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影响因素及成因解析【摘要】农民工作为我国流动性最大的一个群体，与务农的农民相比，社会地位较高；而与城镇居民相比，社会地位较为低下。本文依据社会地位的含义及与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关系，选取影响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的职业种类、工资收入、社会关系、居住方式和城市政治参与行为等作为变量，分析了其对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的影响，并从经济地位、社会流动惰距、社会地位评价机制、政策外部环境和户籍制度等因素分析了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成因。 【关键词】农民工 社会地位 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社会身份。在城镇化进程中，社会身份的限制和社
2、会结构流动的减少使农民工不可能很快融入城市社会。虽然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相比，由于经济收入的增加，城市农民工社会地位有了一定提高。但整个社会中，农民工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同样处于社会底层，职业声望很低，社会地位低，在国家政策福利中实际获得优惠较少。研究农民工社会变迁，有助于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达到社会和谐。 概念界定 社会地位划分的标准存在多阶性。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地位是指在一个社会的等级、阶层中人们所在的位置。在社会流动的指标研究中，社会地位通常定性为职业、教育、经济和权力地位，根据社会学的研究，衡量社会地位的基础在于社会资源。现代社会资源主要包括四种：经济收入、职业声望、政治权利、
3、知识和信息。一些学者从法学角度认为，社会地位是指基于社会属性的差别，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中的相对位置及依靠这一位置所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另一些学者认为，社会地位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层次，它是一个综合概念，涵盖职业声望、社交圈、餐饮娱乐方式、居住和出行方式等因素的差异，社会地位以高低来衡量。本文认为，社会地位不同于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它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也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界定。三个概念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经济地位一般指一个人在其社交圈内，其产生的经济活动如生产、收入和消费等活动所处的层级。政治地位一般指一个人在其社交圈内，其从事的政治活动如投票、选举、参与社会或国家管理活动所产生的
4、影响力。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显著影响社会地位，政治上不具有话语权的群体在社会上普遍缺乏社会地位。鉴于此，研究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本文选取了职业种类、工资收入、社会关系、居住方式和城市政治参与行为变量等因素来考察。从静态角度看，职业种类+工资收入+社会关系+居住方式+城市政治参与行为的社会融入不存在递进影响关系。 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因素分析 根据影响社会地位的因子，本节选取职业种类、工资收入、社会关系、居住方式和城市政治参与行为对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的影响进行分析。 职业种类。农民工职业种类决定其地位的高低，影响群体社会融合。农民从开始进城就获得了相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更高的社会地位和
5、流动机会，这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始束缚，社会网络的低质性，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的第一份职业往往是社会学中的底层职位，如 1997 年在李强的调查结果中显示，社会职业排位中，最后十位是保姆、搬运工、保安、传达室人员、废品收购人员等，这都是农民工从事的典型职业。直接影响农民工社会地位基于职业的两个决定因素：职业种类和工资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职业主要分布在如下行业，详见表 1： 表 1：农民工就业行业分布（单位：%） 2014 年，农民工从事的职业 87%以上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这些工
6、作按照性质划分都属于重、累、差的工作。不到 5%的农民工从事金融、商业、资讯、公共事业、文教、卫生、新闻出版行业。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声望远远低于机关事业单位和金融、商业、资讯、公共事业等等这些行业，导致其社会地位低于从事机关事业单位和金融等行业人员的社会地位。此外，农民工从事的职业通常是非正规就业，就业岗位的临时性使他们在各种临时职业中频繁流动，甚至在不同城市不停迁徙寻找就业机会。职业的低质性、临时性使农民工相对城市居民整体上社会地位低下。 工资收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最近几年得到了显著增加，但与城镇居民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这种收入的增加和与城镇居民收入的靠近一般是依靠超负荷和超时的劳动得以实现的
7、。德姆希尔等发现，2002 年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工收入的 1.3 倍。李培林等（2007）发现，2006 年 80%农民工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城镇居民则在 1300 元以上。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占城镇居民的 68.4%。田丰（2010）从年收入、月收入和小时工资收入三方面比较了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异，发现在这三方面，农民工收入均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民工一般在城市没有住房，在其月收入中租房费用一般占到其收入的一半左右，使其消费水平低，间接影响其社会地位。有资料表明，农民工月收入从 2008 年至 2012 年得到明显增加，但同期消费购买力和通货膨胀率增长，实际收入增长不高。 社会关系。社
8、会关系是衡量和影响农民工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它一般用农民工工作单位、同事、亲戚、朋友、政府部门和所在城市城镇居民这些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来反映相应的社会地位，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工作所指向的对象影响社会地位流动变迁。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徙时，社会关系的影响力开始出现。农民工一般通过亲戚朋友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亲戚朋友所处的社会地位会随之决定其社会地位，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亲戚朋友一般都是老乡关系，这首先决定其职务和社会地位不高。根据经典迁移距离理论，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改变与迁移目的地远近和迁移时间长短相关。在获得工作的过程中，农民工迁移地离户籍所在地越远，其社会关系会随之下降，在一个全新的没有任何社会
9、资源的环境中，作为临时居民，农民工从当地政府部门和当地居民获得的资源有限，而工作单位更多只是一种资本的交换和利益的获取，农民工获得的仅是人力资本转换的经济收入，当他们不能为工作单位产生实际的更大的利益时，农民工被辞退就成为必然。当农民工融入就业城市时间越长，其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会逐渐上升，这就是城市融合的过程。长期在固定城市就业，农民工的社交圈会随之扩大，社会资源获得的机会增多，作为城市主人的心理融入感会加强，社会地位会上升。 居住方式。居住方式是影响农民工社会地位流动变迁的重要因素，它受农民工职业种类影响，反过来影响农民工社会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0082014）提
10、供的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中，租房居住（与人合租及独立租赁）的农民工占 33%以上，占住房选项的绝大多数，其次是在单位宿舍居住，再次是在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农民工在务工城市买房的比率低于 1%，而且这个自购房比率的得来主要是在小城镇务工的农民工自购住房增加，而不是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自购住房增加，农民工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比重仅为 8.6%，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的比重为 44.6%（2014） 。对于工资收入有限的农民工而言，能够住在工地工棚、生产经营场所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可以免去住房开支，但工地工棚、生产经营场所条件的住宿条件一般都很艰苦，仅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很难满足
11、。总之，租房是解决农民工居住的重要方式，租房是一笔庞大的开支，收入现状决定他们在居住上选择租房，他们不得不选择住房条件较差的城中村或者贫民区，住宿条件与城镇居民的差距不仅导致与居民交往的隔离，还导致其自身心理的低下，使社会地位随之下降。 城市政治参与行为。政治参与是影响农民工政治地位的重要因素，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参与行为主要包括选举行为和城市社区管理行为。公民的选举权与户籍所在地紧密相连，农民工由于户籍在农村，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不能在务工城市参加选举，他们只能回原籍参与选举，回乡往返成本加上车船费使农民工不会为了政治选举特意回乡。如果要参与城市的选举，获得选举资格，农民工必须先有原籍的选民资
12、格证，同样由于回乡成本高和政治权利意识的淡漠，农民工不会回乡办理选民资格证。在城市的农民工基本放弃政治选举行为，既不参与家乡，也不参与务工所在地的选举行为。农民工选举意愿和行为的不能实现，使他们丧失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争取和获得话语权的机会随之在源头消失，成为“无声”的一个阶层，社会地位基本无视。农民工在所在城市生活和工作，这个过程中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城市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紧密相关，农民工希望参与城市社区管理，维护和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社区组织、工会和非政府组织，他们缺乏机构组织、反映和表达其利益，不能实际参与城市社区管理，使农民工在城市处于弱势地位，社会地位随着政治话语权的无力
13、而低下。 农民工社会地位变迁成因解析 经济地位影响。工资收入、职业收入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评价趋于一致。由于农民工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职业技术水平不够，再加上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和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就业歧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往往带有社会性质，工资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较低，除了负担本人在城市的消费，还要承担全家人的基本消费，此外，还要自费承担远远不足以满足自身保障的社会福利。有限收入导致有限消费，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农民工不仅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低下，其群体的社会地位也远远落后于经济地位，近几年其经济收入虽然较城镇居民有了较快增长甚至超过城镇居民收入，但社会地位仍然低于城镇居民。但这不可否认部分农民工由
14、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从事高端职业，导致社会地位向上流动，职业逐渐去体力花，其后代和社交圈融合度高的农民工也相应得到较高职业工种，社会地位改变。从社会洪流来看，这只是改革和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个别现象，但也是社会变迁的必然过程。 社会流动惰距。从当前社会看来，经济和社会地位相互推进的渠道由于各种因素的滞后没有建立，形成社会流动惰距。社会阶层比较固化，社会上下流动通道不是很畅通，社会认同甚至趋于固化，农民工社会的变迁和流动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也被固化。经济、心理、职业和社会变动不同步，打工所在城市的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农民工的心理认同和融入、职业条件综合决定农民工仍然是被歧视的一个群体。 社会地位评价机
15、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发展融入文化对社会地位形成一定的评价机制，机制作为硬性指标限制农民工地位的改变。在评级机制里，文化、教育是一个重要因素，文化教育程度较低使人一般从事较低工种和职业，如果要上升到较高工种和职业，农民工需要投入相对于城镇居民而言，更多的补充因素。经济和社会的普遍认同就是重要因素，农民工面临经济难以快速增长的瓶颈，其收入一般够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短期持续发展，社会的普遍认同作为积累几千年的文化更不是朝夕能改变的。农民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一直作为较低身份存在，即使进入城市，这种文化的认同不是短期内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是综合文化、政治、心理等复杂影响的过程。 政策外部环境。农民
16、工由于初始起点不平等，文化教育程度较低，职业培训不足，社会技能低下，与城镇居民相比，他们在市场竞争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处于较弱的地位，只能从事在政府和市场形成的亚劳动力市场上从事较低质的城镇居民不愿干的职业。其就业行业多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临时工作。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面对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流动的背景，很多城市发布了限制使用外地劳动力的政策，把行业工种划分为三类：可以使用、部分使用与不准使用，农民工从事的行业与职业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其基本特征是劳动强度长、劳动时间大、劳动条件差、工资低、福利无、保障缺乏、社会声望低。这种政策惯性导致现在依然存在职业保护政策，农民工只能从事低端行业。用人单
17、位在就业上通常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不给予适当的福利保障，社会惯性导致农民工把接受低质职业视为理所当然。这使农民工在工作选择上在城市只能必然获得有限的、低值的经济资源。政策外部环境及其市场惯性是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 户籍制度约束。户籍制度的约束也使向上社会流动较难。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城镇居民与农民身份和社会地位差异加剧。户籍制度作为管理制度形成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形成缘此得到巩固，更以政治决策导致与经济挂钩的社会福利和享受的公共服务与城镇居民出现根本差异。户籍制度与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福利捆绑在一起，农民从出生开始就受到约束，社会流动从一开始就处于
18、不公平的起点，甚至农民工的自由迁徙流动权受到限制。户籍制度改革是当前必然和重要命题，虽然户改也成为各地热点问题，但户籍流动由于受到城市购房和工作年限和技能等限制，很多与户籍相关的福利还不能彻底落实。户籍制度造成的文化教育程度低下不仅在第一代农民工身上得以体现，作为延续的政策在二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上得到代际传递，户籍限制使农二代在特定的区域、有限的资源下完成有限的教育。农二代相对于同龄城镇居民教育水平和质量明显低下。户籍制度作为歧视根源使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同一城市必然处于社会低位的境况。 结语 农民工在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不断得到分化，一部分农民工仍然从事比较低端的行业，处在较低的社会环境中，而
19、部分精英农民工通过从事高端职业，逐渐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这种社会融合过程中，群体内部职业和地位的变化并没有促进农民工社会地位的上升，农民工无形中仍然是贴着标签的群体。其外在和内在的身份认同并未得到改善。更多研究表明，舆论指向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变化仅指收入的部分增加，只是客观经济环境改善导致经济的上升，主观认同的社会地位并未上升。社会对于农民工是经济接纳，身份依旧的态度。 （作者分别为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四川文理学院教授；本文系川北医学院四川省基层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2014 年项目“城镇化背景下达州市老龄事业发展”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JWF1405） 【注释】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杨莉芸：“突破与创新：构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长效机制” ，求实 ，2013 年第 9 期。 责编 /张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