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康晓光：我自独行“无欲则刚”不准确，无欲，则无所谓刚与不刚，只有在更大欲望、更高理想的牵引和支撑下，才会对俗名俗利不屑一顾，才有勇气蔑视本该被蔑视的一切，才可谓之曰“刚” 。康晓光说，他愿做孤家寡人 康晓光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命运” 。对于今日之中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如何从现实过渡到理想，他自有一套理论，且坚定不移。然而，那些在他看来实事求是的论述却一直受到主流话语的排斥。康晓光忧愤多于无奈， “你要如实讲，双方都不满意，两伙人上来群殴一顿，打得鼻青脸肿。 ” 他研究的领域是“政治发展” “儒家文化复兴”和“国家与社会关系”。十五年前，他撰万言长文主张立儒教为“国教” ，此后多有相关著述，描
2、绘出一整套路径，试图将当今“精英联盟”之中国引向“儒家宪政” 。这套学说远离主流，康晓光也陷自己于被“夹击”的境地马列主义者恨他揭短，视其为异己分子；自由派怨他为体制辩护，觉得他并非同路人。 康晓光没有站队的欲望，在中国人民大学做教授，我行我素。 社会组织倒很欢迎他。书斋与讲堂之外，康晓光介入第三部门，参与社会实务工作。除了任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还是多家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但他不是个习惯鼓掌捧场的人。 “我反对” 六年前，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冯仑台上演讲，康晓光台下火冒三丈。 此前一个月，巴菲特、比尔?盖茨来华举办晚宴，中国众富豪应邀赴席。虽
3、然这场开始前就被坊间戏称为“鸿门宴”的“劝捐晚宴”终被定义为“慈善交流晚宴” ，但关于“裸捐”的讨论并未就此终止。 冯仑发言谈及于此，认为诱导所有企业家“裸捐”可能伤害民间财富创造的动力，若企业家将财富“裸捐”给政府支配，更无异于 1956 年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 。 康晓光越听越火， “公益界没骨气，那个场合没人说话，全在那儿一脸媚笑，等着要几个小钱，鼓掌，喊好，成什么东西了？你有几个臭钱算老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花你一分钱。 ” 他怒而上台，把发言稿扔到一边，张口便点名批评冯仑“混淆概念” 。他觉得，今时今日中国企业家自愿“裸捐”做公益，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混为
4、一谈。 “你可以当妓女，但你反对别人当良家妇女，你这妓女也太嚣张了。他这个类比也不恰当，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企业是被胁迫的，今天政府态度都没表，谁用暴力胁迫你了？” 万通基金会是此次论坛的主办方之一，邀请康晓光做主题报告还是冯仑的主张，康晓光做客却砸了场子。 “以前我们都不错的， （冯仑）以后见了我再也不说话了。 ” 曾任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主管的李玉生回忆，康晓光提反对意见从来都“一针见血，不留情面” 。 康晓光与徐永光至今已有 30 年交情，2007 年，徐永光创立南都公益基金会并任理事长，康晓光任理事。 “新公民计划”是南都基金会尝试的首个项目，徐永光主张办公益学校，运作成本由社会捐助、政
5、府补贴、家庭支付三方共同组成。他对项目寄予厚望，信心满满。但项目开展并不顺利，南都基金会的定位是资助型非公募基金会，项目启动后，却不得不超预期提供资金支持，还要介入学校理事会干预日常工作，已被越拖越深。 “我是反对（这一项目）的，理事会吵架就吵了一年半。 ”康晓光说。李玉生告诉中国慈善家 ，会上康晓光、徐永光以及时任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程玉等人观点不一，争论非常激烈。 “当时徐永光下不来台，包括程玉，更别说新公民计划的那些总干事。场面有些尴尬。 ” 理事会最终肯定“新公民计划”的价值，同时，决议逐步压缩项目。李玉生说， “康晓光这样的学者，作为第三方专家力量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提出他独到的判断，
6、扮演了理事会特别需要的角色。 ” 发现隐秘变革 上世纪 90 年代初，康晓光做中国反贫困研究时，下乡考察遇一家贫困农户，随手掏出几百块钱给农户的孩子，被陪同的当地干部说成“希望工程” 。 “当时希望工程的话语霸权非常强，只要你做的事跟助教有关，就会被称为希望工程。 ” 1996 年，中国青基会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为其项目做评估，康晓光作为评估工作主要负责人，开始近距离接触中国青基会，就此发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隐秘的权力转移。 对于社会统治与管理，社会问题并不会自动呈现，而是由权力来定义的。某一客观问题能否被发现、提出，如何描述并形成广泛认识，对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完善至关重要。这种将客观问题“问
7、题化”的机制隐蔽而深刻，在中国，这一权力此前只为政府独掌。 康晓光常年进行反贫困研究，深知“问题化”机制的分量， “让哪个问题进入媒体，进入公共政策，进入国家财政，这是有说道的。往往最严重的问题被掩盖，甚至被扭曲。 ” 他举例，农民进城务工潮使得农村社区中青年大量流失，不仅乡村遭到重创，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进入城市，也并未从“人”的角度被社会给予应有的关照。在最初，一系列由此衍生的严重社会问题未能进入主流话语。 “十年前一面倒，说他们摆脱了土地束缚，收入增加，农村致富了，讲这些。真正的社会问题，城市精英装看不见，媒体装没这事，政府从来不提，这些人自己更没能力提出来。 ” 透过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
8、康晓光看到了一种未来的全新机制在政府与国有企业单位之外，另一类机构可以自己定义社会问题，并动员全民力量加以解决。客观上，这类机构掌握了“问题化”的权力。 “在我心里，根本没把中国青基会看成一家公益机构，它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的组成部分，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整个社会管理和统治结构影响非常深远。 ” 这一发现让康晓光深受触动，自此，他展开对第三部门的相关研究，并深度参与，在多家社会组织中担任理事等职务的同时，还以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为主要平台，为公益界提供指导和咨询，持续输送大量理论与学术研究成果。他相信，第三部门将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2003 年，康晓光尝试用政
9、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的城市贫困和反贫困问题，9 月底，所有分项研究报告全部完成，只待撰写总报告，但一场惨案的发生，使他无法继续如常工作和生活。那一年，他在书中将所有活着的中国人告上人性法庭。 无人幸免于罪 “除了钱什么也不认，一群狼的社会，当时我对这个大的社会氛围特别不满。在这件事当中，都在批评警察，对整个舆论我也不满。 ”康晓光又点燃一根烟， “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2003 年 6 月 4 日，成都女子李桂芳因涉毒被警方抓获，并被强制戒毒，3 岁女儿李思怡无人陪伴，被独锁家中。李桂芳曾多次哀求先回家中安顿女儿，再接受强制戒毒，被办案人员拒绝。17 天后，人们在她家卧室门
10、后发现李思怡高度腐烂、爬满蛆虫的幼小尸体，卧室门上一块油漆剥落，残留着数条血痕。没有邻居声称听到过她的叫喊声，直到她的尸体被发现，人们再也无法对这个幼小亡灵的哀嚎和控诉充耳不闻。 那一年，康晓光的女儿也 3 岁。他眼泪流了无数，久久难以释怀。李思怡家那扇将人性隔绝的门的外面是谁？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康晓光说，他从未感受过这样的耻辱和罪恶深重。每天出门前，他照常和女儿吻别时会想起李思怡；坐在办工桌前，看到墙上女儿的照片时会想起李思怡。每每念及于此，心如刀绞，泪涌不止。他说，不做点什么，他无法面对自己孩子和自己的良心，他将永无宁日。 全社会都在谴责涉事办案人员玩忽职守，康晓光觉得不
11、能只停留在这一表层。他问自己，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灾难，李思怡是否就能好好地活下去？那个没有亲友关照，没有固定收入，没有低保，电力公司拒绝供电，从未获得政府部门、社区、妇联、共青团、福利院等等有责任提供帮助的机构施以援手的环境里，李思怡是否能活下来？ “相应的法律、机构、财政拨款和工作人员这一切都有，为什么需要的时候全没了？光说制度建设，有制度建设就足够么？公益慈善界没有人讲这些问题，我要把这些问题呈现给大家，分析明白，否则悲剧就白白发生了。 ” 他停下手中所有工作，动身前往成都，做了多日实地调查，在重重阻碍中走访了社区家委会、派出所、街道办事处，也走访了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
12、院、媒体，并将调查结果写作成书，名为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 。书中，他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以此个案，探究反贫困领域中的制度失灵以及背后的深层问题，尝试提出解决方案。 写作时，他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让情绪干扰学术判断，作为研究者，需要客观冷静，需要科学分析，得出逻辑严谨的结论。但他不得不向读者坦陈， “这本书是在强烈的冲动中完成的。 ” 康晓光告诉中国慈善家 ， “落笔时已经没有多少眼泪了， ”他将半只烟摁熄在烟缸里， “只有愤怒！恨所有人，恨他妈的所有人。 ”他向后仰在沙发上， “唉！”地一声沉重长叹，听上去像某种力不从心的悲鸣，也像是熬过劫难心力俱疲的如释重负。 “康夫子” 女儿出生，完
13、整了康晓光的家庭角色，他才真切体会到何谓“仁爱” 。“儒家的理论从家庭出发，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最内核的是家庭中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它讲人灵魂性的概念是仁 ，是种最纯、最原始、最生动、最强烈的爱。对父母的爱，对爱人的爱，这两种感情，跟你对孩子的爱相比差远了，是几倍几倍的差。 ” 而李思怡的死，让康晓光第一次发自灵魂地将“仁爱”之心“推己及人” 。他说，撰写起诉时，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仁者” 。 康晓光找了十几家出版社，没一家愿意出版。他决定破例妥协，答应可以对内容进行调整，但他一位出版社社长朋友说，改都没法改，整个味道不对。此情此景，正如康晓光赴成都调查时的所见所闻，处于高压中，人人为求自保，对他
14、避之不及。体制内很好的朋友，不敢开车送他， “你自己打个车吧。 ”所有人都活在心安理得的麻木冷漠中。康晓光理解他们的处境，但仍不免对这乖谬荒诞的社会心生愤怒。 最终， 起诉一书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康晓光在网上发布消息，免费送。他先后自费印了两批，送了近 8000 本，他的几个学生天天往邮局跑。 于建嵘称康晓光为“康夫子” ，他对中国慈善家说， “（对体制）我批评多一点，他建设性多一点，他会提一些他现实性的想法，讲他自己的一套理论。 ”二人曾共赴一场关于信访制度的会议，会上观点产生分歧。于建嵘回忆， “他（康晓光）主张仁政 ，认为信访（制度）要强大。我则认为，一旦强化了信访（制度） ，这个国家
15、法制无法真正（完善）起来。 ” 会上争论兴致未尽，二人又拉上朋友几人觅得一家山庄继续话题，终将争论升级为“怒而拍案，大吵一番，兄弟红脸” 。 “观点之争不伤私交” ，于建嵘觉得康晓光是个很好的朋友， “他很有思想，也有情怀，看到苦难的人会心里难过，会流泪。看到一些问题，会愤然而起。 ” 康晓光认为自己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在他的观念中，儒家“君子”与“士”的价值取向更值得追求。他佩服康有为执着信念不废不移，也崇敬梁漱溟的学养深厚大智大勇， “那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他痛心中国读书人文脉已断， “这个时代，那些乡愿，德之贼，整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蝇头小利的人，都在为稻粱谋 ，都活得很好。 ” 他告诉学生， “最起码，你们别学我吧，口无遮拦、快意恩仇，将来会很惨。 ”但他也说， “只有有所传承的民族才能有自己的未来。想通过割断历史来成就未来的辉煌，那他妈古往今来就没有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