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丁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丁老与党同龄,是一位资深的报人。他从 1938 年在皖南参军,在新中国成立前,先后担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战斗报主编、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前锋报总编辑、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一支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时任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党的工作和支部生活总编辑;“文革”后,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年逾九旬的他,身手矫健,思路清晰。作为一位资深的“90 后” ,他像年轻的 90 后一样,保持一颗好奇心,依然对社会、对新闻界保持关注,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检察风云:丁老,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采访。您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新闻事业,作为晚辈,向您致敬。
2、首先,您能回忆一下您的新闻生涯吗? 丁柯:非常高兴你们来访, 检察风云杂志是我比较喜欢看的读物,你们杂志办得好,生动活泼。你们杂志大方地赠送给人大代表看,是高招,因为他们有影响力,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把他们当做赠阅对象,可以经常征集他们的意见。 我的一生其实就做一件工作,那就是新闻工作。我没做过别的工作。我从 1938 年参军,开始做江海报随军记者;1943 年在浙东四明山办战斗报 。当年,我们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办报纸,很难得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解放日报创刊,我作为编委参与创办。后调市委办公厅,1956 年1966 年,我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党的工作和支部生活总编。当时,实际主持是柯庆施。 “
3、文革”荒唐岁月,最先被打倒了,上海市委党校校长、副校长以及我,被称为上海的“三家村” 。“文革”后,我参与负责民主与法制杂志。 民主与法制杂志1979 创刊,我从 1981 年开始负责。这份杂志姓“党”姓“法” ,坚定支持改革开放,发扬民主,宣传法制,反对“和尚打伞” ,提倡敢于“碰硬”,支持“温州模式”等新事物,深得民心,所以在上世纪 80 年代很红火,最高每期发行几百万份。 在我的新闻生涯中,我很幸运碰到很多好的首长,在新四军时期是谭启龙;解放战争时期是叶飞;到上海后,是范长江、柯庆施、陈丕显、罗竹风。回顾我的一生,在党的新闻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没有虚度吧。 检察风云:作为一位资深
4、报人,您有什么要对新时代的年轻新闻人说? 丁柯:我们那一代人很单纯,一直跟着党走,文化靠自学,跟你们年轻人比起来,你们文化高得多。我们那个时候是党讲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干什么,新闻工作围着党的要求转;大家听党的话,按照党的要求来做。那个时候的新闻工作者,是经过战火锻炼出来的,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这非常重要。我们部队记者战斗在第一线,与连队一起,解放战争时的莱芜战役,我们前方记者深入火线,我作为总编辑也进入前方指挥所,前线记者轻伤不下火线,这位记者后来得到三等功。当时,记者的信仰是很坚定的。 现在,你们年轻人所处的时代变化了,环境也复杂了,但是我依然建议大家要有坚定的信仰。前不久发生的新快报
5、记者被拘事件,后来这位记者承认收了钱。这就是信仰不坚定啊! 检察风云:我们知道,您对纸媒面临的困境很关心,您有什么建议? 丁柯:在新媒体冲击下,纸媒受到冲击,报纸杂志被阅读的唯一性、重要性已大大降低,迫切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有新的创意、新的人才,特别需要的是,要有新的觉醒。 新媒体有它的优点,我们需要向它学习。上世纪 80 年代,报纸也受到很大冲击。那时,报纸主要受到地方“小报” (都市报)冲击,特别是在广东。很多“小报”发行每期几十万份,超过不少大报。大家也很慌。我专门到那边去调研发现,报道的题材几乎相同,但一般的党报标题很正式,版式也很刻板, “小报”不一样,他们把标题弄得很轰动,大标题占很
6、大版面,有轰动效应,后来,我们出版的民主与法制画报就借鉴他们的优点,打破原来版式,所以,发行量每期也上到 80 多万份。同样,现在新媒体的一些好的经验,我们纸媒也可以吸收。 在我看来,纸质媒体有些同志“闻网色变” ,原因可能在于没有坚持纸媒既有的一些优秀传统,过去一些好的做法丢掉了。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一方面要学习它们的优点,另一方面也要重拾过去传统媒体的一些优良品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报刊要走群众路线,重大报道靠通讯员、靠群众。新媒体时代,纸媒在时效性上竞争不过新媒体。现在传统媒体遇到困境,其中一个重大问题是脱离了群众,脱离了读者。群众路线办报是一个很重要的办报经验。我们现在都在担忧
7、新媒体的冲击,我个人的看法是群众路线出了问题。中央提倡“走转改” ,就是要往群众路线上靠。报纸时效性慢于新媒体,所以报纸在深度上、权威性上,应该强于新媒体。比如,我在民主与法制的时候,我们虽然是月刊,但每期能发行 200 多万份,为什么呢?主要因为我们的内容是人民群众爱看的,我们坚持了群众办报,很多重要报道是通讯员或群众提供,消息灵通,群众爱看。 二是要坚持典型报道。做典型报道,要促进社会某些方面进步,让人们能够警醒。对于那些人民群众关心的话题,纸质媒体要深刻揭示其典型意义。现在纸媒为什么竞争不过新媒体,因为纸媒和新媒体一样平面化,很肤浅。现在读者很需要有深度的新闻解读,而纸媒很多时候没做到,
8、和新媒体同质化竞争,但在时效性上又比不过新媒体,当然竞争不过了。 三是总编辑不可缺位。现在有些报纸,总编没接触到准确全面的情况。比如,前不久新快报的记者被拘留,开始, 新快报还出来抗议,后来发现,这个记者在新快报已经连续发了 10 多篇负面报道,他自己也承认受人指使收人钱财,发表失实报道。 新快报当时的总编在哪里呢?一个总编,一定要与下面同甘共苦,要有把关责任,深入了解情况,给下面同志出主意,人生观坚定,要有坚强、严格的领导。新闻单位配备强的领导是有政治意义的。我们那个时候,做领导的是非常严格的,批评错误非常厉害。我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的时候,没有得到过一句表扬的。毛泽东跟我们强调要政治家办报
9、,批评我们不是政治家,是书生,把我们很多新闻家,包括邓拓等说成是书生,当然这个批评太苛刻了。但他讲的确实有道理,确实办报刊应该是政治家办报。 另外,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过去好像有“新闻无学论” ,而现在新闻学好像都是国外的,样样都学外国。我觉得要提倡中国式的新闻学,这跟我们的中国式的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脉相承。我们从革命到建设,走的都是一条光辉的独特的道路,现在大家都很明确了。我们新闻学为什么不是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呢?现在一谈新闻学,几乎都在讲国外的理论。很多新闻理论期刊,一发文章大都是引用外国人怎么说,用的都是外国概念,很少引用中国人怎么说,也很少去总结中国经验,通篇洋八股。我们应
10、该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但是要找到适合我们国情的学问。 检察风云:那您认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包含哪些内容呢? 丁柯:中国新闻学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办报人的党性原则,群众路线,抓典型,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老一辈的领导同志都是干过新闻事业的,陈独秀,办过新青年 ;李大钊是晨报副刊主编;毛泽东更是新闻科班出身,自己写社论;邓小平在红军时也办过报纸。他们都有很好的经验。美国有个普利策奖,我们的范长江奖应该比它更光辉更有生命力。一些新闻人看重普利策奖,但这个奖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检察风云:您怎么看待媒体的舆论监督? 丁柯:我们有个说法叫“舆论导向” ,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把表扬当做正面导向,把揭露或批评当做负面导向。实际上,舆论批评也是正面导向,只有好处;有时候,表扬更是反面导向,因为有些不该提倡的,我们去表扬,就会是负面导向。 文/本刊记者 程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