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管落马曝出停车管理业乱象贾维，男，1962 年 7 月 29 日出生，土家族，出生地北京市，大学文化，原系北京市公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联公司）总经理、北京公联安达停车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联安达）董事长。2006 年 8 月至 2010 年 5 月间，其利用担任公联公司总经理、公联安达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北京公联顺达智能停车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联顺达）股权改制过程中，为祁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京恩顺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恩顺达）取得公联安达公司所持有的公联顺达公司 56%的股权提供帮助，并先后两次向祁某索要人民币共计 200万元，用于购买房屋、汽车及个人、家庭消
2、费等。 2011 年 12 月 7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贾维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向他人索取贿赂，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系索贿，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没收违法所得。 2012 年 3 月 6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贾维的上诉，维持原判。至此，这起在首都市政工程领域引发强烈反响、受到各级领导关注的案件终于落下帷幕。 难题：面对没有秘密的案件线索 2010 年 8 月 18 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接到北京市纪委转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交办的关于贾维涉嫌受贿的线索。其实在该案线索到达反贪局前已经几易其手，匿名举报人先是将举报信
3、递交给北京市国资委纪委，后线索转至北京市纪委。线索的流转已经占据了相当多的时间，贾维在举报信递交到国资委纪委时已经了解到举报内容，并将相应的问题函告国资委。因此，案件已无秘密可言，侦查人员如果围绕举报线索展开调查，很可能掉入被举报人事先设好的圈套。同时线索中提及贾维的经济问题全部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牵涉人员多，级别较高，都是现任在职人员，社会影响面非常大。 办案人员决定审慎地研究贾维以及其所在的公司，以便选择案件的突破口。 贾维于 1962 年出生在北京，1984 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道桥专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公路局公路设计研究院从事桥梁设计工作，1991 年6 月被调到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工程
4、指挥部任规划设计部副部长，1993 年调到八达岭高速公路指挥部任规划设计部副部长，1997 年任东四环工程指挥部副总工程师兼规划设计部部长，1998 年组建公联公司并担任总经理助理兼规划设计部部长，1999 年任副总经理，2001 年任总经理、董事、党委副书记。 从 1991 年起贾维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向正局级管理干部的跨越，而他仅仅 39 岁，这在首都甚至全国道路建设领域都是罕见的。仅仅从这一方面就不可否认贾维在首都道路建设领域地位的重要性和巨大的影响力。 2010 年贾维 48 岁，正值人生的辉煌时刻，查办这样一位年富力强、功勋卓著、社会经验丰富的国企高管，难度自不
5、必说。 公联公司是北京市政府 1998 年出资组建的城八区道路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公司，注册资金 10 亿多元人民币，是市属大型国企。自成立之日起，公联公司就承担了北京市重要道路的设计和施工工作，十余年来取得了骄人的工作业绩。四环路建设、长安街大修、广渠路建设、姚家园路建设等北京标志性的道路修建，都由这个公司主导完成，而该公司的关键领导人就是贾维。 承办人凭借以往办案经验认为，此类隐藏职务犯罪的工程案件基本能做到程序合法，权钱交易比较隐秘且都会相互串通。如果硬性突破，很可能一无所获，甚至引发一系列矛盾。 面对一个“公开的秘密”和被举报人早已搭建好的防御工程，侦查人员决定改变思路，绕道而行，避开贾维
6、重点防御阵线，不直接针对贾维工程领域的工作进行侦查，而是从贾维个人及家庭财产着手， “另辟蹊径，逆流而上，顺藤摸瓜” 。 彻查：从零开始，普遍撒网，以面带点 承办人对贾维及其家属等 9 人在 17 家内资银行和 8 家外资银行的存款情况进行了彻查。 然而查询结果使侦查人员充满疑惑。照常理推测，担任国企领导多年的贾维，年薪 50 万元以上，账户内应当有一定的存款，但是查询结果却显示贾维除了工资账户有 60 余万元外，基本没有存款，大额转账也很少。 针对上述情况，侦查人员分析，造成这种反常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贾维将收入用于大额消费，二是将钱款转移到其他地方隐藏了起来。如果是前者，侦查方向可直指贾维
7、家庭财产；如果是后者，则说明贾维做贼心虚，企图掩盖自己的犯罪问题。侦查人员据此制定了新的侦查方案：一方面彻查贾维及其家属大额交易情况，确定交易资金的来源和流向；另一方面彻查贾维及家属名下房屋、车辆情况，确定资金来源。 办案人员走遍大大小小几十家银行，经过近一个月的排查，案件终于有了眉目。侦查人员发现了重大疑点：2009 年 11 月份，贾维妻子王玉购买了一辆比利时进口的欧宝轿车，价值 36 万余元，付款方式为银联刷卡，但是所刷的却是一张持卡人名为祁力的华夏银行卡。 突破：祁力到底是谁？ 祁力的银行卡为什么在贾维手中？祁力又是谁？ 面对这一新线索，侦查人员抑制不住兴奋，针对祁力的外围调查随即展开
8、。 祁力，男，1967 年生，1992 年从北京轻工业学院毕业后开始经商，先后创建了多家“京恩系”公司，京恩顺达便是其中一家。祁力创业之初主要从事文化体育用品的销售，1998 年后进入路边停车行业。其名下北京京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持国有控股（控股公司为公联安达）的公联顺达 44%的股权。2008 年 9 月，持有公联顺达另外 56%股权的公联安达，以股权改制的理由将持有的股权全部卖出，祁力顺势完成收购，将公联顺达完全民营化。此时，贾维正是公联顺达和公联安达的法定代表人。 至此，贾维和祁力的关系联系上了。办案人员判断，祁力有向贾维行贿的重大嫌疑。 攻坚：还原案件真相 2010 年 9 月 13 日
9、，承办人员将查证情况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领导高度重视并指示迅速成立专案组，继续深入调查，随时汇报案件进展。 针对祁力的事业发展和贾维在全市的地位进行论证后，专案组准备迅速接触祁力。众所周知，行受贿案件的关键是行贿人口供。为确保万无一失，侦查人员先行对祁力住所进行蹲点，掌握其生活规律。 同祁力的第一次偶然碰面，侦查人员有了意外发现：祁力身体肥胖、精神萎靡，在两个人搀扶下走路仍是颤颤巍巍。 祁力年龄四十出头，正常人不会有这样的体态，侦查人员意识到祁力很可能患有严重疾病，随即赴医院调取祁力的病历。 看到病历，侦查人员倒吸了一口凉气，庆幸作了先行摸查。病历显示祁力患有 2 型糖尿病、3 级高血压、小脑
10、萎缩等多种严重疾病，突发致死率很高。如果轻率接触，祁力一旦受不了突然的刺激和强大的精神压力，后果不堪设想。 为确保被接触人人身安全并拿下其行贿的口供，专案组成立了讯问组、安保组、安抚组、医疗组、后勤组，甚至为应对突发事件，还成立了四人担架组；各组人员配置、出发时间、会合时间、所走路线都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不出所料，在讯问环节出现了插曲。一方面因为初次接触，祁力比较紧张，血压上升快，潜在危险很大，其家属也以祁力身体状况不佳为由，不断要求侦查人员中断讯问；另一方面祁力利用病情，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对所提问题，要么沉默不答，要么支支吾吾不予正面答复。如果以这种方式长时间耗下去，对祁力身体会造成较大损害
11、，讯问工作也很难继续。 为减轻犯罪嫌疑人心理压力，保障讯问正常进行，讯问组选择了祁力经营的一家会馆进行询问，并派出工作人员安抚其家属。为防万一，专案组还请卫生局协助调来两名医护人员，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祁力也明白自己病情的严重性，不希望因为案件加重病情。 侦查人员把握住祁力的这一心理，向其展开心理攻势。在讯问过程中多次让医护人员为其测量血压，提醒其是否需要吃药，也会应祁力要求中断谈话，让其休息。 侦查人员的真情打动了祁力，在长时间缄默不语后，祁力开口了 原来早在 2006 年，祁力名下的北京京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即持有公联顺达 44%的股份，祁力本人担任公联顺达总经理，与董事长贾维的关系很
12、不错，平时有重要的会议贾维都看在祁力的面子上出席捧场。 祁力当时就觉得公联顺达的经营效益不错，并且预期北京未来几年停车行业会迎来大发展。于是向贾维表示想获得剩余的 56%股权，让贾维帮忙运作。 本来就是公司董事长的贾维也是公联顺达上级公司公联安达的董事长，同时也是公联安达上级公司公联公司的总经理。这件事情找别人可能办不下来，但是贾维可以。 凭借其在三家公司的特殊地位，贾维以公联顺达公司员工素质不高经常闹事、公司利润亏损为由，向公联公司提出对公联顺达公司进行股权改制的建议，将持有的 56%股权全部出让。公联公司董事会开会讨论以后，定下了转让的基调。 2007 年下半年贾维通知祁力股权转让的事情有
13、了眉目，声称自己为此事花费了比较大的精力，要祁力给点好处。祁力心领神会，不久便将100 万元转账至下属员工乔婧的银行卡上，随后将该款项周转至王玉的银行卡上。 2008 年下半年，股权转让基本完成，祁力以 1700 余万元获得公联顺达 56%的股权。此时，贾维又开口向祁力索要好处费，祁力便将自己存有100 万元的华夏银行卡交给贾维使用，这张卡便是贾维刷卡给王玉买欧宝汽车的卡。 在取得祁力口供以后，朝阳区院领导迅速向北京市纪委领导汇报。市纪委领导在听取汇报后，决定立即对贾维采取“两规”措施，市纪委带领朝阳区院承办人负责获得贾维口供，专案组继续负责外围取证。 讯问贾维时，并不顺利。 如事前所料，贾维
14、对工程领域的事项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没等讯问人员提及，自己就将举报内容逐条展开说明（经核实贾维的口供和后来询问的证人证言基本吻合，侦查人员庆幸没有将工程领域作为案件突破口） 。 贾维大部分时间在表述自己非凡的经历，为北京城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侦查人员并没有打断他的谈话，让他继续将所有掩盖犯罪事实的话都讲完 经过连续两个深夜的谈话，贾维基本无话可说了，这时真正的讯问才刚刚开始。侦查人员一反常态，不再纠缠于工程领域，而是提及祁力。一听到祁力的名字，贾维的脸上有了不易察觉的变化，但他很快恢复正常，其高超的应对技巧可见一斑。他并没有完全否认与祁力的经济往来，而是以借款为借口，谎称购买门头沟区
15、的房屋和青铜器，却不能提出任何能够证明是借款的证据。 侦查人员从贾维与祁力平日的经济往来、个人关系以及其存款状况方面否定了贾维借款的辩解。 面对贾维坚决不认罪的态度，侦查人员没有过多纠缠，而是将精力集中于调查相关的书证和物证上。 侦查人员围绕股权转让的事又调取了公联顺达公司转让前后的利润情况，证实了该公司在盈利的情况下被转让，否定了贾维关于企业亏损的辩解；调取股权转让手续、询问了具体经办人、调取了相关参与人的证人证言，证实了贾维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决策作用；同时侦查人员注意搜集对贾维有利的证据，重点向祁力核实是否存在借款的事由，事实证明贾维借款没有任何凭据和理由；调取了贾维使用赃款消费
16、的情况，调取了其购买汽车、房屋、车位、钻戒、日常用物品、吃饭等留下的刷卡凭证，并做了笔迹鉴定，对证明贾维使用赃款消费的证人王某、关某等做了笔录，证实贾维确实没有借款的必要，且事后没有还款的表示和行为。综合来看，彻底否定了贾维借款的辩解，从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实现了对贾维受贿的认定。 在铁的证据面前，贾维终于无可辩解。 公共服务行业监管的缺失 在同贾维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侦查人员更加领会了自身工作的艰巨和光荣，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该案反映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即公共服务业的漏洞重重。 贾维受贿案的要害，不仅仅是简单的国有资产非法转让问题。公联安达转让的 56%股权背后，是北京城八区近5 万个路
17、边停车位（备案与未备案的数量总和）的经营权归属。在机动车保有量已近 500 万辆的北京，全市公共停车位仅 74 万余个， “停车难”已成为城市一大顽疾。其中，已备案的路边停车位仅 5 万余个。这些路边停车位，不仅是有车一族停车的首选，更关乎北京道路的畅通，以及首都市容市貌。而贾维与祁力非法交易的，正是这 5 万余个路边停车位中的绝大部分，以及一些未经备案的路边停车位。 路边停车位这一市场对于京城上千家普通民营停车公司来说，既梦寐以求又难以涉足。该市场一直被一些有背景的“特殊公司”垄断把持。此次贿赂案件的曝光，揭开了停车位管理方式的漏洞和“特殊利益者”的神秘面纱，并警示了公共服务行业监管的缺失。
18、 1.停车位管理方式粗放 公联顺达成立于 2002 年 11 月，是由在北京市停车行业占主导地位的多家企业进行资源重组，国营公联公司控股，多方投资的大型专业化停车管理企业。其作为北京市从事专业城市路侧停车管理的大型企业，负责管理北京八个城区 500 多条道路，3 万多个路侧停车位，占北京市路侧停车资源 90%的市场份额。 原公联顺达有相当多的路侧停车位纠纷，是因长期转包这一粗放经营方式导致的。原公联顺达对路侧停车位最常见的管理方式，是按地段和车位划分为一个个路边停车场，然后以一定费用将这些停车场分别转包给私营业主。这些私营业主再雇佣管理员进行管理收费。这些管理员通常是京城失业者，或退休人员，也
19、有相当大数量的外来打工者。他们通过原公联顺达为期一周左右的培训后，就可以穿着公司统一制服上岗收费。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收费人员积极性特别高，坏处是收费员、承包者与公司利益不一致，难于管理和控制。这些承包者为了各自利益，难免扩大停车位，私设新停车场，甚至高收费，而管理员自己更情愿将收费中饱私囊。 2.公共资源收益流失严重 在 2008 年 11 月 1 日的股权变动之后，在公联顺达中，公联安达全身而退。事实上，虽然原公联顺达在民营化之前由公联安达控股，但事实上的经营者已是祁力。 有分析指出，北京有近 500 万辆（最新统计已超过 490 万辆，年底可逼近 500 万辆大关）机动车，按照年停车费 2000 元计算，1 年的停车费用接近 100 亿。知情人士透露，通常来说，停车费的流向主要包括 6个方面。一是产权所有方：政府（占道费） 、开发商或建筑产权所有者；二是经营税：国企（营业额的 5.5%） ；三是管理费（委托经营） ；四是人力成本；五是净利润中上交政府的部分（国企） ；六是净利润中上交母公司的部分（子公司） 。占道费是停车费中上缴国家的一部分。这部分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