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吴德口述：“文革”中的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文革”期间北京市委的领导情况 1966 年 11 月至 1967 年 1 月， （北京）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于是，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即吴德）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 “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
2、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 “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 40 军的军长，他调到卫
3、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 4 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1972 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 “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 “文革”中的混乱秩序 1966 年 8 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 这以后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里谈工作，少奇同志来了，他提出要到下边蹲点，取得感性知识和经验。少奇同志选择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学院，那个学院的学生比较少一些，学生也还没有分成派。 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
4、我们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 “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戚本禹陪同。后来，建工学院也分成了两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围攻了中南海。 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学蹲点，我陪着小平同志开过一次全校大会。会议是辩论郭影秋有没有错误，同时去的有陶铸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正在盛传的“二月兵变”进行辟谣，说没有这回事。 这段事情太多，我记不清，谈几件事。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市委副书记）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
5、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 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把我将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 、保护“黑帮” 。 “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
6、给群众，不许有误。 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 。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 ”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破四旧”变成“打、砸、抢”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 “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 ，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
7、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他们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 “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 ，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1966 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
8、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都已经动刀动枪了。 武斗从“文攻武卫”中找到护身符 北京市是在 1967 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 70 多人。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谈及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
9、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 2 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 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 ，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 “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 11 月 1
10、8 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 “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 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 ，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 。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1967 年至 1968 年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是“破四旧” ，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 。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