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国两会的“标配”与讲究3 月 3 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在主席台就座（新华社图）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都会组建“大会秘书处 民族语文翻译组” ，为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两高”工作报告以及立法草案等文件提供 7 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并在会场上进行同声传译 3 月 3 日，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两天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 月 26 日发布第十七号公告，“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2943 人。 ” 这么多人怎么坐到一
2、起如何开会？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领导人在会上不坐主席台第一排？为什么人们喜欢解读领导人下团的路线？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既有政治的热闹，也有政治的门道。 “让每个代表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看到国家领导人” 3 月 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由于参加全体大会的所有人大代表都坐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据一名贵州省全国人大代表称，会议“主要是聆听” ，因此听的位置如何安排比较合理，颇有讲究不同代表团按竖排就座，同时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坐中间、坐前面。这名贵州人大代表称， “这样可以让每个代表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看到国家领导人”。 2009 年之前，全国人代会的座次安排遵循的规则是，按参会代表省、直辖
3、市、自治区的固定排序，以及列席委员的界别排序，再依据代表委员的姓氏笔画来确定。姓氏笔画多的人，一直坐后排。十届人大代表童海保就曾坦言，自己“一直坐后面” 。 2009 年之后，全国人代会的座位规则有所调整，除了列席和旁听大会的人员在固定区域就座之外，35 个代表团代表席次每年都会轮换。会场中间按列就座的 7 个代表团在第二年移到会场两侧，其他 28 个代表团往中间移动。每个代表团中，除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和省长始终坐在前排之外，坐在前面五分之一左右的代表，第二年可能会被轮换到该代表团后端就座。 此外，出席大会的 35 个代表团和列席、旁听人员按一定规则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就座，政协委员一般坐在二楼
4、。 说起在人民大会堂和这么多人一起开会的体验，连续担任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迟夙生称，自己曾在会议开始前和中场休息的时候跑到大会堂二楼去， “看看有没有什么名人、明星” 。 听完了报告，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要“审议” ，发挥政治协商功能的政协要“讨论” 。 本届人大，人数最多的解放军代表团有 262 人，人数最多的全国政协经济界别有 158 人。这样的数量无法在全团讨论中保证每个人都有充分发言的机会，因此，即使在团组和界别内部，也需要再分出不同的小组，进行分组审议和讨论。 “人丁兴旺”的山东团、河南团、广东团可以分出四五个小组，甚至更多。 一名四川省全国人大代表透露，分组审议和
5、讨论时，排位顺序一般是以领导职务和姓氏笔画相结合，副省级以上官员会主持会议，坐在主位，还有一些位置则留给相关领导。其他代表就按照工作人员事先放好的牌子坐， “基本不分主次” ，以倡导自由发言的氛围。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罗益峰则称，小组会议中没有什么规则，任何人有话都可以直接发表意见。 3 月 3 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委员们认真听会（新华社图） 主席台座位有讲究 若是回溯之前三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电视画面，人们会注意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坐在主席台第二排中间，而非像党代会那样坐第一排中间。 在不同的主席台座次安排上，可以一瞥国家政治制度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定义：它
6、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专门研究人大制度的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人大常委会常委滕修福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人中，大会主席团成员占了绝大多数。此外，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首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以及一些特邀人士也在主席台上就座。 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则包含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还有各个省代表团团长等。 一般来说，各省和自治区代表团的团长都由该省省委或自治区党委书记担任。按照惯例，这些党委一把手同时又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也就是说，这些省和自治区的党委书记都在主席台上。 不过，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广东 5 个直辖市和省份的党委一把手均为中央政治局
7、委员，他们不兼任本市和本省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与之相应的是，这些代表团的团长也并非党委一把手，而是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主席台上，发言台后有两排长桌，再往后的五排座位又分为四个小方块，滕修福介绍，长桌第一排坐的是主席团常务主席，按法定程序，他们由全体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前推选出来。 参照历年名单，这些常务主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坐第一排，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坐在第二排，总书记居中，另几名常委按排名分居两侧，其他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顺序就座。主席团其他成员和特邀人士则在后排分四个区域就座。 7 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十
8、九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应当为少数民族代表准备必要的翻译” 。 翻译主力是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它直属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这个部门的网站为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供了汉语之外的 7 个文字版本：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和壮文。 每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都会组建“大会秘书处民族语文翻译组” ，为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两高”工作报告以及立法草案等文件提供上述 7 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并在会场上进行同声传译。 2013 年全国人大投票选举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时，他们还对候选人名单及顺序编码进行了民族
9、文翻译。 今年，这个翻译组在 1 月 27 日就召开了筹备会议，不同民族文字的报告还将继续被放在代表委员们的资料袋里。 翻译组也离不开来自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外援”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翻译处副处长努尔古丽?克日木就在全国两会上当了 9 年的维汉翻译。2015 年为壮族代表委员提供文件翻译和同声传译的人，除了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壮语文室的全体在职人员之外，还有从广西柳江县民语局借调到北京的 18 位壮文翻译专家。 最缺翻译的时候，是小组讨论期间。据中国民族报报道，塔吉克族的全国政协委员代依米克?地瓦那回忆自己 2008 年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的情景称， “开会的时候，我非常想表达，
10、可是我的汉语水平不够，说不出来，只能干着急” ，他“回去之后就开始学汉语” 。 也有与会者在小组会议上主动当翻译。 四川省政协民宗处处长牡丹就为藏族委员翻译汉族委员的发言。但当好“兼职翻译”并不容易。据中新网 2013 年的报道，一位来自西藏的回族人士在旁听会议时，曾主动为基层藏族代表做翻译，其他藏族代表在肯定他的翻译的同时也挑了“刺”：“有一句话翻译不妥” 。他们还顺带向参与审议的时任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介绍了藏语的安多方言、康巴方言和拉萨方言的不同。 下榻酒店都有军队、国家部委或国有企业背景 全国两会期间，不同代表团和界别的代表委员的驻地，由全国人大办公厅和全国政协办公厅负责安排，在每年有所
11、变化的同时，也尊重代表团自己的意愿。 代表委员们下榻的酒店每年维持在 20 家左右，大都位于北京的四环内，每年酒店名录中偶有“新店” 。它们都不是普通的酒店，都有军队、国家部委或者国有企业的背景。 比如，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主管的首都大酒店、国谊宾馆和友谊宾馆，各省政府在京兴建的内蒙古大厦、福建大厦和湖北大厦，有军队背景的京西宾馆、西直门宾馆和远望楼宾馆等。 虽然驻地有“轮换”原则，但某西南省份省人大工作人员称“一定下来就是五年” ，甚至更久。住得最远的当属“东道主”北京代表团，近年来，他们一直住在距离人民大会堂路程超过 20 公里的北京会议中心，北五环。 地方团与酒店的固定搭配总有些渊源，例如
12、广西团、内蒙古团和河南团一直都住在本省的大厦。香港团、澳门团 8 年以来，都住在北京饭店。而在 2013 年底，来北京述职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开新闻发布会的地方也在北京饭店。有港资背景的北京贵宾楼饭店，则一直是特邀香港、特邀澳门界别政协委员的驻地。 重庆代表团驻地变动较为频繁，近十年里他们每年驻地都不一样：从国二招宾馆、西直门宾馆、国谊宾馆、新大都饭店、人民大会堂宾馆等。2015 年，其驻地是金台饭店。 在这些“变”与“不变”中，最固定的“组合”要数解放军团和京西宾馆了。 每年两会期间，解放军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就算是 2012 年京西宾馆修缮，以往的常客江苏团、西藏团、上海团、新疆团都暂时另觅驻地
13、，解放军团也依然住在这里。 除了安保级别被人津津乐道外，京西宾馆的接待历史也颇为显赫。一项从 1964 年建成使用至 2004 年的统计显示，40 年时间里，京西宾馆共计接待了 29 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44 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代表，其中包括改变中国走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开放日：省委书记和省长们为本省“代 言” 2015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 34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团都举行了“团组开放日” ，解放军团是目前唯一没有设立团组开放日的代表团。 开放日是两会“标配” ，按照全国人大要求，每年各代表团都应安排为期半天的“团组开放日” ，除开放审议和讨论，还要接受媒体采访，
14、各省党政“一把手”都会出席。 3 月 1 日，西南某省代表团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称，今年团组日的活动开放也会延续，但“安排还没发下来，还不能确定具体时间” 。 罗益峰则回忆，往年开放日前，团组工作人员会“围绕中央文件确定热点话题” ，并安排与之相关的提案代表准备发言。迟夙生说，想发言的代表也可以主动报名，工作人员会酌情安排时间， “我经常主动去报名”。 而对中外媒体来说，这是难得的直接向一个省的“一把手”提问的机会。 2013 年山西代表团的开放日上，记者提 了 10 个问题，有 9 个都抛给了履新省长还不到 两个月的李小鹏。而最有话题的团组也会吸引到最多的人，例如由于“塌方式”腐败的曝光， 2
15、015 年的山西团开放日，到场记者比前几年多 出一倍。 开放日也是捕捉焦点话题的好时机。2013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被问到“切糕”问题;媒体记者针对贵州代表团开放日前 2天发生在凯里的教学楼地板坍塌事件，追问省长陈敏尔“贵州还有多少孩子住在这样的校舍里” 。2015 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频频被问到“塌方式腐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被记者问到年初的踩踏事件。 这也是省委书记和省长们为本省“代言”的时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曾招呼工作人员为记者们上信阳红茶，海南省省长刘赐贵曾在开放日上对记者们说：“你们要买房子赶快来海南，以后很难说价格会高到什么程度。 ” 2015 年对开放日态度最积极的是澳门代表团，据报道，从 3 月 5 日到 12 日的 8 天时间里，他们开放了 4 场团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代表团在所有代表团中是人数最少的：实有代表 12 人。 摘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