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淫祀”.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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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渐行渐远的“淫祀”一、福州首山妙峰寺游神 二一五年六月十一日,农历四月廿五。这一天骄阳似火,气温达到三十八度。在庙内一同用过午餐之后,福州仓山首山村的游神队伍从魁峰胜境鱼贯而出。队伍里首先出现的是写有“首山魁峰胜境” “高盖山妙峰寺” “天仙府五位灵公”的一对大灯笼,其次是一对黄旗锣(前锣后旗挑在肩上) ,一面双人抬大鼓,鸣锣鼓开道作为前导。随后是“肃静回避” “禁止喧哗”执事牌两队,彩旗之后是竖式衔头旗一面,上书主神名号。这些模仿旧时官衙的仪仗并非全部,后面陆续还有手持钢叉、身穿古装的兵将一队;手持长竹板、身着红黑衣、戴大帽的皂班一队,都是昔日官府的标配人员,而今只能在各地的出巡场合中重现。

2、这是游神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件事。这些人平时可能是快递小哥,是大学生,是饭店老板,在这时候却只有一个统一的身份:神明的部属。 庙会场合少不了的是音乐,这场游神一共有五支相关的演出队伍,依次是军鼓、腰鼓、十番、高跷和京鼓吹,有传统的福州音乐,也有晚近的流行音乐。这些演出队日常被各种庙会及红白喜事雇请而生存下来,这是良好的民俗生态的表象之一。在鞭炮声中锣鼓破开迷雾,随后就是各种乐声由远及近,既有一枝花 上酒楼等经典榕腔曲牌,又有下里巴人最爱的 DJ 舞曲,初听时混乱不堪,其实细想却有章可循。有些鼓吹足以振神的声威,有些歌舞足以娱人的耳目。庙会的核心,还是离不开“人神共乐”这四个字。 游神的主角是神像,

3、首山村充分展现了福州神像繁多的风格,一共有九尊塔骨(一种竹骨的空心神像,套在人身上行走)和十一尊坐像一起出巡,还有可以顶在头上出巡的一对小塔骨(类似大型木偶) ,总计二十二尊。塔骨的设计初衷是让人充当脚力扛行,因其神格较低不可坐轿出巡,只能步行为主神前驱。首山村的塔骨分别是一对童子行态的孩儿弟、戴清代兵帽的保长公、一对黑白无常样貌的七爷八爷、一尊金面将军、戴乌纱帽的家将、巡按司、典事,而那对小塔骨是枷锁二将。这种设置不仅反映了官场的下属之繁,还对应着昔日的“部曲” ,足见福州民俗受官场浸染之深和传承有序。或吐长舌吊双眼,凶神恶煞;或长髯及胸,指挥若定,这些塔骨不仅身份上模仿官场,在形貌上也各个

4、不同,颇接地气,也难怪福州人总存着一种微妙的心态,认为巴结他们比巴结主神有时候还容易一些呢。 而那十一尊坐像,同样是尊卑有序,主次分明。首先是五帝下属的总管爷,然后是南天照天君所辖的周刑部,再后是五帝的良愿司,这些和之前那些塔骨一样,属于官吏阶层;而后是五帝之首张大帝的世子,东岳泰山康都统和照天君这两位不属于五帝系统但同样为首山村所信奉的神明轿子紧随其后;最末才是五帝,依张钟刘史赵倒序排列,青面獠牙、鼓面暴睛。主神张大帝,待遇最为尊隆,不仅有一面横向的衔头旗在前开路,京鼓吹班也是随轿而行的。每尊坐像身后都有掌扇和伞盖仪仗随驾,还有小锣开路。每尊神像前香烟缭绕,不时停下来让信众换香,插三支香进香

5、炉,同时把之前香炉里的香请三支回家,这就完成了香火的传承,这让游神不仅仅是路过家门,还将火种传到了千家万户。 游神的氛围很感染人,即便是在热辣的暑天,也有那样多的人顶着烈日、肩披着毛巾走了出来。漫长的队伍甚至一开始就把一辆公交车堵得动弹不得,沿途鞭炮震天,家家户户持香出迎。老人们边看边回忆往昔盛景,而小学生也在下午上学的路上停下来好奇地观看。这是首山村一年一度的嘉年华。然而这场游神也有一些遗憾之处:大多数原本应当扛行或用轿子抬行的神像,都采用推车前进,甚至原来一人可以顶完全程的小塔骨,今年也站上了推车。原本,塔骨的行进带有手臂的惯性摆动,对真人的模拟引人入胜;轿子由众人抬行,是一种虔诚之举,也

6、是一种同心戮力的象征,即便从感官上也更加好看,可如今除了张大帝和张世子,其他的坐像都在铁皮顶轿子里被推行,气氛真是寡淡了不少。 由于下午还要上班,加上察觉天色有异,笔者在跟了一小时左右后选择了冲破一挂挂接驾炮的拦截离开首山村。刚刚上首山路的时候,身后的锣鼓声也由远及近,紧接着是几声雷响,似乎有小冰雹砸了下来,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雨,我不禁为首山村的游神队伍担忧,因为他们刚刚走到大路上,往回避雨已经是来不及了。后来朋友给我发来照片,首山村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有铁皮遮盖的推车连同里面的神像扔在雨里,自顾不暇地躲雨去了。等到雨小了,他们冒雨完成了未竟的路程。 二、福州和五帝信仰 在福州,端午在

7、传统上不仅仅是吃粽子划龙舟,还是一个重要的祛除瘟疫的节庆雄黄酒、香包是用来祛除五毒的,甚至划龙舟也有研究者认为是越人传统的水上祭典。在福州,端午习俗别具特色,五帝信仰与“五”这个数字息息相关。 五帝是福州广泛信仰的地方神,又称为五灵公。世传为张、钟、刘、史、赵五书生,听到鬼卒往井里投毒谋杀一半福州人的阴谋,投井饮毒水示警,为民捐躯,感动上苍而成为瘟部尚书,掌东西南北中五瘟,其形貌或三眼或鸟嘴或青面獠牙,呈五种脸色,间或有象征中毒的金斑,可谓凶神恶煞,是故福州俗话有“五帝面”一词形容人面貌凶狠。 五帝具有非常显著的驱瘟神职属性,镇五方,掌五瘟,抑五毒,白龙庵的龙舟头下方还有一印章写“五疫五德灵公

8、” ,而端午是重五,又是疾疫大兴之时,五帝自然受到尤其的重视和尊崇。到五月,各地龙舟纷纷下水,在龙舟头边上插上一支香,燃放鞭炮,写有主神名号的龙舟就集中向光明港等地划行准备参赛,像汤涧这样的宫庙,会请出五帝神像到内河边观看自己的龙舟出航。一些宫庙如复初庵会煮午时茶给香客赠饮祛病。还有一些地方会在五月前后举行五帝出巡。上文提到的首山村便是一例。 首山村的头号名胜,是村南高盖山上的妙峰寺。妙峰寺肇基于北宋建隆元年,初名高盖院,后世屡有兴废,在这一过程中融入了五帝信仰成为神佛合祀的寺庙,而首山村魁峰胜境的五帝就是从妙峰寺分香而来。历史开了个小玩笑,在“文革”之后复建的妙峰寺中五帝信仰已完全让位于佛教

9、,然而首山游神时的旗帜却仍然大书“高盖山妙峰寺天仙府五位灵公”的衔头,同一寺名下就有了佛教和民间信仰两大派。首山村游神前,也要依例到山上的妙峰寺请香炉到村中庙内。 三、比暴雨更无奈的现实 这绝对不是笔者近年来旁观过的最精彩或者最有氛围的游神,但这是最引我深思的一场游神。首山村位于福州南台岛高盖山北麓,附近沿首山路有江夏学院、福建警察学院、福建船政交通技术学院、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等众多院校,再往上则是因福建师范大学而兴的“学生街” 。这是福州较早形成的一个大学城,得天独厚的首山村就成了租房旺地,村民靠收房租赚得大发,也不那么热衷于种地了。据二一二年的统计,首山村常住人口一千五百余人,而外来人口却达

10、到了三千六百多人(实际远不止此) ;村集体收入二百八十五万元,主要来源是房屋、店面出租。这样的城中村,不仅在福州比比皆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司空见惯的。它们本身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有限,所以必然导致本村人口外流、外来人口栖身其间,以本村视角来看,老人和小孩留守,中青年外出的“空巢”现象已成现实。事实上,倘若不是首山村已经靠近高盖山,道路到了这里成了断头路,以及高盖山另一侧的军用义序机场有限高要求,它大概早已淹没在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的浩浩洪流之中了。 考虑到这样的先决条件,似乎找不到理由来苛责首山村民的选择。设身处地想,暴雨来袭时,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有取舍,选择把有铁皮顶的推车留在外面而保护无遮挡

11、的轿子,是不得已之下的应然。至于推车一事,简单算一笔账:一尊神像若推车只需要两人便可完成;而如果抬轿则需要四至八人(还没算上换班的) ,一人抱香炉,一人打锣,掌扇伞盖各一人,还要一人携带两条板凳以便停轿休息,每轿需用至少十人。塔骨若是扛行,则需要三人左右换班为宜,香炉和锣也需专人。对于神像较少或者人丁兴旺的村落,这并不会成为负担,然而像首山这样神多人少加上年轻人外流的村,在上班时间找出几百名适龄男丁实在是勉为其难。当然,可以采用其他的方法,如雇用工人,或是少出几尊神像,这也各有弊端。首先雇工人金钱开销较多,其次按照一般的传统,至少主神必须是本村子弟来抬,这是应有的义务。其次是少几尊神像出门不符

12、合古来习惯,首山的村民不愿这样做,所以,他们宁愿花钱去特制推车来完成这个任务。 和暴雨一样令人无法逃避、只能忍痛割爱的是当前城市化进程造成的传统衰落。倘若福建人对传统不是那样执着,现在此类活动恐怕像全国许多地方一样,被现代化所冲击,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消逝,仅能从文献中管中窥豹。 四、淫祀与“明末大瘟疫” 在历史上,五帝信仰曾经遭受过更为强烈的冲击,却并没有倒下。 在士大夫视角为主的笔记和地方志中,福州民间信仰,及其盛大的祭祀仪典不啻为屡禁不止的“淫祀” 。所谓淫祀就是不合朝廷祀典的祭祀,像关帝、妈祖等早已被列入朝廷祀典,屡有敕封,士大夫对此自然不敢有贰话,而对于没有列入祀典者,就可以从腹诽直接迈

13、进下一个步骤。有趣的是,这些“黑材料”在数百年之后,竟然成了民间信仰溯源的宝贵资料。因为,笔杆子是握在读书人手上的。 士大夫抨击“淫祀” ,有多方面的理由。像万历年间福州著名文人谢肇?J 在五杂俎里的表达就很简单明快知识分子在智识上有优越感:“闽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香火奉事于庭,惴惴然朝夕拜礼许赛不已,一切医药付之罔闻,不知此病原郁热所致,投以通圣散开辟门户,使阳气发泄,自不传染。而谨闭中门,香烟灯烛,?q 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纸糊船送之水际,此船每以夜出,居人皆闭户避之。余在乡间夜行,遇之则径行不顾;友人醉者至,随而歌舞之,然亦卒无恙也。 ” 谢

14、指出的信巫不信医,确是南方地区古来积弊,然而在现代传染病学肇基之前,不论东西方,对于传染病的病原都一无所知,谢说的通圣散,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面对瘟疫,普通百姓只能继续以“纸船明烛照天烧”的方式进行送瘟仪式,并对各种各样的神明祈禳以求自保。 这其中五帝以其显著的驱瘟属性受到民众的高度青睐,但因为其没有列入官方祀典就“僭号”为帝,却身份成疑一直以来,有人认为五帝是水猴、水鸟、蛤蚌、鲈鱼、水蛙五怪所化(如闽都别记就是采用这种说法) ,或即著名的五通,因而历史上常被列为“淫祀”即不合礼法的祭典,受到诸种打压,但在民间,五帝信仰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但普通群众才不管那么多。在福

15、州科举昌隆的同时,明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五帝庙被建起,而送瘟也愈演愈烈,在崇祯年间那场席卷全国的大瘟疫中,福州自然不会甘居人后,以“全城若狂”的精神开启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送瘟大行动。 清初笔记榕城纪闻记载:“崇祯十五年壬午二月,福州疫起,乡例祈禳土神,有名为五帝者,于是各社居民鸠集金钱,设醮大傩。初以迎请排宴,渐而至于设立衙署,置胥役,收投词状,批驳文书,一如官府。而五帝所居,早晚两堂,一日具三膳,更衣晏寝,皆仿生人礼。各社土神参谒有期。一出则仪仗车舆,印绶笺简,彼此参拜。有中军递帖到门、走轿之异。更有一种屠沽及游手之徒,或装扮鬼脸,或充当皂隶,沿街迎赛,互相夸耀。继作绸绉彩舟,极其精致,器用杂物

16、无所不备,兴工出水,皆择吉辰,如造舟焉。出水名曰出海 ,以五帝逐疫出海而去也。是日,杀羊宰猪,向舟而祭。百十为群,鸣锣伐鼓,锣数十面,鼓亦如之,与执事者或摇旗,或扶舟,喊呐喧阗,震心动魄,当其先也。或又设一傩,纸糊五帝及部曲,乘以驿骑,旋绕都市四围。执香随从者以数千计,皆屏息于烈日中,谓之请相 。及舟行之际,则疾趋恐后,蒸汗如雨,颠踬不测,亦所甘心。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巡抚张公严禁始止。 ” 然而糜费大量金钱的送瘟活动治不好传染病,也扭转不了李自成起义军因大瘟疫而兴最终断送明朝江山,更改变不了清初的饥荒造成人口锐减。顺治四年福州暴雨成

17、灾,造成了大饥荒,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场面,相关的记载也出现在上述的榕城纪闻中。 五、屡禁不止的“顽固淫祀” 官员们禁止五帝信仰不仅仅是基于前述的士大夫立场,也不仅仅是打击消耗无厌、神棍借迷信敛财惑众的陋俗,还有一点是,深受官场文化熏陶的福州百姓把五帝等诸神的仪仗等物做得比地方官员的还要像样,甚至迎面相遇而不避让,对着官轿鸣锣喝道,这已经是挟淫祀而抑官威了。据福州府志载:“国朝康熙三十九年,知府迟惟城毁五帝庙,撤其材以葺学宫,民再祀者罪之。 ”结果又怎样呢?“乃迟卒未逾时,而庙貌巍然,且增至十有余处,视昔尤盛。 ” 民间传说中,清代的五帝庙曾遭到多次禁毁,结果人民群众用若干种奇妙的方式将五帝庙改

18、头换面,从而逃过一劫。其一是改为武圣庙并奉祀关帝于其中,并编造“刘关张三帝,张帝(五帝之一)居中”的说法,以官方祀典作为幌子。其二是将五帝庙同时供奉观音(所谓“拆五帝庙,起观音亭” )并改庙名为庵或寺,用佛教来作掩护;或将五帝作为佛寺的护法伽蓝供奉起来首山妙峰寺就是这种情况,故而福州对部分神有“神头佛尾”一说,其中就包括五帝。就以这样的手段,众多五帝庙并没有在禁毁的浪潮中被波及,禁令日弛,盛大的游神祭典和出海仪式又继续进行,虽然和明代的风俗已有不同,纸糊的五帝及部曲已经改为我们在首山所见的“塔骨” ,而一日具三膳也改为沿途设宴。这种疯狂的场面引起了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in Dool

19、ittle)的兴趣,在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里有详细的描述,其观察之入微,甚于本地士大夫远矣。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 “文化大革命”让中国民间传统遭到了巨大的打击,神像被毁,寺庙被改作他用,五帝庙也在劫难逃。但春风再起时,民间信仰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将旧有的仪式恢复如初。八家将继续为五帝出巡开道,市区依然举行着出海仪式,五帝宫庙甚至乩堂(附体降神场所)都推陈出新,在熟悉历史文献的人看来,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昔日回响。但看过首山村的游神,我们就知道,这种传统的维系,在今天遇到了怎样的困难。 缺乏大瘟疫时期生命受到威胁时候的驱动力,又缺乏农耕时代合族聚居的前提条件,现在的乡村祭典已经

20、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大量的宫庙不再出巡,而出巡的时候民众自发的祀宴也逐年减少。更有甚者,如果整个古村被拆迁,村民住上高楼,那么和以前一样举行走街串巷、抬轿进老宅“吃宴”的游神就可能完全没了。若是拆迁后异地安置,恐怕连回到原来的庙去看看都成了问题。 六、科技抗瘟和“保平安”心理 当下有一种类似古代士大夫的观点,经过了巴斯德、科赫、弗莱明、屠呦呦等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在全球医学界的共同奋斗下,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这样的烈性传染病,对其他传染病也有了行之有效的防治和研究手段,对抗瘟魔的战役必然以人类一方取胜告终。因此,既然知道传统仪式对瘟疫起不到直接的抵抗作用,甚至是加速传播的途径据疾病史的区域研究以近代福建鼠疫为例载:“一九三五年政和县发生鼠疫, 一般迷信家求假神、问仙佛、做道场、建清醮,迎瘟灾,无不尽迷信之能事 ,常布乡有百余家人,鼠疫起时,迷信佛事者自亦忙于道场之建设,然道场未毕而首事人已死过半矣 。一九四一年泉州鼠疫猖獗,民众在鼠疫面前束手无策,只好乞求神灵,演戏酬神之类活动在各疫区盛极一时,由于疫区的交通并没有断绝,反而因演戏之故倒反吸引着许多人向那里流去 ,这不啻为鼠疫传播增加了新渠道。 ”因此,在医学昌明的现在,传统以驱瘟为内核的祭典可以悉数摒弃。 然而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的现实是,当问及举行游神等仪式的目的时,大多数参与者的回答并非是“时疫大兴,禳灾驱疫” ,而是更偏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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