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合作交流能力与劳动生产率摘要：农民工的城镇化是当前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文章基于 2015 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依次选用 OLS估计、2SLS 工具变量法（IV） 、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法（LIML）分别就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影响、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员工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因果效应进行稳健性测度。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员工的劳动生产率有着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进而推断出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劳动生产率等工作绩效的正向影响。文章从
2、员工专用性人力资本角度的机制上验证了现有文献关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劳动生产率等工作绩效的影响，上述实证关系满足因果推断的统计要求。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文章的政策建议是，政府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是提高农民工的居留意愿以及市民化水平，通过加强农民工培训促进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形成，进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关键词：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专用性人力资本；劳动生产率 一、引言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2016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http：/ 。通过梳理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必然趋
3、势，也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体现，对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贾淑军，2012） 。近年来，随着城镇地区对劳动力需求增强、户籍制度等国家战略调整，中国城镇化水平的进程进一步加快。我国城镇化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果：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伊始到 2014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由 1978 年的 179%上升至 2014 年的 5477%国家统计局，http：/ 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推动实现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核心，能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拉动内需增长。因而，加强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相关机制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邓宗豪等，2014；钱龙等，2015） 。
4、 长期以来，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已有的研究关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影响因素，即什么因素影响城镇化融合以及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会对什么产生影响等都有研究。国外发展经济学家从城乡二元结构角度探析了影响人口城乡迁移的宏观因素，形成了一系列经典理论（Lewis，W.A.，1954；Todaro，M.P.，1969） ，部分学者从微观个体视角分析人口迁移的原因（Stark，O.，1985；Taylor，J.，1969） 。国内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叶鹏飞（2011）认为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受到到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心理特征、制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是个体基于利益最大
5、化而做出的理性抉择。王春光（2006） 、蔡禾等（2007） 、杨风（2011）和姚先国等（2015）从居住证、户籍制度壁垒角度研究了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定居的影响。陈春等（2011）认为住房价格与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呈反向关系。戚迪明等（2012）调查研究得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对城镇化融合也呈反向作用。李树茁等（2014）通过对比分析自雇和受雇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差异，发现与受雇农民工相比，自雇者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定居。另外，其他因素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职业类型、工作收入、迁移类型、土地、居住环境、城乡二元体制差异（如户籍、社会保障、工资歧视等）等也会对农民工个体的城市定居意愿产生影响（
6、Frans Thissen，2010；Darren P.Smith，2012；朱宇，2004；陈云凡，2012） 。 城镇化融合对于改善农民工福利，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等工作绩效有着重要意义。现有文献对此也做了相关研究。杜鹏等（2005） 、宁光杰（2012） 、王建国等（2015）从城市规模扩张等角度研究了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提高其工资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也是农民工更愿意居留于城市的重要条件。Glaeser 和Mare（2001）指出，城镇化融合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模仿、学习的机会，农民工在城镇化融合过程中学习掌握专业技能的时间更短、效率更高，进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更快。
7、 本文通过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所用的数据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以往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多为局部数据，主要为少数几个城市甚至少数几个民族地区，所得出的结论普遍适用性较弱。如王桂新等（2008）使用的是上海地区的数据来考察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赵翌辰（2014）使用的云南省的三个乡镇数据，夏怡然（2010）基于温州调查的数据进行研究，陈云凡（2012）通过对长沙 25 个社区进行调查来研究农民工住房因素。第二，文献所使用的数据多为入户调查数据。经研究证明，入户调查数据有其缺陷（自我雇佣等） 。现有文献所用样本多为居民入户调查数据，难以规避高收入阶层拒访率较高，居民收入状况漏报、瞒报且无相关
8、企业匹配信息进行验证等问题，造成工资收入的统计误差偏大。第三，所用数据在时效性上不能有效表现经济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镇化融合等方面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城镇化融合有着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就业状况、消费水平、利益观念等方面（刘传江等，2008；黄祖辉等，2008；邢海燕等，2012；冯菲菲等，2012；何军，2012） 。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受教育水平高、务农经验缺乏、外出动机兼顾谋生与发展、定居城市的意愿高、耐受力低和更易融入城市等特征（王春光，2001；王兴周，2008） 。与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主要以经济收入为目
9、标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更多是为了获取个人发展、争取个人自由和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杨肖丽等，2015） 。第一代农民工的城镇化融合以经济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而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依然存在身份认同模糊等边缘化倾向，对其城镇化融合造成一定的阻碍（卢小君等，2014） 。现有文献所用研究样本多为 2010 年及其以前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样本信息与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普遍存在 510 年的时间滞后。只有运用样本信息最具及时性的大样本劳动力调查数据，对于农民工城镇融合与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
10、资本的实证估计才能较大程度地吻合当前经济的真实变化情况。第四，以往文献仅对城镇化融合与相关因素进行了简单的关系描述，但没有对二者关系进行因果性效应测度，并没有采用诸如工具变量等主流方法。本文所使用的 2015 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是以企业-员工匹配调查为数据采集方式的劳动力调查数据，不仅能较好地降低了员工关键信息的统计误差，有效剔除了存在自我雇佣（selfemployed）和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样本，从而使得对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回报率的估计精度获得了较大提高。并且，基于 2015 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这一具备较强的样本信息及时性、充分涵盖农民工个体特征和所处环
11、境等具体问项的大样本调查数据，能有效反应当前经济环境下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最新行为。本文对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对合作交流能力等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影响，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估计以及稳健的因果效应分析，有利于为经济新常态下通过重视农民工城镇化融合进而提升农民工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质量与工作绩效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7朱宇，2004：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 ， 南方人口第 3 期。Zhu Yu， 2004， “Households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and the Dwelling Willing of Float
12、ing Population in the Areas They Are Dwelling and Its Restrictive Mechanism”， South China Population， 3. 28Chiswick B.R.， 1998， “Hebrew Language Usage：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on Earnings Among Immigrants in Israel”，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1（2） ， pp.253271. 29Darren P. Smith and Rebecca
13、Higley.，2012， “Circuits of Education，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Family Migration from the Global Cit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8， pp.4955. 30Frans Thissen， Joos Droogleever Fortuijn， Dirk Strijker and Tialda Haartsen. 2010，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Rural Youth in the Westhoek， Flanders， Belgium
14、and the Veenkolonie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4， pp.428436. 31Glaeser， Edward L. and Mare， David C.， 2001， ”Cities and Skills”， Journal of Economics， 19（2） ， pp.316342. 32Lewis W.A.， 1954， “Economics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
15、ies， 22， pp.139192. 33Nunnally， J. C.， 1978， “Psychometrics Methods”， New York： McGrawHill Company， pp.147165. 34Stark， O. & Bloom， D.，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 pp.173178. 35Talor， J.， 1969，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Role of Remit
16、tances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 pp.6388. 36Todaro， M.P.， 1969， “A Model of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 pp.138148. The Urban Integration of PeasantWorkers，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bility，Labor Productiv
17、ity Evidence from 2015 China EmployerEmployee Survey （CEES） Li Tang and Ning Lu （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Wuhan University；Coordination Innovation Center of Macro Quality Management in Hubei Province） Abstract：The urba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s the most powerful engine for the po
18、tential of domestic dem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in China. There are some articles that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urba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and job performance， but now， few of articles have research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and other varie
19、ties in terms of some mechanisms. This text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CEES in 2005， and apply the methods of valuation of OLS， 2SLS and LIML to analyze the specific capital influence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and in the effect of the stability of the labor productivity u
20、sing the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 to the staff. The results turn to be that： the fusion of the urba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has a positive promotion in the specific human capital of the cooperate communication， the specific human capital has a steady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he productivity of th
21、e staff， thus leading to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fusion of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peasantworkers to the labor productivity. This article verifies the impact of the fusion of the urbanization of peasantworkers to the job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relation above satisfies the statistic needs o
22、f the causal reasoning. Based on the result above， the suggesti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rising the peasantworkers willing of the inhabitation and the standard civil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new type urbanization， besides， the government also shoul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specific human capital to elevate the labor productivity. Key Words：the Urban Integration of PeasantWorkers；Specific Human Capital；Labor Productivity 责任编辑汪晓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