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授农场种地 探路有机农业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土、进城谋生时，一些都市人却想返璞归真、回到农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下乡种地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现在，种植业离不开农药、化肥、除草剂，养殖业离不开抗生素和激素，食品安全的源头出了问题。想吃到放心的蔬菜瓜果、鸡鸭鱼肉，似乎只有一个办法自己种。再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推崇耕读世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我也很欣赏。于是就动员一些学生和朋友，下乡来了。 ”“教授种地” ，这种现象有普遍意义吗？我们一起来贴近观察。 正道农场：既种农田，更种心田 位于京港澳高速河北定兴县出口附近的正道农场，在商业上属于北京安和四季绿色
2、联盟有限公司。在思想上，韩德强教授发挥了指导作用。韩德强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谐社会理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 现在，韩教授和十多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一道，正在农场里建设并享受着他们理想中的人生状态：晴耕雨读，昼耕夜读，夏耕冬读，忙耕闲读。农场兼办书院，全称为“正道农场书院” ，其实就是慕名而来者学习交流的场所，学生们在这里可以边耕作、边读书。 正道农场现有 9 个大棚，种植了生菜、空心菜、黄豆、花生、茼蒿等有机蔬菜。还有大片的苹果园、梨园，果园里散养着一些柴鸡、火鸡、珍珠鸡、鸳鸯、鹅。书院的书房里，摆放了一些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飘散着淡淡的艾香味。半年多的经营，就经济上来说，种植、养殖损失不少，但
3、其他方面却收获颇多。 由于不打农药、不套袋，苹果或被虫咬、被鸟啄、被太阳灼伤、或患腐烂病，往年能产 20 万斤的苹果园，今年品相相对较好的只有两三万斤，西红柿也只有普遍产量的 20%。由于缺乏经验，买回来的 2000 多只小鸡因被雨淋而患病，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大批死去，现在只剩下 200 多只。据了解，包含土地租金、人员工资、农机具、有机肥等投入在内，预计农场今年将亏损四五十万元。 但他们却并不灰心。他们相信，有机农业一定是方向。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读大学期间就开始有机种植、被多家媒体报道的吴云龙，现在在正道农场做农艺师。在他的指导下，年轻人们学会了一些物理、生物防虫的方法，比如，在田地里放置黑
4、光灯、黄光板，在地里种植三叶草，自己配置石硫合剂溶液喷洒。他们还使用苦参碱、川楝子和红糖发酵的溶液来防虫。韩德强介绍说，韩国、日本、美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受化肥、农药、除草剂、抗生素、激素的毒害比较早，因此对有机农业的探索也较早，已经形成了有机种植的一整套办法，可以相对有效地降低有机种植的巨大风险。 从事有机农业，需要技术，十分辛苦。了解到除草剂中的草甘膦对人的生殖能力有严重危害，他们坚拒除草剂。不用除草剂，其代价就是杂草疯长。在大豆地、花生地里，除草工作量大得惊人。刚拔完草，一周以后再看，又分不清哪是草、哪是苗了。 前不久，中国农科院有机种植委员会的一位专家来正道农场参观，在了解情况后
5、，吃惊地说：“你们竟然玩真的？”原来，有机农业因投入大、风险高，一些企业在获得有机认证后，往往不再严格坚持有机标准，但其农产品却仍然贴着有机商标，堂而皇之地在各大超市销售。 假作真时真亦假，既然有些贴标签的产品并非名副其实，韩教授认为，他们的产品也不必去搞一个认证，自己的良心认证更真实、可靠。现在，已经有几十户北京的消费者预订了他们半年的蔬菜，农场要每周往这些“谷东”家里送货一次。 “谷东” ，顾名思义，即预定农产品的东家，其契约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上。 弘毅农场：生态种植，高产传奇 山东临沂市的沂蒙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叫蒋家庄，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蒋高明的故乡。2006 年，
6、蒋教授在村里承包了 25 亩地，建起了一个生态农场，取名弘毅生态农场。 蒋高明曾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在恢复生态学领域，他第一次提出了沙地草地生态恢复的“以地养地”模式、 “借助自然力”恢复以及“畜南下、禽北上”等新观点。 蒋高明回乡承包的土地是村里最差的低产田，土层厚度只有薄薄的15 厘米，下面是一些碎石。这块地里打不出多少粮食，30 年前公社生产队曾将这片地辟为秋收晒场。但蒋高明承包后，却在这里书写了生态农业的传奇。 简言之，蒋高明种地的秘诀是“六个不用”：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这一种地办法，听
7、起来甚至有点荒唐，但却是蒋高明的坚持。其思路是培肥地力，形成生态循环，即“农作物秸秆微储鲜秸草或青贮秸秆牛牛粪沼气农田” 。此外，还包括用昆虫（用牛粪养殖的蚯蚓、黄粉虫） 、害虫（通过诱虫灯捕杀）来散养禽类（鸡、鹅） ，而禽粪又能肥田。这样的生态循环系统建立后，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减少了环境污染，而且恢复了生物的多样性。现在的弘毅农场，麻雀、燕子安了家，各种害虫的天敌，乃至刺猬、野鸡、蛇都相继出现。 弘毅农场通过“物理+生物”的方法防治害虫，整个生长季节用诱虫灯捕获害虫，捕获的害虫可用来养鸡，或直接在玉米田里养鸡，将害虫变成鸡的饲料。农田里的杂草通过“人工加生物”的方法控制，农作物生长初期
8、，由人工锄草三四次，待农作物长高后，将鹅直接赶入农田吃草。收获的无农药、无除草剂的杂草，直接作为鹅、淡水鱼、蝗虫等经济动物的饲料。在弘毅生态农场，所有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形成了一个完整、无污染的生态链。 欲取之，必养之。蒋高明用有机肥养地 4 年后，完全不用化肥的小麦、玉米产量，比常规化肥农业模式（856.5 公斤/亩）不仅未下降，反而增产 17%。到第 7 个年头，经济效益上，秸秆养牛、生态养猪、林下养鸭、养鸡、有机粮食、有机水果的净收入达 40 万元/年，带动了 10 个大学生和农民就业，不仅收回了全部投资，还将农场规模扩大到了 120 亩。蒋家庄村民看到了效益，开始主动与弘毅农场合作。
9、生态学专家蒋高明以自己的亲身试验证明，长期以来一些农业专家“中国搞生态农业会饿死人”的担心，其实站不住脚。搞生态农业，不但可以吃饱，还可以吃好。同时，他的实践也给中国农业这样的启示：在重视种子改良的同时，更应注重培肥地力。对滋养人类的耕地，要变掠夺为保养。只有土地健康，人类才能健康。 教授种地：立足自身，体现担当 还有一些教授，开展着另一些形式的探索。 2011 年，当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泽俊回山东老家承包大棚时，有村民私下议论：他是在城市混不下去，才回村种地。张泽俊采用有机肥、无农药、土地修复植物养根等耕作方式，种植了黑土豆、橄榄花生、秋葵、观赏南瓜等 10 多种高价值的农作物。为了给菌类的菌
10、棒增加营养，他除了用棉壳、麸皮外，还增加了一定比例的食用白糖。为了预防蔬菜白粉病、霜霉病、灰霉病、炭疽病、角斑病，他采用了新型无公害无残留的杀菌电生功能水。新品种、新技术的使用，使张泽俊每亩的经济收入低则 3000 元，多达 1 万元。教授种地的产出，让仍处于贫困中的乡亲们看到了出路。 近几年来，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引领了生态农业的时尚。石嫣（现分享收获 CSA 负责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也是国内首位公费赴美务农学生。回国后，她在导师温铁军的指导下，以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在京郊的苏家坨镇创办了小毛驴农场。市区客户基于对有机农产品的渴求，以及对小毛驴农场品牌的信赖，或在农场租一小块地自己种
11、植，或提前付费由农场提供农产品，从而实现了客户和农场的双赢，为有机农业在国内的生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正道农场、弘毅农场、小毛驴农场，这些农场的创办者，有的是学农出身，有的原本与农不沾边。他们放弃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弯腰耕耘在农田，体现了在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当下知识分子的一种担当。当今天的绝大多数农民离开化肥农药已经不晓得如何耕作时，当我们的土地已经被化学工业品深重毒害时，当绝大多数消费者担忧食品安全却又只能无奈接受时，这些“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知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探索一条新路。 有机农产品，人人渴求，而从事有机种植，则需要下大决心。一般来说，多年施用化肥、农药的农地，需经历三年脱毒
12、期，即头三年要用有机肥来养地，以帮助自然地力的恢复，而不追求产出。这与多年来掠夺、毒害地力的方式正好相反。租下一块地来，却要等、要养，这一关，非有志者难以做到，而教授们做到了。在从事有机农业的过程中，这些教授们不仅向传统学习，也吸取现代农业技术。他们普遍采用了滴灌、喷灌等灌溉技术以节水，运用防虫网、灭虫灯来减少病虫害。这种古今结合、洋为中用的种植技术，为有机种植开辟了广阔前景。 蒋高明认为，如果人勤快、善学习，生态农业根本不可能饿死人，而且还会是中国未来农业的方向。韩德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新型集体经济道路集体化+机械化+生态农业。只有实现道路的根本转变，有机农业才能普遍推广，其产品才会福泽千家万户，不是只被少数有钱人独享。而广大农民，也才能依靠种地找到尊严、获得幸福。数据显示，我国耕地总量只占世界总量的 9%，所耗用的化肥和农药的总量却分别占世界的 35%和 20%。单位面积化学农药的平均用量比世界水平高 2.55 倍，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 12 亿亩 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种地现象的出现，是中国农业被毒害的尴尬，也是其实现转变、重获生机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