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汉译简述摘 要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的汉译以 1920 年吴献书译柏拉图之理想国出版为开端，经历 20 世纪 20-30 年代初期“柏拉图对话集”式的翻译，至 1944 年陈康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译注而达致最高峰。这些译本不但在对话翻译方面有开辟之功，而且于今人对柏拉图思想的理解和研究仍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本文以公开发表或出版的对话全译文为中心，对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翻译的基本状况作一梳理，期于今日翻译及研究者有所助益。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陈康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2-0069-07 在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无疑是影响最
2、为深远的思想家之一。因此，理解柏拉图对于人们深入认知和全面把握西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阅读和翻译柏拉图传世的数十篇对话理所当然成为后人理解这位古希腊思想家的起点。柏拉图对话的汉译事业起始于民国时期，在学人们的努力之下，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其后的翻译和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系统地梳理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成果，总结其经验教训，不但具有学术史的意义，且可令译者“更集中、更深入反思前辈们所指明的门径”而对翻译工作有所助益。1 一、从“共和国”到“理想国” 柏拉图事迹见于中文可追溯至明代，但国人对柏拉图对话有所认识则始于清末。1857 年 11 月，英人伟烈亚力等主办的六合丛谈第一卷第十一号刊载传
3、教士艾约瑟所著百拉多传一文，不但提到柏拉图有“遗书”十五种，并且简介了其中七种的名称和主题。这是中文世界中首个对柏拉图对话的介绍。此后，随着西学书籍的不断译介，国人对柏拉图对话的了解亦随之加深。至迟 1905 年前后，其全部 35 篇对话之名已尽为国人所知晓。与此同时，在一些对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的介绍文章中，某些对话的片断也被翻译为中文。不过，此类译文基本上不注明出处，而且也没有任何一篇对话的全译本问世。 1920 年 1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柏拉图之理想国上下两册，始改变此种状况。这是柏拉图单篇对话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由时任教于东吴大学英语系的吴献书据著名的乔维特（Jowett）英译本翻译。
4、本文所涉及柏拉图对话译文，可参见文末“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汉译表” 。关于柏拉图之理想国所据底本， 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 作“Oxford Classical Text of Plato 中之 Republic”（p.174） ，疑误。Oxford Classical Text，通译“牛津古典丛书” ，系古希腊文、拉丁文校勘本。其柏拉图部分由伯奈特（Burnet）编校，即著名的伯奈特本。其中不含任何现代西语译文，而目前所见资料均未声言吴献书掌握古希腊语并达到翻译水平。根据其部分译文的对勘，笔者认为吴献书所据者应为当时在欧美和中国都比较流行的乔维特译本。另， 民国时期总书目称该译本“书前
5、有序” ，但笔者查阅总书目所著录 1920 年 5 月再版本及此后各版，均未见有序，不知总书目何据。其文言译文古朴典雅，译意精到，颇受好评。2在翻译同时，吴献书还对原文作了一些改动：如在每卷（吴氏译作“章” ）卷首增加标题，以若干关键词简要注明各卷对话内容；对原文引述的古希腊神话，特别是引用的古希腊戏剧，作了一定的删改和简写；最重要的改变，则在于将原文以苏格拉底为第一人称的叙述形式，改成剧本式的对话形式，或以柏拉图在此篇对话中的提法，由“纯粹的叙述”变为“模仿性叙述” （吴氏译作“简单之叙事”和“模仿之叙事” ）这种改变并不始于吴献书。沧海 1918 年发表于太平洋第 2 卷第 4 号的国家篇
6、节译文即已如此变动。此后何子恒为“醒眉目” ，在翻译吕西斯篇时作了同样的改动，与景昌极、郭斌?译本以小字注“某某语”的目的相同。最后这一变动无疑使相互混杂，不易分别的原文变得更为清晰，颇便于读者，因而又为郭斌?、张竹明于 1986 年的白话译本及其后不少译本所沿用。 国家篇是柏拉图最重要的对话之一，也被近代国人视作柏拉图思想最主要的代表作，因而吴献书译本问世之后大受欢迎。该书当年 5月即行再版，至 1926 年已刊行第 4 版；1929 年又收入“万有文库”第一集，分为五册，前后刊行两版；1957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又予以重印，合订一册；而台湾也于 1966 年及其后多次重版。其影响之大，流传
7、之广，在中国近代西方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史上实不多见。虽则由于白话译本的问世，其影响力迅速减弱，但实际上，这一译本仍存在着对今日人们翻译和理解柏拉图对话产生深刻影响的地方。那就是书名“理想国” 。 国家篇是柏拉图对话中为数不多的以非人名命名的对话。其古希腊语原文 含义丰富，大体不出政治生活、政制、国家之义；其用于此篇对话篇名，一般以为可训作“城邦体制” 。3其后罗马人以拉丁字母转写作 Res publica，意义并无变化；至英文作 The Republic，系据拉丁拼法改写，以词源论亦无可厚非。近代以来，国人翻译此篇名皆据英文，或音译作“赖保利克” ，或取 Republic 的近代译名，意译作“共
8、和篇” 、 “共和国” ，而以意译流传较广。以“共和”译英文 republic 实源于日本。日语“共和”一词实已遵从英文词的近代用法，专指特定的政治制度，不仅与古希腊文原意相异，同柏拉图此篇对话的主旨更是相左。 1907 年 6 月，王国维于教育世界151 号发表霍恩氏之美育说一文，其中“柏拉图之审美教育说”节中有“柏拉图于理想的国家 ”一语。4此“理想的国家”实系英文 the ideal state 的翻译，与 The Republic 无关。事实上，在这一时期， “理想国”一名在日本已取代原先的“共和国”而成为国家篇的标准日译名。5但这一译名似在国内尚无推广。只是到 1920 年吴献书柏拉
9、图之理想国译本出版， “理想国”之名才得以确立。 吴献书何以采用“理想国”这一译名？其是否曾受日本人译法启发？由于直接材料缺乏，本文无法给出确切的解答。值得注意的是，以“理想” 、 “理想国家”解说国家篇中的政治思想的做法，在此前国人相关的介绍文章中并不罕见，甚至直誉柏拉图作“万世大胆理想之泰斗”6。此处所谓“理想” ，并非指与实际行动相对的空想，而是被视作行动的目的（此时对柏拉图“理想”的描述多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所谓“理想国家” ，也不是虚幻的“乌托邦” ，而带有“根据理论或凭理性阐述或创建的国家”之意。7查吴献书译文， “理想”一词也常被用以译英文 reason 一类表达理性意思的单词
10、（如第四卷英译文 never have any share in reason，吴氏译作“彼辈固无理想、理由可言也” ；第六卷 reasons itself，吴氏译作“理想的或哲理的”等） ，则吴献书对“理想”一词的理解与前者颇为相近。或者可以说，吴献书以“理想国”译作篇名，表明其对国家篇的关注点恰在于“理想国家”的建构。邹文海将世人“每以为柏拉图于此建立一理想之国家”与“国人且有以理想国名其卷首者”相联系，正指明了这一点。8 当然，仅就“理想国家”部分而言，以“理想国”作为对话篇名并非完全不可。正如陈康所言， “如若它只用来表示篇中一部分的思想，确实适宜的，因为在这一篇谈话里柏拉图确实借着苏
11、格拉底的唇舌表达他自己的政治理想” 。9换而言之，如以“理想国”代表整篇对话的内容则显然不适宜。以“理想国”作为篇名并且获得广泛的认同，这一点正表明国人对国家篇和柏拉图思想中“政治理想”的强调；而反过来，这一篇名又能于无意识间强化读者的这一预想。在这强调和强化的反复之中， “理想国”一名得以沿用至今，俨然已成为国人理解柏拉图的某项“传统” 。 此后一些译者虽已明确指出“理想国”译名与原文间的龃龉，却仍不得不从俗而沿用此名，可见这一译名在国内的影响之大。 二、 “柏拉图对话集”的计划与翻译 由柏拉图之理想国开启的柏拉图对话翻译事业甫一起步，即获得长足发展。留学欧美人士陆续回国，逐渐取代此前的留日
12、学生，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一些于留学之时读过柏拉图对话，选修或旁听过欧美专门学者的有关课程，可以直接汲取欧美翻译与研究成果，较之此前介绍、论述多由日本转贩的情况，自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近代学科体系的确立，学术研究机构特别是西方哲学研究组织的形成，对于推动柏拉图对话翻译进程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自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年代中期，多篇柏拉图对话被译作中文发表，并先后有两部“对话集”得以出版发行。 1922-1932 年， 学衡杂志以“柏拉图语录”之名陆续发表了五篇柏拉图对话译文，即苏格拉底自辩文 克利陀篇 斐都篇 筵话篇和斐德罗篇 。前三篇由“有夙慧，好深思，喜驳辩，于哲学有独造与
13、精诣”11224 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学班学生景昌极据乔维特英译本（苏格拉底自辩文参考穆尔 Paul E.More 英译文）翻译。景氏自谓其翻译“于句法务求其肖，语气务求其称，虽于称呼然诺之小节，非不得已亦不删除” ，态度甚为谨慎。后两篇则由香港皇后学院副校长沃姆（G.N.Orme）向吴宓推荐的， “从彼学习希腊文，已入门，此为中国学生中所仅见”11249，而后又求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的郭斌?以古希腊文与英译本相校译出。这两篇是国内第一次据古希腊语原文翻译的柏拉图对话。译文发表之先，均经过吴宓校阅增注，后又结集为柏拉图五大对话集 ，于 1934 年由上海国立编译馆出版。 学衡投入柏拉
14、图对话翻译，与主编吴宓的支持密切相关。受留美时导师白璧德影响的吴宓倾心柏拉图，此其学生故友之间可谓尽人皆知，几乎已成为其为人治学的一大标志。但吴宓推崇柏拉图，支持对话翻译，除个人偏好之外，尚有更深层的原因。在美国留学之时，他就曾提出“西洋正真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 ，故“按之事实，则凡夙昔尊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哲理；已信服杜威实验主义者，则必谓墨独优于诸子” ，批评所指已甚明了。12其力倡柏拉图，以为当下中国医救“西方传来之病”的一剂良药，一方面固在以西方古贤对抗新文化诸人所推崇的杜威、罗素等当代人物，纠正其“厚今薄古”风气；另一方面亦不乏借倡导
15、柏拉图而维护孔孟文化地位的意思。13由此观之，景昌极译“字里行间犹有可以想见苏氏之精神气度于百世之上者”的申辩篇等三篇对话，郭斌?译相论“伦理部分（即心理部分） ”代表的会饮篇和斐德罗篇 ，这种强调对话表现的伦理道德修为而非哲学辨证的选择，与吴宓对柏拉图保持的新人文主义态度不无关系；至于两人译文中那些征引孔孟、老庄、宋儒之说以与柏拉图之文互相发明的注释这些注释可能为吴宓所加，但景昌极译文中的注释也可能出自译者本人之手。用意所在更毋庸多言。不过，随着吴宓的辞职和学衡的停刊， “柏拉图语录”的翻译也只得以结集出版的方式宣告终结。 当学衡陆续刊载“柏拉图语录”时，中国首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创办者张
16、东荪正推动着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翻译中文版柏拉图全集 。据张东荪自称，此计划于 1926 年已开始，决定“先取其中真而且要者二十六种，颜曰正编” ，分成若干辑，而“其零种与伪书则拟列为副编” ，最终形成包括全部 35 篇对话、书信和 7 篇伪作的“全集” 。他先选出欧绪弗洛篇等 8 篇对话，预定编为两辑，邀曾翻译过申辩篇的张师竹先行译出。张师竹遂据乔维特英译本，于 1927 年春已至少完成欧绪弗洛篇至斐多篇等四篇的初译，交予张东荪。后者则取多种译本（主要为洛布 Loeb 丛书本）为之校订，尤注目于那些“肤视之不觉其非，细按之终不能合乎符节”的小错上。时北伐战火已绵及苏沪，而张东荪抱“我来劫里传
17、斯谛，说与天涯同梦人”之心，用力校译， “往往一字之易有经三四改者” ，以致张师竹原译“所留者不及二三而已” ，已等于重译。其用心如此。 不过以哲学学术看待柏拉图对话价值的张东荪本身却并非是单纯象牙塔中人。自 1930 年前后起，他即与张君劢等联络，创立“再生社” ，主编再生月刊，筹组中国国家社会党。如此“人事牵率” ，使改译工作一拖再拖。1933 年，张东荪将完成改译的欧雪佛洛 苏格拉地之辩诉 克利托 菲独 普洛他过拉 曼诺六篇对话交付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名柏拉图对话集六种 。而张东荪本人于 1935 年出版哲学一书中提及柏拉图对话时，仍称“我选了二十六种译为中文，在尚志学会的丛书中印行”
18、（张东荪：上海：世界书局，1935 年版， 哲学 ，第 146 页注 4） ，似仍有继续翻译的意思，但别无下文。关于张师竹已译完的另两篇对话，现无材料可以明确，但考虑到已出版的六篇顺序与洛布丛书本的编排相近，笔者怀疑这两篇很可能是斐德罗篇和拉凯斯篇 。雄心勃勃的“柏拉图全集”翻译计划仅开了个头，即遗憾地宣告结束。 不过张东荪的遗憾却有幸得到某种补偿。1935 年，由张东荪指导，以柏拉图哲学的研究与批评一文获得燕京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的严群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他继承其师未尽之宏志，先是依据乔维特英译本，其后转而依据古希腊文本（洛布丛书本）翻译柏拉图对话，前后完成 20 余篇。其中拉凯斯篇一篇，以“
19、拉哈斯（柏拉图对话录之一） ”名义发表于新民杂志。严群的译稿大部分于“文革”中散失，其结集为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 泰阿泰德?智术之师 赖锡斯?拉哈斯?费雷泊士出版的对话大都在 1949 年后经过据洛布本古希腊文的校勘。其中可能保有 1949 年前译本面貌的有：克力同 赖锡斯拉哈斯及理想国前二卷译稿，见各篇“译者序”及严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 柏拉图及其思想 。 立志翻译“柏拉图对话集”者仍不乏其人。杨晦曾完成对话译文多篇，可惜除译文埃昂（柏拉图的一篇问答） 得以发表之外，其余尽毁于抗日战火之中14180；何子恒则再次提出翻译柏拉图全集的计划（不过此“全集”是乔维特
20、26 篇对话的概念） ， “先译几种能够切实代表苏格拉底的对话，然后再及于柏拉图假借苏格拉底以发挥自己思想的部分” ，并据乔维特英译本转译吕西斯篇和欧绪弗洛篇两篇发表。正是学人们或出于个人兴趣，或出于学术需要，或出于文化关怀而做出的努力，1922-1937 年间共有 13 篇对话译文问世，真正是民国时期柏拉图对话翻译的“黄金时代” 。三、陈康及其哲学的译注 1937 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及其后连绵不绝的战火使中国学人的学术生活陷入了困境。辗转迁徙，不得宁时，无论物质生活还是学术资源都难得到稳定的保障。在如此状况之下，柏拉图对话的翻译事业亦不能不受到影响。1937-1949 年间，正式发表或出版的对
21、话译作，除上节提及的何子恒两篇译文之外，仅有林苑文的会饮篇译文和陈康的巴门尼德篇译文两部而已，以数量论远不能与上一时期相比。然而今日凡论及柏拉图对话的翻译及研究史，却无一不着重提及这一时期。这全因陈康那部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译注。 时任教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的陈康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于 1940 年以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一文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的陈康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受过严格的哲学特别是哲学史训练，又具有较高的古希腊文修养的学者，被贺麟视作“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理士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
22、 。15时正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的贺麟找到陈康，约他翻译一篇柏拉图对话。 陈康选译巴门尼德篇 ，在当时恐是个出人意料的选择。正如陈康在译序中所言，国人对于柏拉图的关注，基本上集中于斐多篇国家篇这一时期的对话，对于如巴门尼德篇之类的晚期对话鲜有人表示兴趣。此点令其深感不满。不过他选择该篇对话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纠正国人的偏颇，而在其本人的学术研究。据陈康后来回忆，归国之后，其哲学研究正开始由导师哈特曼的万有论（即本体论）向耶格尔的发生学方法转变，而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也因此而得到重新的审视。16此时，以“相的分离问题”为核心内容而同时却“至少从古代新柏拉图派以来还未有人了解”的巴门尼德篇引起陈康的关注。正是这一点促使他决定一尽“后进的责任” ，翻译这篇堪称柏拉图最难了解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