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民主党进入党政一体化的“菅时代”日前鸠山由纪夫首相辞职所引发的政坛地震，其烈度显然不足以引发政坛重新洗牌，也基本上未动摇民主党的江山。结果，在众院不解散、不延长，民主党内部迅速“调整” ，很快选出以原副首相兼财务相菅直人为党代表的新的执政党领导体制，菅直人成为日本第 94 任首相。 从鸠山辞职，到新内阁成立，虽说这种“调整”快得几乎“迅雷不及掩耳” ，但却是民主党执政以来，甚至是民主党做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权力重构。至少从形式上，以“小（泽）鸠（山） ”的双辞为标志，民主党将终结为国民和舆论诟病不已的党与行政的双重权力构造，迎来党政一体化的“菅时代” 。 菅直人出身于普通工薪阶层，在世袭如云
2、的日本政界是草根的代表，风格清新。 “清洁政治” 菅直人出身于普通工薪阶层，在世袭如云的日本政界是草根的代表，风格清新。其至今赁屋而居的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社会日益“下流”化、贫富差距扩大的今天，被媒体广为报道，传为美谈。 而其早年从事学运和市民运动，跻身政界后，历经社会民主联合、先驱新党等政治势力，后成为民主党实力派领袖之一的经历，更说明其与奉行所谓“政治是票数，票数是力量，力量是金钱”的“厚黑政治学” ，从旧自民党田中派到竹下派，直到继承其衣钵的民主党小泽派的谱系是完全绝缘的“清流” 。这被认为有助于与过去的政治玩法“诀别” ，重建“清洁政治” 。 这不仅是日本国民的期冀，从菅自己过
3、去的政治履历中，亦可找出可资支撑此判断的相应数据和业绩。譬如 1980 年代，他在围绕土地问题的斗争中崭露头角，被看成是市民派的“政策通”;1996 年 1 月，村山（富市）内阁辞职后，菅入阁桥本（龙太郎）第一次内阁，出任厚生大臣，出面应对了彼时的“药害艾滋事件” ，挑战了“厚生族”官僚的既得利益，为受害者主持了公道。 如此作为，在尚处于“1955 年体制”后期的自民党一统天下的时代，被看作是异类。后来，菅在与荷兰学者 Katel van Wolferen 的对话中，围绕对该事件的处理问题，反复强调官僚对国民的“说明责任”（Accountability） ，使“说明责任”这个生僻的外来语开始在
4、大众传媒和公共事务中固定下来。 据大陆媒体报道，坊间流传菅直人早年曾对中国“文革”有特别的好感。1980 年代中期，他还与一些日本的“文革”支持者聚会， “席间大唱文革歌曲” ，而且尽管“他们绝大多数都不会中文，可用中文唱文革歌曲都是字正腔圆” 。 “平民政治家” 菅是日本对保守、低效的金融系统在“泡沫经济”中的作用有着深刻体认和研究的政治家。在 1998 年的“金融国会”上，菅与一些自民党青年议员力推“金融关联再生法” ，主张对那些引发不良债券问题的都市银行的“始作俑者”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其动议未被通过，但菅作为最早关注金融问题，并提出系统解决方案的政治家获得相当评价，被舆论称为“政策新人类
5、” 。 营在 1998 年民主党结党之初即为党代表，后一度败给鸠山由纪夫;2000 年和 2002 年，又两度出任民主党代表;2003 年 9 月，与当时小泽一郎率领的自由党合并，并在当年底的众院大选上一举夺得 177 个议席，开始成为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重要政治势力。 但 2004 年，由于被曝出未缴养老金的问题，菅受到舆论的非议而辞职。之后，菅洗心革面，一度远离尘俗，一边像空海和尚那样修行，足迹踏遍四国 88 所寺庙，同时执教法政大学大学院，主讲“国民主权论” ，在宗教与学术的双重修炼中，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并伺机卷土再起。2006 年 4 月，前民主党代表前原诚司因“伪造电邮事件”辞职，在党
6、代表选举中，菅与小泽展开激烈角逐，仅以 47 票的弱差败于后者，成为党代表代理。 2009 年 5 月，西村建设政治献金案东窗事发，小泽一郎引咎辞职。鸠山由纪夫成为党代表，并在 8 月底的众院大选中成为首相，但始终处于“西村案”及自身的“幽灵献金”丑闻的阴影包围之中，一筹莫展。 民主党“三巨头”中，唯一与金权政治无缘者就是菅直人。作为平民政治家，菅直人个人资产只有区区 2232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 150 万元），虽然在“富豪”云集、平均资产为 14 亿日元的鸠山内阁中忝列末位，但却借此与国民深恶痛绝的金权政治撇清了关系。 “菅恩斯经济” 众所周知，今天的日本最吃紧的课题是景气恢复和财政重建。
7、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如何在深度卷入世界金融危机、扛了 40 余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即将让位与中国、在经济持续萧条的情况下又遭遇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瓶颈的时期恢复竞争力，重建社会的自信，是民主党政权务须优先考虑的课题。 鉴于此前鸠山内阁的失策，菅内阁打出的口号是“第三条道路” ，用菅直人自己的话说，则是“最小不幸社会” 。而要想实现不幸人群最小化的理想，既不能像过去自民党政权那样依赖公共事业投资，也不能过度优先规制放缓和市场竞争，而是要以社会保障为基轴，一方面重视、强调政府的作用，同时大力养成、促进医疗护理、环境能源等契合日本社会发展模式的产业的发育，扩大雇佣规模。 此所谓“菅流”的“第三条道
8、路” ，本质上接近凯恩斯主义（所谓“第二次凯恩斯革命” ） ，被日经新闻等日媒戏称为“菅恩斯经济”（KaRsian Economics） 。此方对症与否及能否药到病除，还有赖于菅的政策魄力。 在财政问题上，事实证明，民主党当初以夺取政权为第一考量的贴补型财政（如儿童补贴等）已捉襟见肘，离触底不远。不仅是国民和舆论，欧元危机以来，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堪称倒数第一的赤字财政问题，已引发以 OECD 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关切与焦虑，财政重建实属当务之急。 值得注意的是，菅直人作为前财务相，在增税问题上一向持现实立场，面向即将全面铺开的参院选战，围绕将现行 5%的消费税上调至 10%的问题的政策检讨很有
9、可能浮出水面。21 年前，大藏相出身的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将消费税率从 3%上调至 5%;21 年后的今天，同为财务相（即过去的大藏相）出身的菅首相是否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出此决定性的一手牌，是对其胆识和政策执行力的考验。 对华释出善意 在外交领域，菅内阁的担子不轻，其中主要是修复因普天间基地问题而变得“僵硬化”的日美关系，这也是鸠山被搬倒的原因之一。对此，小泽的退场不失为一个有利因素。但除此之外，几乎所有“函数”都未改变。这种情况下，能否创造条件，破解此难解的“方程式” ，不仅是菅本人，也是整个民主党政权的试炼。 与日美关系相比，被认为相对容易“搞惦”的是中日关系问题。菅作为左翼活动家出身
10、的政治家，长期以来相当重视中日关系，在中国的官民两界均深耕多年，有不薄的人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上台伊始便大胆任命华裔阁僚（莲舫） ，起用资深“知华派”民间人士（伊藤忠公司前会长丹羽宇一郎）出任驻华大使，凡此种种，都应视为日方释放出的推动两国关系的善意信号。中方理应在作出积极评价的同时， “接招”并有所回应。 菅原定上台第 4 天便启程访华，赴上海出席世博会“日本馆日”活动，后因无法获中方首脑接见， “外交上不对等” 、 “难以体现新政权登场亮相的意义”而临阵“悔棋” ，可谓上台伊始便写下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败笔” 。 这一方面说明菅在外交事务上经验不足，出牌欠考虑;但另一方面，凡事有其弊必有其利，对北京的“悔棋” ，在华盛顿看来，未必不是“对美国的优先” ，刚好可借此表明民主党政权已经对“新首相出门的头一站是北京”的“错误”执行了“纠错”程序，回到了首相上台先拜华盛顿码头的“常识”轨道。从某种意义上，亦不失为一个志在修复日美关系的绝好姿态。 编辑 萧方 美编 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