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牛“钉子户”杜月笙杜月笙，中国现代史记载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社会人物。当年，他与黄金荣、张啸林鼎足而立，呼风唤雨，号称“上海滩三大亨” 。据说，在这“三大亨”中，若论黑道资历，青帮“通”字辈的黄金荣是老大哥；若论凶狠，则应首推张啸林；而论拥有的财富和一掷千金的豪爽，那杜月笙就是第一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位“上海滩三大亨”中的首富人物，却在 1947 年做过“钉子户” ，而且还扯上了上海滩另一社会名流富豪、 “出租车大王”周祥生。杜月笙、周祥生二位的“钉子户”做得如何？最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密谋策划 对抗拆迁 老上海一说“北站” ，尽人皆知。这座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2、的火车站，一直运行到 1989 年方才结束历史使命，退出运行，改建为上海铁路博物馆。北站大门外有一条马路叫天目路。这条马路原是上海县、宝山县的界河，清末民初填平后筑成一条马路，故初时名叫“界路” ，1915 年与延伸筑出的那段马路一起改称“新民路” ，1943 年改称“天目路” ，1964 年改称“天目东路” 、 “天目中路” 。杜月笙、周祥生的“钉子户”大戏，就是在这条马路上上演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站的客运、货运量都大大增加，当时铁路的运力倒还尚可支持，但北站门前天目路的交通状况却令人不敢恭维。天目路紧挨北站与康乐路接头的那段长约 200 米的路段，由于一些三十多年前筑路时未曾拆除而留下
3、的建筑物占据了一侧路面大约七八米，致使天目路形成了一个瓶颈口。这些建筑物大多是民居，另有 14 家工厂、商铺，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大东书局北站印刷厂、祥生出租公司北站办事处、北站大旅社等。 上海市工务局发现由于交通的发展而形成天目路康乐路瓶颈口后，非常重视。局长赵祖康（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部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等职）亲自组织了调研，获得了以下数据：每天在该路段通行的市民人次大约在 10 万、各类货物约 4 万吨，以及外商和外宾的来往，汽车、卡车、三轮车、自行车、黄包车、人力货运拖车，加上每天到北站迎送亲友的市民，以及一些招徕生意的旅馆伙计等等，形成了这个路段的交通拥挤和紊乱。 调研之后
4、，赵祖康与工务局的公路管理人员反复进行研究后，提出对这个路段进行拓宽扩建的方案。该方案计划拟将紧靠北站的那段天目路拓宽 10 米，提出了经过精确估算而对大东书局印刷厂、祥生出租车公司北站办事处等十四家工厂、商铺以及需要拆迁的民宅的经济补偿。当时，进行这样一个工程乃是一桩大事，市工务局做出方案计划后，要送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审批。市政府审批后还不算数，得送往南京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审查核准，否则，费用就批不下来。 一应行政手续办理完毕后，市工务局就张贴布告，将拓路计划、拆迁户的搬场安排和经济补偿办法，以及行政院批准的命令一一予以公布，定于最后搬迁的时间为 1947 年 12 月底，拆迁方式以自动拆迁为
5、主，工务局指派工程队到场协助和监督。 工务局的布告一张贴出来，就捅了马蜂窝。大东书局印刷厂的董事长是杜月笙，他占着最多的股份；另一户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北站办事处则是周祥生的产业。周祥生倒还好，因为他尽管名气甚大，但他是企业家而并非帮会大亨，碰到这件事还只是从拆迁补助和风水角度来考虑。而杜月笙就不同了，他是大亨，首先要讲究的就是面子。这样大的事情，工务局也好，市政府也好，竟然事先都没跟他通过气，说拆迁就拆迁？须知他是连蒋介石看到他都要客气一番的主儿，小小一个工务局衙门竟然就敢不买他的账了？ 于是，杜月笙就亲自给周祥生打了电话，问周先生你对赵祖康拆屋有什么高见？周祥生一听就明白了，马上回答说我正要向
6、杜先生请教呢。杜月笙问周先生你愿不愿意把贵公司的北站办事处给拆了？周祥生说当然不愿意，我的公司在那里待了 20 多年了，做做生意蛮好的，拆什么拆？杜月笙说那好，你别的不必做，只要随时和杜某保持口径一致就行了，看工务局能拆得了房子？ 紧锣密鼓 各做准备 这时已是 12 月中旬，市工务局规定的期限即将到了，工务局方面见拆迁对象无动于衷，于是就得考虑强拆了。强拆比较麻烦，要跟地方政府通气，还要联系警察局。工务局于是就派了个副局长前往天目路所在的北站区政府，跟区长潘介眉通气，研究如何强拆的问题。潘区长说这事得跟警察局协调，因为有杜月笙、周祥生在内，所以弄得不好还得惊动市里呢。 来人刚走，受杜月笙指派的
7、大东书局总经理陶百川也来拜访了。陶百川对潘介眉说：“潘区长，兄弟受杜先生委托，特地约你这位地方行政长官谈话。平心而论，我是赞成拓路的，这是对广大民众有利的。但拆屋拓路计划，尽管行政院批准，可是没有经过民意机关（注：指的是上海市参议会）同意，因此还是不能执行。潘区长你是北站区的地方领导，如果工务局和市政府不能修改他们的计划，你应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话！” 第二天，周祥生给潘介眉打电话，说：“拆屋拓路，违反政府自己提倡的节约原则，我的祥生公司北站办事处决定不拆！” 一会儿，上海市工务局的电话也打来了，说关于北站区拆屋拓路的计划乃是市政府和行政院都已核准了的、于全社会和广大民众都是有好处的一个工程，
8、我们工务局是市政府下面的一个专业机构，代表政府行事、执法，所以，这件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根据预定方案，我们已经组织了强拆队，届时开进现场执行强拆，并会通知警察局派员维持执法。你是区长，我们得事先告知你一下，免得到时候你会觉得突然。回头我们赵局长可能会去拜访潘区长当面洽谈的。 与此同时，杜月笙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活动。以他的档次，当然不会亲自出面去找潘介眉，连电话也不会打一个，指派大东书局总经理陶百川去找潘介眉谈几句话已经算是看得起人家了。那么，杜月笙会怎么活动呢？他走上层，走的是特务路子。 当年，军统局有一个颇有名气的大特务，被国民党内部人称为“文武双全的奇才” 。此人名叫王新衡，浙江慈
9、溪人氏，早年曾被国民党选派至莫斯科留学。返国后投身国民党军政界，杜月笙、周祥生准备做“钉子户”时，王新衡在上海任职，公开职务是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内部职务则是国防部保密局上海站站长。 杜月笙与军统头子私交甚笃，抗战伊始戴笠要建立一支“别动军” ，杜一下子就出资向国外订购了5000 支被称为“快慢机”的二十响驳壳枪捐给“别动军” ，还出面组织了上海的一批徒弟、工人输送去游击区作为“别动军”力量。王新衡后来受戴笠指派秘赴上海负责军统地下工作时，戴笠考虑到便于其开展工作，就让王拜杜月笙为青帮师父。因此，王新衡名义上还是杜月笙的弟子。现在，杜月笙就请出了王新衡，要求王出面协助对付市工务局。 王新衡自
10、是一口答应，随即开始行动。他先以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的名义前往市工务局拜访赵祖康摸底。王的这个调查处其实就是市政府为其开展保密局特务工作而特意安排的一个职务，规定该处可以调查全市党政军民所有情况。因此，赵祖康即使对保密局那班家伙厌恶至极却也没有办法，只好出面接待。赵祖康知道王新衡是来摸底的，干脆就把工务局的立场和态度和盘托出，使王好向杜月笙方面转告。 王新衡接触过赵祖康后，知道工务局的态度强硬，这次是非要动杜月笙他们的房产了，工务局甚至已经组织了强拆队，届时到场强制执行。于是就把情况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说赵祖康要来硬的，那好啊，我也有硬的。杜月笙手下有的是玩枪玩命的主儿，可是为拆迁的事他觉得没
11、有必要动用一班徒子徒孙，于是就当着王新衡的面打电话给大东书局总经理陶百川，说工务局已经组织了强拆队，你去找北站区民代会主席俞炳文，叫他发动拆迁户贴海报抗议，组织“反拆队” ，到时候对付工务局。王新衡料想市工务局届时肯定要叫北站警察分局出动警察协助强拆的，于是就给北站警察分局局长应志椿打电话说：“天目路拆屋拓路，恐怕会闹事。以我看来，你的警察局以不协助工务局为上策！”应志椿知道王新衡是什么角色，也估计到王的这个电话里肯定也有杜月笙的意思在里面，那就更不敢得罪了，当下连声应诺。 却说赵祖康也预料到杜月笙方面肯定不肯善罢甘休，已经铆足了一股劲准备强拆了。诚如王新衡所估料的，赵祖康想到了动用北站警察分
12、局的警力。赵祖康亲自出面去找了北站区区长潘介眉，要潘协助工务局执行拓路计划。潘介眉表示：“我是愿意协助的，但杜月笙、周祥生出面挑动居民闹事，拆屋之事恐怕难以执行啊。我想要从容协商，才能解决。 ”赵祖康说：“市工务局的公告上列明的拆屋期已到，从容协商已来不及。如果怕他们闹事而不按期处理，政府的威信何在？”潘介眉在这件事上是站在杜月笙一边的。因此，他对赵祖康说：“如果这样，我虽可以向居民劝导，但以目前形势来看，我人微言轻，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的。 ”赵祖康只得说：“反正请潘区长尽力而为吧。 ” 市工务局又跟北站警察分局联系，由分局局长应志椿接待。工务局来人对应志椿说：“这件事是经市政府、行政院批准办
13、理的，公告早已公布了。市工务局已经知照上海市警察局，毛森局长指令你们北站分局要全力支持工务局的执法工作，到时候派出武装警察到场予以配合，具体事儿是把突出于路面上的那些建筑物全部拆除，不管是谁的，一律拆掉。当然，这活儿是由工务局的工程队干的，你们警察只要在场盯着居民，如果有阻拦的，统统拿下！” 应志椿打着哈哈，说工务局给我们分局指派活儿，那是看得起警察弟兄，请你放心，届时一定全力配合。可是，应志椿往下面布置时却指令：所有警士，到时候去现场时统统徒手，一律不准带枪；不要帮助工务局工程队动手，以免发生冲突，各方脸面上都不好看。 剑拔弩张 千钧一发 拆迁和反拆迁双方在各自的紧张准备中迎来了 1947
14、年的最后一天，摊牌的时候到了。这天上午九时许，上海市工务局的拆迁队伍开到了天目路现场，这支队伍是从工务局下设的工程队里抽出的身强力壮的工匠和小工组成的。事先已经抵达现场的北站分局的 60 名徒手警察由带队人指挥着跟在拆迁队的后面。 由杜月笙策划的被拆迁一方组织的反拆队那天一大早就已经等在现场了。这支队伍由以下两部分成员组成：一是居民，二是杜月笙的大东书局印刷厂工人、周祥生公司派出的杂务工、北站大旅社的茶役以及其他那些被拆迁厂商的员工。前者每家出一两个人即可，后者的人就多了，光印刷厂就出动了 30 人。反拆队人人手执武器，都是钢斧、铁棍，据说那是由杜月笙专门提供的。反拆队这边见工务局的拆迁队伍抵
15、达了，马上迎了上去，双方在马路中间相遇，驻步，以咫尺之距对峙。徒手警察则站立于拆迁队的后面，一脸的旁观者神情。 对峙片刻后，拆迁队开口了，喊着“让开” 。反拆队不吭声，晃动手里的铁棍、钢斧作为回答。拆迁队是来干活的，手里也有撬棒、粗竹杠、粗木棍、铁链条等工具，当下也就晃动起来，情势一触即发！ 在场的北站区区长潘介眉见状不妙，大急，稍一定神，立刻派人奔大东书局印刷厂去请陶百川，同时在印刷厂给北站区区民代会主席俞炳文、北站警察分局局长应志椿打电话请两人速来现场。一会儿，陶百川、俞炳文、应志椿先后急急赶到，和潘介眉一起商议如何平息此事。潘介眉知道这都在陶百川身上，就说请陶总经理拿主意。陶百川于是摊牌
16、道：“杜先生的意思，拆屋拓路这等大事，政府要作决定的话，必须经过民意机构的认同，否则，上海市参议会要来干什么的？所以，这桩事情应该补走一下程序，把这个拆屋拓路方案拿到市参议会上去讨论一下，搞个投票。根据投票结果来看究竟该拆屋还是不拆。 ”潘介眉只望先解决今天这一幕，其他情况回头再说，当下连连点头，说那我们四人就去向双方作个解释，说服众人各自散伙，等这个方案拿到市参议会去投票后再说。潘、陶、应、俞遂挤入人群，分头劝说双方。反拆这一方，总指挥就是陶百川，他说什么下面都听他的。工程队这一方，乃是奉命行事，拆不拆看头头。领队面对着这幕一触即发的场景，哪敢坚持下去？反正陶百川已经设定了下马坡，当下也就顺
17、坡而下。 名谓“暂缓” 实系泡汤 然后，这场闹剧就该进入最后的高潮方案送市参议会投票表决了。12 月 31 日下午，赵祖康去见上海市市长吴国祯，说了上午的情况。吴国桢说市参议会已经派人来谈过关于表决方案之事，我查了条文，倒也确实有这个说法的，那就上参议会去表决吧。赵局长你准备一下，那天你必须亲自到场向全体参议员陈说拓宽天目路的重要性、必要性，以让大家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1948 年 1 月 9 日，上海市参议会举行全体会议，审议表决天目路拓宽方案。陶百川、周祥生、潘介眉都是市参议员，杜月笙是参议长，都到场了。事先，陶百川找了潘介眉，说潘区长工务局办事不周密，事情已经弄僵了，为了暂时解决这场纠纷
18、，只有由议会作出解决。我已经拟就一个提案，请你做主要提案人，我和周祥生等人为联署人，立即向大会提出。潘介眉不大愿意，意欲推辞，但陶百川说：“你是北站区长，又是北站区选出的参议员，为民请命，义不容辞，急则治标，目前最主要是解决纠纷。 ”这样一说，潘介眉也就答应了。 会上，潘介眉登台推出提案。这个提案写得比较策略，不提拓路是否必要，而只说拆屋补偿办法有问题，因此反对眼前拆屋。潘之后，陶百川登台发言，认为“拆屋拓路之举得不偿失，为了北站的交通，迫得小市民无处谋生，是错误的措施” 。周祥生也登台发言，坚决反对拆屋拓路，要求暂时停止，待进一步审议后再视情况而定。杜月笙坐在台上，没有发言。 这样，尽管赵祖
19、康精心准备了一番说辞，登台再三解说，但最后表决时工务局的方案还是被“暂缓办理” 。在场的人都清楚，名为“暂缓” ，实际上工务局的计划已经化为泡影了。据当时参加这次大会的市参议员回忆，表决后的情景是“杜月笙微笑，赵祖康在摇头叹息” 。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6 月陈毅市长任命赵祖康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1950 年，赵祖康向上海市人民政府重新提出拓宽天目路的方案。其时，杜月笙已经去了香港，周祥生去了台湾（后经香港返回上海） 。那些商店的老板和住家居民经过政府的教育和劝导，提高了觉悟，一致拥护政府的拆屋拓路计划，纷纷表示自己拆屋，无须工务局协助。结果，不到一个月，那些凸出于路段的建筑物就全部消失了。工务局迅速施工，很快就完成了拓路工程，消除了“瓶颈口” ，北站地区从此就畅通了。 （谢绝转载，违者侵权） 编辑：薛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