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伪政权下的“合作者”1940 年 3 月 30 日，南京举行盛大典礼，宣告成立“国民政府” 。这个政府在很多地方与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庆国民政府一模一样：尊奉孙中山先生为国父，宣称遵循“三民主义” ，采用“五院制”结构，使用民国纪年、青天白日国徽章和满地红的国旗。甚至，这个政府还将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遥奉为主席，全然不管对方同不同意。 我们知道，这是汪精卫在日本人操纵下上演的一场闹剧，当时重庆的报刊也将其视为沐猴而冠。但汪伪政权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也不是凭空宣布对全中国行使权力的空中政府。战争爆发之初，以暴力手段打破地方秩序的日本人，以“恢复秩序、重振经济”为口号招徕合作者，组建起一
2、个个基层“维持会” “自治会” ，成为日后成立伪政府组织扩大、成型的基础和前提。 这些选择合作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关系，并非汉奸爪牙与侵略者这么简单。他们在互相选择、合流、博弈过程中展示出的“由于文化所确立的道德准则而可能被忽略的模棱两可的东西” ，正是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的研究对象。 “合作”的五种面相 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伪政权及其治下社会，对欧美历史学家来说不算冷门。魏斐德的上海歹土描述了上海沦陷之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军方、上海伪政府、日侨帮会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国民党地下组织和上海本地黑帮在“越界筑路区”的角逐缠斗。傅葆石的灰色上海 19371945将目光投注
3、到留在上海的中国文人，三位主角分别代表了隐退、反抗与合作。华百纳的上海秘密战则从欧美情报机关和租界洋人社区的角度，观察了日本人逐步控制整座城市的过程。 这些研究过度集中于上海，所描绘的场景也往往是单纯的对抗或屈从。卜正民在秩序的沦陷中，将讨论范围拓展到了上海周边的嘉定、镇江、崇明以及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这五座江南城市，被赋予五个不同的主题，来探讨沦陷初期的社会变化、日本人的统治策略，以及合作人士他避开了“汉奸”这个词的利害选择。 三万人口的小城嘉定，是讨论“外观”的舞台，展示了日本人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地方政权，又如何发现自己难以实现预期的成效。前江苏省会镇江被赋予“成本”的主题，回答了伪地方政权
4、为什么难以维系并同时满足占领者和当地居民的需求这个问题。 “共谋”作为一个特殊的主题，放在大屠杀之后的南京讨论。欧美人士组成的准自治机构“国际委员会” ，与日本人扶植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合作，本身就具备了足够的讨论空间。卜正民笔下的上海，与魏斐德的角度全然不同，他选择伪“上海市大道政府”与南市、沪北等地区自治会的关系入手，来探讨日军在整合侵略统治代理人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定名为“竞争” 。 至于用来表现“抵抗”的崇明，连卜氏自己也承认在书中所占的分量不大，但却更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在现有的知识结构中，我们习惯于将抵抗放在合作的对立面” ，但崇明的例子表现出实际情况未必这么简单。 宣抚班眼
5、中的秩序 本书书写之初，卜正民曾试图把“地方占领政府里的积极合作分子”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奸”作为预设的主角，而将扶植伪地方组织的日本人定为配角，但深入阅读材料之后，却发现史料难以支持这样的构想。被卜正民视为地方精英的“合作者”都是些史料模糊的人物。他们在抗战爆发前普遍名不见经传，出于种种原因成为日军宣抚班选择的代表，成为“自治会” “维持会”的负责人。新的伪政府建立之后，这些伪组织迅速消失，早期的合作者也被赶出政治舞台，销声匿迹。 于是，留下了情况报告、工作日志、个人回忆录等丰富史料的日本宣抚班人员，成为卜正民审视五座城市恢复秩序、建立伪政权过程的主体。他们并非日军官兵，而是特务机关指导
6、下的文职人员，负责前往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建立“维持会” 、 “自治会” ，使地方恢复经济生产和治安，为日本侵略战争进行粉饰。 卜正民注意到，江南地区的宣抚人员，一半是来自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亦即大名鼎鼎的“满铁” 。这些人虽然有在中国生活的经验，但并没有受到足够的训练，更不掌握多少有效的资源。他们所依托的，不过是华北日军一些前期经验而已。在到达被战火蹂躏后的城镇时，往往发现问题的复杂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满铁职员出身的宣抚班长熊谷康初入嘉定，只看到“复兴这样的地方好像毫无希望。我们应该安抚民众，可他们不在那里，我们无法开展工作。站在废墟之中，我们的美梦全破碎了” ，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才“
7、渐渐能得到一些比较有权力、自愿而来的人，建立了委员会” ，甚至收养了一个中国少年作为干儿子。在镇江，宣抚班长加藤幸藏殚精竭虑于恢复一家面粉厂和一家火柴厂的生产，目的是把“自治会”维持下来，虽然在他看来，大部分自治会职员并不理想，都是些“有缺点的人” 。之后一年间，只要这两家工厂停产，收不到钱的“自治会”也只能跟着停摆。 几乎每一个宣抚班人员都在抱怨找不到真正的地方精英，只能靠一些道德可疑、能力有限的庸才撑起门面，他们“完全缺乏管理才能，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和才干” 。即使建立起“大道政府”的上海也是如此，被推到前台担任市长的苏锡文是一名身份低微的失意政客，与旧日上海地方精英缺乏交集，只能从他参加过
8、的“显灵沙坛”这一类迷信活动关系网中寻找支持者。 卜正民代替宣抚班做出了原因判断， “日军的存在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而且这个唯一的权力来源还让人联想起暴力的滥用” ，所谓“秩序”唯一的依托便是日军的武力。 难以评价的合作者 选择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中，以拥有留日经历、会说日语者居多。镇江自治会会长柳肇庆毕业于日本高等警察学校，南京自治会会长陶锡三曾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但卜正民特别指出，不能以与日本的关系来解释这些人的合作动机，否则会走进死胡同，因为有这样一个问题无法解释“大量与日本人保持私人关系的中国人选择了抵抗，合作者只是极少数人” 。 卜正民拒绝直接用“汉奸”称呼这些人，更多的使用“合
9、作者”这个中性的词汇。书中的众多人物里，南京自治会的顾问王承典最令他着迷。他是一个二手货商人，在就职典礼上，他被救济难民的国际委员会成员揶揄“很适合一个二手政府” 。 王承典主动出面与日本人合作，却也为国际委员会和难民争取权益。他从日本占领的仓库为难民搬走了比日本人答应的数量还要多的粮食，也敢对日本人说“如果你们要反对我，你们最好现在就在这儿杀了我” 。他不是抗战英雄，也不是绝对的汉奸，这无疑是卜正民所需要的“在通敌和抵抗之间奋力挣扎，设法应付”的代表人物。 难以定性的事件并不罕见。卜正民引用拉贝的回忆，记述了一个难以用道德衡量的故事：在国际委员会委员魏特琳拒绝日本人为妓院征召女人的要求后，与
10、日本人合作的中国红?d 字会成员只讲了几句话，就招徕相当多的年轻逃难女孩上前， “很显然是以前的妓女” 。卜正民评价，“合作者承认提供性行业服务是不得不取悦于日本人的让步，但如果因此能安慰性饥渴的士兵，使他们不再到处强奸妇女，那么这个安排是正确的” 。 在卜正民看来，大部分选择合作的普通人只是为了谋求收入。他审阅旧上海市政府职员向“大道政府”申请“复职”的材料，发现大多数人没有解释原因，也没有表达对“大道政府”一系列宣传的认同，只是强调自己生活困顿，需要工作。龙塘镇镇长陈希舜辞职时，还希望市政府归还他的履历和照片，似乎是想消除他担任过伪政府职员的所有证据。野心与遗憾 从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
11、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到明代的社会与国家 ，卜正民教授一直对社会变化的历史影响抱有浓厚兴趣。作为研究时段从 16、17 世纪转向 20 世纪的第一部专著，他对秩序的沦陷一书也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试图通过这五座城市的社会变化，揭示“在通敌和抵抗之间还有某种平衡”这一事实，打破民族主义评判与道德评判的既定视角， “追问为什么一些中国人选择与日本人一起工作是历史研究的课题，但是，探寻那时的合作为什么对人们具有意义可能更为重要” 。 限于史料，卜正民虽然揭示了合作者复杂的动机和难以评价的效果，但部分论证过于简单，难以令人信服。比如，仅以镇江自治会会长郭志诚的弟弟建议日本人应为重组
12、他们家的公司支付 3 万美元而被捕，便判断“在沦陷时期的镇江，郭决定满足上面的要求。但看不出郭本人在此过程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利益” 。对帮助日本军官识别藏在难民中的中国士兵的行为，也提出“如果这样做的目的是限制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普通的百姓，这难道不能看作是保护非战斗人员免遭肆意的袭击，以及迫使占领者回归到有矩可循的秩序中，从而保证被占领者的安全吗？” ，未免有些书生气。 卜正民在书末得出了一个结论， “与英勇的抵抗者以及设想的畏缩的通敌者相比，现实里的合作在效果上更模棱两可，在运作中更困难” 。他还呼吁“应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老掉牙的道德预设” 。但相对仅以五座城市、几位宣抚班成员和本地居民的回忆为主体的讨论，这样的结论和呼吁实在单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