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伪政权下的奴化教育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年时间，东北的大好河山便全部沦落日寇之手。1932 年 3 月 1 日，日本帝国主义推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日伪除了在军事、政治上进行法西斯统治外，还进一步在思想、精神上奴化东北人民。 1938 年我 7 岁时，进入伪滨江省双城县松花江边南庙一所国民学校就读。从入学开始，日伪便向学生强行灌输“日满协和” “日满亲善”“日满一德一心” “日满共存共荣” “王道乐土”等亲日爱满的奴化意识，以摧毁学生的民族精神。 1937 年，伪满颁布新学制纲要 ，规定国民学校为初小，学制四年；国民优级学校为高小，学制二年；中学改为国民高
2、等学校，学制四年。同时，还设有师范教育、师道大学、师道学校。从 1938 年起，我学生时代，有 8 年时间是在日伪奴化教育下度过的。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其控制的伪满洲国政权，加强对东北青年学生的奴化教育，他们向伪满洲国大、中、小学派出了日本教员、副校长。其中，副校长在学校独揽大权，对学生和教职员全面管理监督，中国的校长只不过是个牌位。新学制实施后，课程设置上有了很大变动，增加了日语课程和满（蒙）语课程，两门课程每周增加八课时。同时，还新开了“建国精神”一科，主要讲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等等内容。1939 年 5 月日伪又颁布了国民优级学校校令 ，内容是：“留意学生身心发达，涵养国民道
3、德，主授实务普通知识技能，培养学生劳作习惯。 ”目的是要把学生奴化为无政治头脑，忘记自己国家，安于劳作顺服日满的奴隶。到了 1941 年即康德八年，日伪又连续出版了国民学校日语国民读本 ，内容也是使学生通过日语学习，了解“日本建国” 、“日本建国神庙” 、 “日本明治天皇” 、 “日本国都” 、 “协和会” 、 “青少年义勇队” 、 “开拓村” 、 “防空演习”等等，给学生灌输日本帝国主义那些“武士道” 、 “法西斯” 、 “大日本精神”等反人道的东西，麻痹学生思想。以至后来，奴化教育的课程越来越多，中国的语文、地理、历史课程却彻底取消了，剩下的只有一科算术，学生已经学不到真正的知识了。学校除
4、了让学生学习日伪颁布的奴化教育的东西外，就是让学生劳动。每个学校周围都开垦了几亩地，种蔬菜、玉米、高粱、谷子等。学生们每天要到地里劳动两小时，给庄稼拔草、浇水、上粪等。劳动时，一些学生见日本教员不在场，就唱起“苏武牧羊” ，以发泄仇恨。 1943 年，我从南庙国民学校毕业后，考入伪双城县吴金村国民优级学校，即高小。此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东北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所学校的副校长也是一个日本人，名字叫毛力，译成中文是“森林”的意思，同时还有几个日本教员。中国校长姓白，很有学问，但只是个牌位，大权都独揽在日本副校长手上，学校里的中国教员对他都毕恭毕敬。日本教员和日本副校长对学生都很凶
5、，学生稍有不慎或迟到，不是被日本教员就是被日本副校长打耳光或打手板，有时还挨教鞭抽。学生们对日本教员和日本副校长都恨之入骨。 日伪时期，凡有节日或纪念日，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学校也借此对学生进行奴化宣传。1932 年（伪大同元年）3 月 1 日，是日本傀儡伪满洲国成立的日子，因此每年 3 月 1 日，伪满洲国学校师生都要集会，举行仪式，升伪满洲国国旗，唱伪满洲国国歌，校长训话，庆祝所谓“建国日” 。像这样的节日很多，还有一个叫“昭书奉戴日” ，是 1935 年 5 月2 日。这天，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访问日本归来，为讨好日本主子，报答其推崇之恩，颁布了他写的回銮训民昭书 ，要求伪满洲国的国民，必须与
6、日本主子“一德一心” 。他将昭书作为圣旨，叫所有学校把“昭书”用黄布包好，装在一个黄色小木匣里，供奉在学校的“奉安殿”神龛里。每年 5 月 2 日颁布诏书之日，学校全体师生都要在操场或礼堂举行仪式。全体师生列队肃立，校长、教职员工在前，学生在后。校长身穿“协和服” ，身披一条黄色带子，叫作“协和带” ，戴着白手套，慢步走向“奉安殿”正前方，从神龛里取出装有“昭书”的黄色小木匣，高举过头，走到师生面前，然后从小木匣里的黄色布包中取出“昭书” 。这时，全体师生都要立正，低头恭听校长宣读昭书：“朕自登基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日东渡，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
7、民热诚迎送，亦地不殚竭礼警。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兹教致诚悃，复力意观察，知其政本新立，在乎而爱，敬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下，咸以至诚相等，志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从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遵朕旨，以垂万口祺。钦此。 ”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回銮昭书 ，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旨意下炮制的，是溥仪为了报答其主子，奴化青年学生，压
8、迫东北人民的卖国宣言。 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大中小学校各种活动都带有奴化教育的色彩。日伪当局规定：学生每天早晨及课前，都要举行“朝拜” 。先是在操场上由老师训话，之后有两名学生走到旗杆下向伪满洲国旗肃立，号手鸣号，升国旗，唱国歌，再唱日本国歌。然后，面向东南日本东京皇宫，鞠躬 90 度，向天皇遥拜；之后向西南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皇帝溥仪敬礼，也是鞠躬 90 度。完毕后，师生齐读“国民训” 。等这一切进行完，才能开始上课。这时，日本副校长“森林”就会拿着教鞭，到每个教室巡回视察，发现有无学生不守规则或者迟到。如果有，他就不是打耳光就是用教鞭抽。到了中午，他还叫学生起立，低头默祷“
9、大东亚圣战胜利” “日本天皇武运长久，永不可战胜的”等。尽管日伪在大中小学中大肆进行奴化教育，但并未把所有的学生迷惑，许多学生对日本人还是恨之入骨，抱有警惕。一个高年级学生，在读“国民训”时错了一句，被“森林”发现，走过来便是一个耳光，打得那个学生鼻口出血。霎时，许多学生都站了起来，怒视“森林” 。 “森林”胆战心惊，再没敢说什么，灰溜溜地走了。这以后，学生每天早晨上学，看见“森林”站在门口，都会用中文混合日语喊：“毛驴子先生早晨好！”因为日语“毛力”发音快起来就可以发出“毛驴子”的读音，因此学生们都这么叫他。 “森林”开始没反应过来，渐渐地他感到有些不对劲。“毛力”怎么发成“毛驴子”音？于是
10、他问一个中国教员：“毛驴子是什么意思？”那位中国教员不知就里，便告诉他“毛驴子”是中国的畜牲，和马一样。 “森林”听了气得咬牙切齿。第二天早晨， “森林”又站在校门口，等待学生入学。我走在十几名同学的最前面，老远就看见“森林”在校门口站着，手拿教鞭，露出一副凶相。我警惕起来，估计“森林”已知道怎么回事了，于是赶紧同学们“要发音准确” 。我先走到校门口，用准确的日语发音：“毛力先生早晨好！” “森林”未听出“毛驴子”几个字，便放过了我。后面的同学和我一样也未被“森林”抓到毛病，就过去了。从这以后， “森林”每天都十分注意学生的反日情绪，但学生们对日本教师的仇恨还是一天天增长。 进入 1943 年
11、，日寇在哈尔滨的关东军 731 细菌部队，加快了研制、试验和生产细菌武器的进度，与伪满洲国签订了一个协议，发动伪满洲国学生捕捉老鼠，要求铁路沿线学校停课，让学生在家里、田间、荒草甸子捉，并且要活的。对捉得多的学生发给学习用的小刀、铅笔、练习本当奖励。如有小学生不交老鼠， “判课程不及格” ；大学生不交， “判思想不良” ，按反满抗日论处。一年时间里，学生几乎很少上课，天天捉老鼠。我们学校捉了一千多只，装了几百个箱子。731 部队研制细菌还需要大量猪血。我们学校日本副校长“森林” ，逼迫学生一定要搞到猪血和血粉。而此时，老百姓天天吃橡子面，根本没有条件养猪，学生到什么地方去搞猪血呢？只能用鸡血、
12、鸭血代替，糊弄日本鬼子。可即使这样，也满足不了“森林”的要求，他对连鸡血、鸭血都拿不出来的学生，不是罚站就是打耳光，百般侮辱。 1945 年春，伪满当局又命令各校学生割柳条，去掉外皮变成白色，再晒干，每个学生必须交二斤，做什么用学生都不知道。有人说是编柳条盒装老鼠，做实验时用；也有人说是给日军士兵编柳条盒装饭用。究竟做什么，直到日本投降，也未解开这个谜。日本投降前，我们这些学生基本没读什么书，日本人把学生当劳工用，对学生的身心进行百倍摧残。 1945 年“八一五”东北光复。这一天，我所在的吴金村国民优级学校学生兴高采烈，和村民们一起欢呼日本鬼子被赶出中国。可惜，这时日本副校长和日本教员都跑了，
13、如果被学生抓到，想必一定会死在乱刀之下。 “九?三”胜利日后，我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在我们部队，有一个被苏军俘虏，后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的日本军医，是个医学博士，主医五官科。东北全境解放后，他一直跟着四野到了平津，后又到了武汉。1949 年我在武汉陆军医院做副鼻窦手术，就是这位博士为我主刀的。只记得他叫井上，夫人和孩子给他当护士。手术前，中国护士长提醒我，疼时不要对医生耍态度，井上博士对中国是友好的。但做手术时，因为要用小锤子敲开我的上额骨头，弄疼了我，我脱口用日语骂了一句。井上博士的儿子不高兴了，但井上制止了他，说：“伤员年纪太轻，疼得忘记了礼节，不能怪。 ”叮嘱他的儿子认真辅助，不要分散精神
14、。手术完后，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一直护送我回到病房。中国护士长叫我向井上博士表示歉意，我表示了。井上得知我是“满洲人” ，向我深深鞠了一躬，嘴里说什么我也没听清楚，但明白他是想说，他虽然是个医生，但作为一个日本人，也有愧于“满洲”人民。我出院时，他又和夫人、孩子来看我，送我到医院门口，并说：“你的鼻子手术很成功，以后不会复发，祝你工作顺利！”不久，我随军进入湖南。1950 年我回到武汉，去医院看他时，护士长告诉我他已调到北京，可能要回国了。以后几十年，我的鼻子再未发病，每次检查医生都说：手术做得十分成功。后来我再未见到过井上博士。我曾到过日本，还记着他，但已无法找到他了。我之所以附上此段回忆，是想告诉日本人民，凡是反对侵略战争、有正义感的日本人，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