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中国崛起无疑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是人类历史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地缘政治、经济力量重新洗牌。理由很简单：尽管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已经近 250 年，目前却只有不到 1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工业化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 。如果中国能够完成工业化，那就意味着又多了 20%的世界人口进入工业文明。另外，中国位于世界人口最多、最密集的亚洲中心。以中国巨大的体量，它的崛起带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整个世界的增长力量应当是当年英国崛起的 100 倍，美国崛起的 20 倍。 中国当前用低于世界 6%的水资源和 9%的耕地，一年能生产约 500 亿件 T 恤衫（超过世界
2、人口的 7 倍） ，100 亿双鞋，8 亿吨粗钢（世界供给量的 50%，美国水平的 9 倍） ，2.4 亿吨水泥（几乎是世界总产量的 60%） ，接近 4 万亿吨的煤（几乎与世界其余地方的总量相同） ，超过 2200 万辆交通工具（超过世界总供给量的 1/4） ，和 92.8 万个工业专利申请（美国的 1.5 倍，超过美、日总和）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船舶、高速列车、隧道、桥梁、公路、手机、电脑、自行车、摩托车、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纺织品、玩具、化肥、农作物、猪肉、鱼、蛋、棉花、水泥、铜、铝、书籍、杂志、电视节目、甚至大学生等产品的制造者。一句话，承受用全球极少的自然资源和养活世
3、界 20%人口的压力，中国却能提供全球 1/3 的主要农产品和近一半的主要工业产品。 当尼克松总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访华时，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微不足道，仅为美国的零头；但是在 1980 年左右开始稳步崛起，90 年代后期加速，先后超越一个又一个世界工业强国，并最终在 2010 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工业品制造国和“制造业中心” 。 由于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以至于解释中国崛起和预测中国未来是对现行经济学理论的巨大挑战，无论是教科书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家的文章中都没有现成答案。本文试图从一个角度对为什么纵然面临很多挑战，中国的继续崛起势不可挡提出解释。由于篇幅有限，很多观点只能点到为止。有兴趣
4、的读者可以参考本人最近刚完成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本书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将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 。为什么中国崛起势不可挡 一方面，中国用短短 35 年（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则为 65 年）取得了典型西方国家用至少 250 到 300 年才完成的工业成就（即从原始工业化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 ，因此也在极短时间内积累了西方国家 250 到 300 年间遇到的问题和障碍。这些问题包括腐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和环境破坏、商业欺诈、充斥市场的劣质产品、资产泡沫、失业和产能过剩等等。鉴于这些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有人甚至打赌中国有朝一日会突然戏剧
5、性地崩溃，就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敌视态度以及对于西方工业革命史的无知也加剧了这种悲观预期。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似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 。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和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甚至用纯属统计的方法分析了大量跨国经济增长动力学数据后声称，任何对未来中国增长的乐观投射都是不可信的：“历史告诉我们超高速增长往往是不可持续的，尽管经济预测永远是基于近期增长的外推。经济增长的一个最显著的统计特征就是向均值回归的趋势。与被大量讨论的诸如中等收入陷阱等相比，这一点在数据中要稳健得多。另外，高速增长往往被时不时的增
6、速下降所打断，而增长率的波动大部分来源于这种中断。由于中国一些显著特征：高度的政府控制、大规模的腐败及其专制体制，我们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更有可能出现增长中断。 ” 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似乎是盲目乐观，根据不足。但是，这些悲观论者或许记得如下历史事实：第一， “当年英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支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Sven Beckert，2014） 。因此，如果采用萨默斯的数理统计
7、方法，英国当年发生工业革命的概率是零。第二，美国在整个 19 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 15 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 4 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还在 1907 年和 1930 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在整个 20 世纪主宰和引领世界一百年。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是否崩溃，不取决于经济是否出现波动或金融危机，而取决于长期发展战略和工业化的顺序，以及政府对危机的处理方式。 因此，只有基于对工业革命内在逻辑的正确洞见和当年西方崛起历史过程的深入分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即使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崛起仍然是不可阻挡的。从这样的视角出
8、发，前面所提到的当下中国面对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只不过是“成长的烦恼” ，这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不可同日而语。 1.正确的发展战略 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发现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一直遵循着从农村到城市，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低端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再到金融业，从高储蓄到高福利这么一个正确的、循序渐进的工业化顺序。 我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反复强调和论证的一点是：工业革命具有按照市场大小和发展阶段逐步展开的“胚胎发育”式的产业结构上升逻辑。它开始于农村地区的以简单劳动分工为基础、远距离贸易为目标的原始工业化阶段。在原
9、始工业化的末期，大大扩展了的国内市场、迅速提高了的城乡购买力、迅速改善了的供应链和分销网络以及不断强化的工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使得进一步采取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有利可图。这触发了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竞争和升级，并最终引爆以大规模生产各种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重工业相比，这些规模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相对低的资本（资金）门槛、技术门槛和能源要求，因此更容易通过原始工业化阶段积累的国内储蓄获得融资，和通过那个阶段所获得的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源实现产业升级，以及通过那个阶段创造的市场和营销管道实现进一步市场扩张。 持续的规模化和机械化进程需要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各种机
10、器与生产工具的大量与及时供应，以及更大规模和速度的产品销售网络和交通基础设施。这就对能源、动力、通讯、运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供给提出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盈利机会。因此，一旦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对更好更快地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分销各种轻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将日益提高，并最终掀起一场对包括能源、动力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商业网络的投资繁荣，来维持不断膨胀的经济体系、长途运输和全球贸易。 换句话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对整个工业“能源动力运输”三位一体的巨大需求和由此拉动的空前繁荣对重工业产品和材料产生了巨大的规模化生产的需求，这就触发了以对机器、中间产品、各种其他生产工具以及推动机器运转的能源、各
11、种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些直接和间接的“生产运输销售再生产”工具和构成它们的原材料与中间产品是维持整个工业体系的增长所必需的，如化学制品、水泥、钢铁、通信设备、火车、汽车、轮船、飞机以及大规模的信贷体系。只要其收益大于成本，任何能便利这些产品供给的发明都必然被采用包括新的能源、动力、交通、通讯和材料。这一过程也推动了金融服务和信贷管理方面的创新，以便利大规模贸易的实现。对一个稳定和管理良好的国家银行系统（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的需求此时也应运而生。这就是中国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况。 可见，一个成功的工业化过程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不断由底层市场
12、需求驱动，并由前一个阶段的储蓄来获得后一个阶段融资的产业升级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更新和更大规模市场的创造、发现和扩大的问题，因此都需要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的集体行动来克服在市场创造和公共品提供方面所面临的巨大社会成本。 具体地说，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付出的巨大的社会和私人成本，需要通过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原始积累融资，用以支持规模化轻工业品市场的创造、劳动密集型规模化企业的建立以及技术创新和采用。而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的工业体系的维持和升级（包括满足其对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的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则需要付出更为巨大的社会和私人成本，因而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但需要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市场，而且需要
13、第一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储蓄。 由于大工业的高投资成本和组织成本，以及建成以后接近于零的边际使用成本和由于制造业知识技术的普适性带来的知识外部性和外溢效应，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具有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效应。这意味着每一个发展阶段付出的社会和私人成本最终将被工业革命成功带来的极度扩张的市场和极大提升的技术与劳动生产率所补偿。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最终会带动农业的机械化，使得这一古老的、既是土地密集又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部门最终被转化为了一个资本密集型部门，成为工业革命的受益者。这也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时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问题和基于劳动分工所面临的大规模市场
14、缺失和失灵问题是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历史上需要一个漫长的助跑阶段原始工业化阶段来引爆。这个阶段初步解决“贫困陷阱”问题或马尔萨斯陷阱问题。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繁荣把这个往往需要几百年的“原始积累”阶段缩短到 10 年（即 1978 年至 1988 年或至多 1949年至 1988 年，如果包括土改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期的话） ，而且没有采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创造全球市场的 手段。 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是解决工业“三位一体”缺失问题。这需要巨大的市场需求来支撑基础设施这类长期投资所需要满足的利润回报和天量国家储蓄为其融资。很多
15、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正是因为无法克服这一发展瓶颈而失去了继续增长的动力，因为他们缺乏（1）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拓的巨大轻工产品市场对三位一体的巨大需求（市场条件） ；（2）由此所积累的巨大储蓄（金融条件） ；（3）强大政府所体现的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意志（政治条件） 。工业三位一体本质上是公共产品，而且是“中间性”或“工具性”产品，它既不能“吃”也不能“喝” 。因此，它是全方位产业升级的战略“梯子”和“桥梁” ，是衔接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纽带，所以国家意志和政府的积极介入必不可少。而拉美这些国家之所以无法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 ，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发育良好工业“三位一
16、体”；而这本身又是由于缺乏一个发育良好的支撑“三位一体”的（即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条件；而这又正是因为没有认真完成更早期阶段的原始工业化过程，或更初级但更基本的原始“市场发育”阶段。所以这些国家的“发育不全”问题被一步一步遗传下来，被“跨越式”发展战略误导了。一旦产生“发育不全”问题，经济改革成本就会比按照正确“市场发育”步骤所需的改革高昂很多，而在这个时候再“急于求成”采纳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比如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如“休克疗法” ） ，或新制度学派的政治改革建议（比如“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 ） ，那就会使事情变得更加 糟糕。 中国自 1978 年以来遵循了符合“胚胎发育”工业
17、化逻辑的正确路径。这解释了为何自那时以来中国更少遭受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暂停重启暂停”的周期性改革困境和为工业化融资而引起的债务危机。这与中国之前历史上的三次工业化尝试（即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19501977 年的重工业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以及不断采取自上而下发展战略的拉美国家截然不同。中国完全依靠自己在 1978 年以来农村工业化积累的国内储蓄开启了 1990 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完全依靠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的高储蓄开启了以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为领头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总储蓄率目前仍是世界最高（将近 GDP 的 50%） ，还拥有高达 3 万亿至 4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而完全有
18、金融能力在未来10-20 年内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高储蓄也使得中国能够进行遍及全球（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中亚以及欧洲大陆）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为“中国制造”建设雄心勃勃的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链以及分销网络，从而大面积惠及全球发展。 2.“干中学”：技术进步的源泉 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的第二个原因是工业技术进步的源泉问题。一些人质疑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进行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在触及技术前沿之后。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束缚了自由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因此得出结论，中国迄今以来的快速发展和奇迹般的增长不是由创新带来的，而是初始条件落后和复制发达经济体技术的“后发优势”导致的。的确，中国
19、在追赶时期充分借鉴和复制了国外先进技术，但是这并非说明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缺乏创新，并在到达前沿以后无法创新。二战前的日本、德国和俄国以及二战后的韩国和新加坡都是先模仿后创新，甚至 19 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 英国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场科学理论的革命，也不是对科学理论的应用。工业革命与哥白尼天文学革命、牛顿力学甚至热力学的创立无关。工业革命是关于工业组织、制造技巧、设备工艺以及生产要素如何在时空上循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实践知识的革命。这些突破和发现，以及制造业知识的积累只能由实际动手和生产制造的过程所驱动。因此，只要踏上了工业革命的大道，成为世界工厂（或哪怕只是占有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 ，任
20、何国家都能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因为技术知识和创新是从重复的实践、具体的工业建设、产品竞争以及满足市场需求和攫取市场份额的激励中来的。或者说，是从生产过程里来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一旦它放弃了制造业，就可能会完全丧失其技术优势和创新力，无论它的大学排名有多高，无论它有多少诺奖获得者。 因此， “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铁律已经不断被证明是人类技术发展史的最重要、最直接推动力。中国的工业革命也服从同样的逻辑。在美国人看来，13 亿中国人民自 1980 年代以来直到现在都仅仅是为美国打工的蓝领工人，用 8 亿件衬衫换取一架波音飞机。由于巨大的农村人口、很低的人均收入水平（
21、1990 年代仅为美国的 1/20，2014 年为 1/8）以及更低的人均消费水平（90 年代为美国的 1/30，2014 年为 1/12） ，尽管经过了数十年的超高速增长，中国仍然显得贫穷落后。但是，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勤劳的制造业实践者，他们通过制造、组装、运输、打磨各种工业产品，夜以继日地发现着新的实践知识。例如，为了在昼夜温差极大的高原地区修建高速铁路，中国的工程师需要解决无数日本和德国同行所不会遇到的技术和实践上的问题。而且，为了与其他国际制造业巨头竞争并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工程师必须时时刻刻去解决各个领域的实际工程问题。十年之前，德国高科技公司曾允许中国工程师观看他们的技术蓝图（日本工程师则不行） ，并不担心其核心技术会泄露。今天这种景观已不复存在。通过“干中学” ，中国已经在电子、信息技术、通讯、超级计算、半导体、精密仪器、材料科学（包括纳米技术） 、造船、高速列车、隧道与运河开凿、发电和输电、空间科学与军事技术等诸多制造业领域赶上并走在了技术前沿。 这种“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也许是低档次的和不起眼的，但日积跬步，乃至千里。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这所最好的大学来进行实践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