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江南制造局：开近代工业风气之先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驻节上海后，极为赞同容闳关于中国必须首先建立能够造机器的“机器母厂”的建议。容闳赴美国购办的 100 余台机器于 1865 年运抵上海，李鸿章将其全部奏留，划归江南制造局所有，成为其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生产设备。李鸿章这样描述办厂目的， “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借充军用为主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 ”江南制造局是中国最早使用大规模机器生产的近代军事工业，也是旧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 从 1842 年至 18
2、65 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在中国沿海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据统计，在这段时期内，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在上海、广州、福州、厦门等口岸，设立的较有规模的近代工业企业，共达 32 家。江南制造局，无疑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能稍与外国抗衡的工业企业。它用蒸汽机作动力，以机器为劳动手段，雇佣了一批残存着工役制度遗痕、以商品形式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 江南制造局在开展军工生产的同时，培养出中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这主要表现在许多工人在军工企业中学到了技术，受到了锻炼，他们走向社会后，为许多其他后起的近代企业所用，从而推动了中国产业经济的发展。在江南制造局初步组成时，原有的本国工
3、人在两三百人左右。这些工人是江南制造局最早的基本工人，其中的大部分应是具有一定的机器制造技术的。虹口时期，中国工人人数陆续增加，大概在 600 人左右。迁移至高昌庙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人人数也随之不断增加。1869 年，根据教会新报的记载，当时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数字是：“外国人十三位，共有中国作工者一千三百名。 ”英国领事1872 年度的商务报告中也说：“江南制造局雇佣着不少的外国技师，约有一千三百名中国工人。 ”1876 年，根据当年成书的葛元煦沪游杂记 ，里面提到说江南制造局有“工匠二千余人” 。 不过，在早期的这些工人中没多少上海本地人，因为当时上海有谣传：“进局的人要被丢到大烟囱里去
4、” ， “要被机器轧死” ，因而都不敢进局做工。江南制造局招不到学徒，只得去孤儿院挑了一批太平天国战争中的难童。一线工人则主要来自福建、广东、宁波等开放之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主要来源于本地和外地的破产农民。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影响，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逐渐流落到上海等通商口岸来，成为外国资本在华企业、民族资本企业和清政府官办工业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江南制造局创办时，上海人口不过五十余万，到二十世纪初，即激增至八十万人，就是这种变化的证明。充塞上海街头的破产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不断补充着上海的工人队伍，也不断补充着江南制造局的工人队伍。 直到开办了近二十年后，
5、上海本地人看到，在江南制造局工作并没有什么危险，才慢慢地愿意进江南制造局做工。其间十几年工人人数的数据，目前缺乏史料支持，但有一些技术骨干和熟练工人被李鸿章调往天津，则是可以确定的。到了 1890 年，上海的外国报纸称“江南制造局一共雇佣了约二千工人” 。此后，由于炼钢厂、无烟火药厂等的建立，工人数字又有新的增加，发展至近 3000 人。据统计，1894 年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数量为 2800 人，约占当时上海近代工业工人总数的 8%，占全国近代工业工人总数的 3.81%。就整个洋务运动来说，据估计，1894 年时清政府经营的军工企业中雇佣工人多达 10810 人，则江南制造局的工人数差不多能占到
6、四分之一。 江南制造局迁移到高昌庙陈家港后，随着码头、仓栈的建立和道路的修建，它在上海城南的建设和发展，直接影响着当地的社会，首当其冲的是高昌庙周边地区。大量物资的汇集和工人及职员的聚居，各种日常生活用品需求的客观增长，有力地推动着上海城南一带城市化的进程。到 1900 年左右，局中附近的职工家属已有 2000 余户，在江边空地上，逐渐形成了两条狭窄的街道，一条是高昌庙街，又称老街，一条是广东街，因广东人多而得名，原来农村面貌的高昌庙，已成为早期江南工人集中居住的“棚户区”了。很显然，江南制造局与高昌庙镇的形成和扩展有着无法分割的紧密关系。 江南制造局在业务经营上的发展壮大是有目共睹的。如 1
7、890 年筹设的炼钢厂，是旧中国近代炼钢工业的首创。连外国媒体也惊奇地表示：“真没有预料到它（指初期的江南制造局）后来在历任两江总督的培植下，竟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座庞大的机器制造局。 ”还有个外国人在1898 年对江南制造局作了这样的描述：“制造局系在两江总督管辖之下，局中有很多现代的机器以及各种材料。局厂建得很好，制造工作整齐完善。如果管理得好，多增些经费，它足可以供应大清帝国全国海陆军以军用物品。 ”到 1890 年代后期，江南制造局已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器工厂，在 1911 年清廷解体之前，已经具有轧钢生产能力，能将钢坯加工成钢板、方钢、圆钢、扁钢等等不同钢材。江南制造局开
8、创了我国近代化钢铁生产之先河。 江南制造局生产的钢材除了本地自用以外，一部分还运往福州等地，它所建造的轮船、挖泥船、测量船，广泛使用于长江航运、沿海航运以及航道保障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江南制造局还曾经清政府批准，一度获得了修造招商局轮船的专利权，招商局成了江南制造局业务上的主要对象。它开展的船舶修造业务直接服务于上海港的航运，促成上海这座城市向近代的转型。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江南制造局对于上海经济乃至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进程都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此，在上海城市经济史上，洋务工业之创建可以被认为是近代化大工业在上海之异军突起。 上海名士王韬这样描述李鸿章和江南制造局：时艰甫定，庶事创兴。于是密防御，精器械，讲艺术，一切西学，无不具举。辟向来未有之成规，操百世自强之胜券，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由前言之，则地为之也；由后言之，则人为之也。其中所说的“人为” ，即指“合肥相国李公和丁中丞” ，亦即李鸿章和丁日昌。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如是说， “在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 ”无疑，李鸿章较好地起到了权威和楷模应有的榜样作用。特别是 1895 年春季后，上海出现制造业企业纷纷开张的局面，不过，这些企业并非都能获得成功。当然，这并不足以构成人们苛责李鸿章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