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羽生：左倾文人煮史论剑在人们快把他遗忘时，他别无选择地选择了死亡。2009 年 1 月 22 日，85 岁的梁羽生在澳洲悉尼仙逝。他中风后寄居的一家华人养老院内，床头放着一本几乎翻烂的唐诗选注 ，还有圣经 。晚年成为西方舶来基督教信徒的梁羽生，恰是中国传统文学最热衷的爱好者。 而想起梁羽生，在脑海中首先映现的，仍是从尘封阅读体验中跃出的他笔下的武侠江湖。那 35 部小说负载了他一生的名声并几乎掩盖了那个曾经闲散的左倾文人的其他林林总总。 他是所谓“新派武侠小说”开风气之先者，不过这种“章回小说的脱胎换骨” （梁羽生语） ，在现在看已是旧派头十足了。刀光剑影中，亦隐隐约约藏匿着这个历史学票友用
2、唯物史观诠释封建社会的用心。 “左倾、迷茫、反思，大概是理想主义者的三部曲，至于每一个曲的时间长短，那就要看每个人的遭遇和悟性如何了。 ”梁羽生在回忆老师金应熙的文章中说，金应熙在说了许多当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后，向他慨叹“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并进一步说“一个人总是要有理想的，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是金应熙的反思。 梁羽生也有自己的反思，他晚年的言辞间也“左派”长、 “左报”短，似乎已与那个曾在“左报”工作本名陈文统的“左派”文人保持了距离。“唯物史观”终被打破，信入了超验的基督宗教，但自年少时日夜熏习而形成的史观，已入骨髓，在他晚年偶或的笔耕与演讲中流露，并伴他在悉尼市北区麦考里
3、公园的公墓下长眠。 翻开梁氏武侠小说，内忧外患中侠士美人的义薄云天是表面的热闹，大历史兴衰背后潜行着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线。 试图以新的观点来解释历史 梁羽生所做的第一部小说名为龙虎斗京华 ，以 19 世纪未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做背景。 1954 年 1 月发生在香港的太极派和白鹤派掌门人打擂台比武事件，轰动一时，也给了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以灵感。在他的要求下当时在香港大公报任社评委员兼新晚报副刊编辑的陈文统，从此开始在新晚报上以梁羽生为笔名连载武侠小说，一写就是 30 年。 龙虎斗京华是梁羽生的第一部作品，他构思了 5 天，决定将义和团事件引入叙事。40 余年后，他回忆说：“但这样新的题材，读者
4、会接受么？报馆有的同事都曾为我担惊你写义和团，不怕吓走读者？你的新 ，在别人心目中可能是当作洪水猛兽呢？我则以一贯的书生气作答：题材本无左右之分，问题只在于你怎样写。你觉得对，你就写启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话是这样说，读者能否接受，我亦殊无把握。想得到的只是从三十年代说到五十年代的一个文艺理论旧瓶装新酒。 ” 在形式上，梁羽生采用旧式章回小说写法，用回目，讲对仗，求典雅，且多用诗词做开篇。把他熟背唐诗宋词元曲所积淀的文学才华用上了。这一点他做得较另一位“大侠”金庸要得心应手。文本和体例是梁羽生所谓的旧瓶，那新酒是什么呢？用梁羽生 2005 年在另一次演讲中概括“新派武侠小说”特点时用的原话，
5、是“有比较清晰的历史背景，有较新（视野较为宏阔）的历史观” 。用他 1988 年的话则为， 龙虎斗京华“触及的是真实的历史 ，我是试图以新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 。 龙虎斗京华透过义和团事件和虚构的江湖侠义故事，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一个左翼文人对半个世纪前风云变幻历史的理解。多年以后，他在香港浸会大学演讲时说：“它（义和团运动）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廷的腐败逼出来的，此一动乱 ，固然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但其表现方式则为盲动（不分青红皂白的极端排外）与愚昧（乱七八糟的迷信） 。义和团内部亦分成三派，内斗甚烈。较有理性者大都属于并不拉帮结派这一类独行侠 ，为数少之又少。小说女主角柳梦蝶的父亲和情郎就
6、都是被以慈禧为靠山的保清派害死的。我要写的是历史的悲剧，在那种混乱的局势中，纵有真知灼见的英雄，亦只能是枉抛心力而已。 ” 但在 1988 年，他也撰文反思说：“现在看来，这部小说是有偏颇的，虽然我也谈到了义和团的缺点，但是受到当时大陆史论的影响，毕竟是正面的评价较多后来我多读了一些义和团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处了。 ”甚至于在他所谓的自我突破的分界线1958 年，所谓的“打破定型”也与“史观”无关。 左倾成风年代生长的“文青” 比较能反映梁羽生早年武侠史观的文章，是他在 1965 年写的中国武侠小说略谈 。在对既往武侠小说的品评上，间或发抒自己论断，从中可见他意识中“封建统治具有原罪”和造
7、反（所谓“官逼民反”的起义）有理”等思想。如他评唐代虬髯客传说：“红拂作为一个女奴，而敢鄙视权倾朝野的杨素，认为杨素是尸居余气，不足畏也 ，而且毫无愿忌地走出相府（杨素官位司空 ，相当于宰相） ，选择自己的自由幸福。这反映了反封建束缚的要求，是虬髯客传进步的一面。但虬髯客传在思想上也有极大的缺点，那就是认为真命天子是不可抗的正统观点。 ” 又如，他评唐红线传说：“小说的主角是个婢女，以奴隶作为小说的主角，在封建社会中确是大胆之作，但写红线是为了对薛嵩感恩图报 ，才去取金盒，弭战祸，尽管这符合于当时百姓厌恶军阀混战，要求和平的愿望，但把一个女侠变成了军阀的工具，这却未免大大减弱了作品的价值，也损
8、害了作者所要着意描写的女侠的精神面貌。另外，小说中的佛道迷信思想，如说红线前生本为男子，因犯过错，而陷为女子 ，现在为百姓立了这场功德，就可以还其本形 ，重为男子等等，这也是小说中的糟粕。 ” 原来，女侠是不需“感恩图报”的，另一阶级的“军阀”看来只配被批斗？而佛道思想对社会教化的助益，缘何被意识形态遮蔽视而不见？梁羽生晚年转化为基督徒，即是对早年的“迷信糟粕”说的一种反讽。梁羽生本人在 1998 年也公开承认，自己的这篇文章论点颇受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影响，现在看来，是不够成熟的。 回溯梁羽生思想的来路，和他成长期的社会思潮有关。用梁羽生的话说：“我们那个年代（三四十年代） ，正是左倾成风
9、的年代在当年，进步的意义就是左 。 ”就好像， “政治正确”也有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轮转。而早年在梁羽生左倾思想形成上影响他的，首先是抗战时期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 ，还有他在岭南大学的老师金应熙及校内一班“进步青年” 。 1948 年，梁羽生担任岭南周报总编辑。在上任之初，他就从当时的流行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得来“灵感” ，在副刊上用冯显华笔名写了一首题为迎春颂的新诗，其中有段写着“不待燕子南归带来了一天春色/不待塞外驼铃报告冰雪的消失/从千万人的面上/（这些自由了的奴隶的笑啊！）/刻画着春天的脚步。 ”他事后承认， “一切纯属想象” ，这是一个左翼文青对时局的想象。 后来梁羽生辞掉了
10、总编辑一职，他自己的解释是：“周报 左转 ，当然难免受到政治上的压九而我又恰好是个最不懂得应付政治的人。”不过，后来在同样“左转”的大公报系统当社评委员和副刊编辑，他却没有离职。当年大公报曾在副刊刊载三位同写武侠小说者梁羽生，陈凡（白剑堂主）和金庸的专栏“三剑堂随笔”三人要算陈凡最左， “文革”时以毛泽东的“大刀卫士”自居，也常在媒体上笔伐口诛慷慨激昂，而金庸则是最右的，早早离开大公报系统创办了明报 ，梁羽生应是介乎两人之间者， 梁羽生多次强调“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思想，他从“道德”维度来理解所谓的侠，笔下的人物在这一点上比金庸要正派；同时，梁羽生精诗词，通棋艺。表面上看他似既有“文以载道”之理想又有对传统文艺的深入把握，但其所擅长者皆属“技”的层面，从传统“道”的层面看其武侠作品可能还不免于“诲盗诲淫”的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