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地官企租地种菜催生“新特供”圈2010 年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博客中披露了“国家机关自建农场”的消息。他称，从每年春季开始，山东一些机关单位在济南南部山区建起自己的菜园，并聘请当地农民专职种菜。每天清晨，菜农将蔬菜采摘包装，配送专车负责输送至机关食堂，中午就上了单位的餐桌，称得上“现采、现送、现做、现吃” 。 目前，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省高院、省纪委等机关单位已相继建立自己的蔬菜供应基地。陕西省高院则在离西安 50 公里的高陵县租了 30多亩地，雇了十几名农民帮该单位种菜。 在大陆农业污染严重的背景下，这种租地“特供”绿色蔬菜的方式，在政府机关和大型国企中呈铺展之势。 新鲜蔬菜直
2、送机关 每天下班，湖北省通城县四庄乡政府乡党委书记孔凡丘都会换上一身劳动服，穿上军胶鞋，扛起锄头去地里种菜。 2010 年 3 月，乡政府在四庄村租赁了 10 亩地建起乡政府蔬菜基地，免费提供劳动工具和肥料，分给 40 名机关干部。菜地不得转赠和荒芜，每月评比通报生产情况，并与年终绩效考核挂钩。 一位乡干部说，现在常规的种植业大量施用农药、化肥和催长素，这些成分残留影响蔬菜的口感和营养，还会带来健康隐患。 “我们自己动手耕田播种，可以吃上有机、健康、安全的瓜果蔬菜。 ” 目前，通城县委组织部正在全县推广干部租地种菜的运动，县直机关、乡镇政府近 2000 名机关干部纷纷扛起锄头当业余菜农。 “这
3、是一个现实版的开心农场 。 ”通城县县委组织部办公室黄姓主任说。然而，并非所有的机关干部都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去打理菜园，黄主任坦言，部分机关干部抽不出时间只好花钱雇人种菜。 并非所有蔬菜基地都依靠干部亲自劳动。大陆某家财经媒体报道，目前部分省级机关单位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雇佣农民耕种，建立自己的蔬菜供应基地，包括环保部门、食品药品管理局、卫生局等。 中石化中部某省级公司已经建立一个庞大的生产基地，为企业员工供应副食品。同省一些大公司的后勤保障部门也正在效仿寻找一个足够大的蔬菜基地，供应企业食堂。 湖南省长沙县春华镇龙王庙村的村民龙月恒近来在自家农场推出了集团租地种菜的套餐，专门服务于政府机
4、关、企事业单位群体。出外打工期间，龙月恒注意到，广东、浙江等地一些政府机关单位都开始租地自建蔬菜基地，雇佣农民种菜， “他们的劳动力都是我们村里提供的。 ” 大陆农田污染严重，绿色蔬菜离普通人很遥远。 2010 年 8 月，他放弃了城里的小生意，回到龙王庙村创办了双龙开心衣庄。这是迄今为止长沙地区规模最大的绿色无公害蔬菜基地，现拥有蔬菜种植面积 450 亩。 他在农场网站上推出了集团租地种菜的套餐，这一套餐服务主要面向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群体， “他们只要花钱来租地，从菜园到食堂只需一个电话，或轻点鼠标，新鲜绿色的蔬菜及时送上门。 ” “从订单汇集、地里采摘、质量检测、包装整理、物流配送直到餐
5、桌，最快只需要 2 小时，最迟不超过 12 小时。 ”龙月恒说， “这比从市场买的蔬菜减少二至三道环节，新鲜度是市场上的蔬菜无法比拟的，常年可供六十多个品种。 ”他认为，企业或单位租地种菜，大大减少了，流通环节的人为安全风险和自然质量损耗。 龙月恒草拟了七八份合同，以备和机关企业合作，条款具体到租地价格、蔬菜价格以及菜市行情。 “这种租地种菜成本当然要比市场高，我们种出来的绿色无公害蔬菜投入高。 ” 三个多月来，龙月恒的农庄接到不少咨询的电话，也来了不少人来农场参观，一些企事业机关单位都表示今年春天签合同。前来联系的客户中，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有员工六七千人，一家规模较小的事业单位也有一两百人，
6、 “我们有足够的菜地来供应他们的食堂。 ”他说。 龙月恒拒绝透露这些企事业机关单位的名称，不过，他承认现在已开始把农场新鲜的蔬菜送到部分政府机关单位，其中包括长沙市委市政府、长沙县委县政府、市农办、农业局、县农办、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等。 “政府对我们农场无偿资助了几十万元。 ”龙月恒很感激地说， “我们自己到现在没有掏一分钱。 ” 据了解，长沙县每年设立 5000 万元创业富民专项扶持资金，重点扶持一批创业项目，提供无偿资助、补助贴息和小额担保贷款等。 从 CSA 农业到中国“特供” 两年前，石嫣在北京凤凰岭脚下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尝试将在美国实习时了解的 CSA 模式引入中国，CSA（com
7、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意为社区支持农业，即专门针对某一社区的农业生产。 CSA 源于工业化带来的食品安全危机。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群日本家庭主妇开始关心化肥和农药对于食物的污染，她们主动寻找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者并与他们达成协议。到 80 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州开始建立 CSA 农场，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同时双方共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如今美国已经有近 3900 家农场采用这种模式。 眼下 CSA 模式也在中国悄然兴起。2009 年，来小毛驴农庄种地的市民只有 15 户，而 2010 年，迅速增长到 120 户。 在“小毛驴”建立之前，北京部分机关、团体
8、、企事业单位已与周边农场保持长期合作，特供农产品。石嫣最初放弃了与机关单位对接，“我不太了解特供这样一个体系，它供应的只是少数一部分人，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直接和农民产生对接，让更多的人享用安全食品。 ” 但现在， “小毛驴”的态度发生变化， “我们更鼓励有组织的团体直接和农户进行对接。 ”石嫣认为，在中国真正形成集团购买力的是单位，CSA 并不排斥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目前是推广 CSA 的成员之一，他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支持农业， “我们是单位制的国家。在不具备社区的条件下，单位支持农业并有权力部门参与，就可能演变成一个特权部门为自己寻求
9、特殊的供应体系。 ” 周立担心，这样的自保体系会损害公众利益， “权力部门在自保的同时放弃了全社会的保障，它可以不管普通人的食品安全。尤其是环保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局这样的职能部门参与，示范效应更严重。 ” 2008 年“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曝光。这个中心成立于 2005年 4 月，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合作，依托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 13 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为国家 94 个部委老干部们提供优质、放心的有机食品。 此后，大陆省市各级政府机关、国企 “蔬菜自供地”接踵冒头，主导力量除了政府、国企以外，还加入了财大气粗的富豪。 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分析说，这次“特供潮”最大的特点是享受者群体的扩大，层次降低，虽然仍然是官方唱主角，但是新富成为新的加盟者。 “新型特供蔓延，中国的食品灾难将更难解决。 ”周永坤说，比之于传统的高层特供体系， “新特供”因为层次拓展和权富联盟，对社会机体的影响更巨。 编辑 袁凌 美编 黄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