之际，茅于轼先生提出过房产
4、“涨价归公”之说，引来大陆知识界一片奚落，当时也包括本人。但细究其观点，却发现这是已经被我们所遗忘的“社会主义”原则，这未免有数典忘祖的味道。说来惭愧，也是最近才弄明白，原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平均地权，就有“涨价归公”之意。在具体操作上， “涨价归公”也非想象的那样，是赤裸裸地剥夺所有权：卖地时如果涨价 100%，要征 40%的税；涨价越多，税征得越多，用以打击土地兼并和房产投机。所以一般认为，台湾的土地所有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有效保护了私有权，遏制了贫富差距。 大陆知识界对“涨价归公”的隔膜，说明离这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国家福利、社会公平的理念越来越疏远，或者说政府没有兑现国家承诺。反思一下，
5、1990 年代政府推行房改，断然停止一切福利分房，将所有的住房需求推向市场，以为那就是市场经济的阳关大道，那么当时的决策者是否知道，即使香港、英国、德国等国都有大量的政府保障性住房呢？而这些常识又为什么在房改十余年恶果出现后，公众才知道呢？公民是不是受了欺骗？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叫你自由。 回到“房产税”开征目的，其实就是均贫富房多者占用更多资源，有责任对无房者做出补偿贡献然而这么一个目的，却似乎不敢理直气壮，就像在这个国家里谈论劳工权利一样。这种情形，缘于幼稚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中国的泛滥。之前，富士康曝出跳楼潮，个中原因很多，但劳资关系紧张是无疑的；之后，广东多地发生罢工；而两年之前中国劳动合
6、同法出台，反扑之声不断。事实是，中国资方缺乏战略眼光，没有打算改善劳工权利，相反却利用资本优势，压制劳工权利，以为这才是“市场经济” 。劳工权和打压房价一样，本质就是保护弱势人群、缩小贫富差距，这实质上也是在保护富人。 民怨极大，没有通畅的表达渠道，没有利益代言人，没有成熟的诉求表达训练和思维养成，民怨可能冲破阀门而出，方向和力量是不可以控制的，很容易伤害无辜，践踏法治、所有权，乃至人权的底线。之前是山西煤矿的国进民退，之后是有人对重庆打黑近乎疯狂的歌颂，一场双城记式的大风暴并非危言耸听。 改变既有加税模式 上面提到富人对社会公平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必需的。这不是“奉献” ，需要在鲜花掌声中施舍
7、，而是责任。 下面一个问题是，富人多交的税，能通过政府之手改善社会底层的生活吗？事实上，中国富人与穷人一样，都对政府的税收使用公平充满疑虑。此前很多新闻证明，保障性用房成为公务员的禁脔。重庆打黑案中原重庆公安局副局长文强，有豪华别墅倒也罢了，居然还有经济适用房。陕西眉县的经适房都卖给了公务员，而深圳曝出公务员以 4000 元每平方米的超低价买房。公务员在短短 10 年中，成为最被艳羡，也最被唾骂的职业。 中国房产的热炒，与公务员的热考，源头是一样的政府的财政制度不公平：高税费打击实业，鼓励力投机；财政收入分配不公，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内部分配，使公务员成为特殊利益阶层。本次房产税难产的原因之
8、一，就是大量官员本身有多套住房，开征房产税将严重冲击其利益。更有趣的是，据报道，所谓的温州炒房团，其主要成员正是公务员。 在这个背景之下，加征房产税，难免被诟病为“狐狸分饼”了。如果开征房产税只是加重了富人的税负、打压了房价，这是不完善的，因为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富人多交税，是为了社会公平，不是给公务员福利。 在这个既有套路里，既难以解决底层所要求的社会公平问题，又不能解决富人的资产安全问题。要说明的是，房产税一旦开征，绝对是一项大额财政收入。从各国的税收立法实践看，很少有单独加税的改革，必然是加税和减税共同进行的一揽子计划。比如，加征房产税的同时削减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但是，这样的一揽子改革在中国是不现实的，因为贫富各个利益阶层都没有有效的诉求表达机制，可以形成对政府决策的压力。所以，我们应该力求改变这种政府主导的加税决策模式。但愿房产税的大辩论能够警醒一些国人。 编辑 魏恭 美编 黄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