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裘劭恒：审判日本战犯的中国检察官编者按 今年是“七七”事变六十二周年。今年 5 月 24 日，人称“战争法案”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在日本参院被强行通过，标志着日本“走向战争”的重大步骤。它不仅激起了日本各界人民的强烈抗议，更引起了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声谴责。 为了纪念“七七”事变，本刊特发表真实记叙本刊顾问、著名国际法专家裘劭恒 1946 年抗战胜利后参与审判日本战犯事迹的文章，其中包括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但愿这篇文章能够引起人们深层次的思索：玩火者，必自焚。不顾世界人民的和平需求，悍然挑起战争的战争贩子必将受到历史的严惩和人们的唾弃。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在给世界
2、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自己设置了可耻、可悲的下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1935 年夏，22 岁的裘劭恒获东吴大学法律、中文两个学士学位。抗战初期，他接受至交傅雷（按：著名翻译家）的重托，闯入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按：地址在淮海中路 1469 号，今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处） ，在瑞士领事法庭上与瑞士商人打官司（按：19 世纪末，外国人根据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他们在上海租界的领事馆里享有领事裁判权，设立领事法庭，审理其国人与中国人的官司） ，官司打赢了，裘劭恒也名声鹊起。 众里挑一的助理检察官无意间成了首席检察官 1946 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指派梅汝 为中方首席法官、向哲浚为中方
3、首席检察官，出席在东京召开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 28 名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 向哲浚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地方法院检察长。他当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首席检察官后，按规定要带一名助手去。此人既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又要熟悉英美法系的法律，也要有上乘的仪表风度。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司法部反复查询都找不到这样的人。后来，梅汝 提出：上海人才荟萃，去那里找找。于是向哲浚来到了上海。 向哲浚在东吴法学院当过院长，自然认识东吴大学名教授刘世芳。当向哲浚透露出来上海的目的后，刘世芳说，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人，他就是裘劭恒。 1946 年 3 月的一天，向哲浚携裘劭恒登上一架 C47
4、 型双引擎螺旋式军用飞机，飞往东京。 他们被安排住在日本陆军省第一旅馆内。参加东京审判的各国检察、司法人员中，有不少人也住在这家东京审判是基于 1945 年 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签署、以后又由苏联附署的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对战犯“处以严肃之法律裁判”的基本原则，由上述国家和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荷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国磋商并组织实施的。法庭正式工作是从 1946 年 5 月 3 日开始，到 1948 年 11 月 12 日结束，控告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 28 名甲级战犯犯有战争罪、杀人罪、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等（其中有两名战犯已病死，一名战犯装疯，实际
5、审判的战犯只有 25 名） 。各国派来 11 名法官，90 余名辩护律师。开庭 818 次，审判记录多达 4800 余页，出庭作证的 419 人，书面作证的 779 人，证据有 4300 余件，判决书长达 1213 页。其审判时间之持久，各类文件材料之浩繁，在审判史上实属罕见。 各国除来了法官、检察官外，还有翻译人员、精通业务的专家和证人，另外还带来了必要的材料。只有中国，法官、检察官两手空空，什么材料也没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总检察长，是美国人季楠。他一看到向哲浚和裘劭恒便发了火：“你们怎么工作呢？”向哲浚不敢说话，要是在日本聘请雇员，恐怕工资也出不起。季楠看出向哲浚的窘相，就干脆表示说：
6、“雇员你们去请，工资我来付！”向哲浚这个人比较懦弱，由于来前国民政府对向哲浚有过秘密指令，因而他便产生了一切依赖美方的心理。 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的亚洲大国。这次远东法庭审判日本战犯，中国无疑当是主角。如果中国检察官拿不出像样的起诉材料，岂不要遭到世人的轻蔑？裘劭恒为此在东京各处苦苦找寻。一次，他偶尔闯进国际检察组美方资料室，资料员是个美国黑人，年纪比较大，很友好地接待了裘劭恒，并将封存的一叠叠档案拿给裘劭恒翻查。裘劭恒将土肥原贤二策划建立“满洲国”的罪证找了出来。这是当时土肥原贤二写给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的密件，此材料份量颇重，铁证如山地说明了日本侵华步骤：先诱逼爱新觉罗溥仪潜逃满洲做皇帝
7、，然后大举发兵，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 关于中国方面要不要派人直接出庭起诉，裘劭恒和向哲浚之间出现了分歧。裘劭恒坦率地表明，中国非出庭起诉不可，这是国家的尊严问题，不能有半点含糊，裘劭恒愿意加紧为向的出庭做准备工作；向哲浚却只记住国民政府对他的指令，表示反对出庭，一味强调出庭的事可以由美国人去代理。 季楠对裘劭恒说，别的国家都用本国的检察官起诉，连菲律宾这样的小国也自己出庭，而被日本侵略时间最长、损失最惨重的中国，却在世人瞩目的法庭上看不到人影，你们中国人会怎么想呢？ 中国首席法官梅汝 ，原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代理主席。他倾听了向哲浚和裘劭恒陈述的不同意见后，亲自与裘劭恒谈话，提请裘劭恒担
8、任中方起诉人。裘劭恒认为向哲浚是中方的首席检察官，向哲浚不出庭而叫自己出庭，会引起别人的误会。梅汝 看着裘劭恒，一字一板地说：“出国办事要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上。这不是在替个人争座次、排名单，而是在为国家争取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 联合国调查南京大屠杀第一人 1946 年春夏之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总检察长季楠为了起草对日本甲级战犯的起诉书，指定中方助理检察官裘劭恒在回国调查时，务必要把南京大屠杀列入计划。 裘劭恒祖籍无锡，从小生活在上海，在南京没有一个亲朋挚友，一时竟有些束手无策。这是一次世人瞩目的审判。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间最长、涉及的内容最多，如果他回国取证拿不出像样的案例，会遭国人唾骂的。可距
9、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只有两个月时间了，要做的事很多，他焦虑万分，便决定先到南京国民政府试一试。十分幸运，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当时叫司法行政部）恰好遇到了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杨兆龙向裘劭恒介绍了一个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校友。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当过军法官，抗战胜利后复员到司法部工作，他不久前专门调查过南京大屠杀。在杨兆龙的帮助下，裘劭恒与这个校友接上了头。这个校友严肃认真地把一沓沓填写清晰的调查表格、铅印材料，拿给了裘劭恒。 1937 年 12 月 13 日清晨，由日本松井石根指挥的日本侵略军“华中派遣军”进入不抵抗的南京市区。日军对南京居民进行了烧、抢、奸、杀，无恶不作。在长达一个半月
10、的时间里，南京城里被日军集体枪杀和活埋的中国人达 20 万之多！裘劭恒从调查材料里挑选出 6 份典型案例，恳请校友带路陪同他和两个美国人一起对被调查的人逐个核对一遍。 6 个案例中，有一家 5 口被日本兵抛进长江里，只有一人大难不死，潜水脱逃；有数百人集体被日本兵用机枪扫射时，让尸体压在下面，等到天黑爬出来的幸运者；还有亲眼看到日本兵用武力强奸了女邻居后，又用刺刀砍杀的母女俩，她们当时躲在地窖里，上面的房屋被日本兵烧毁了，饿了 3 天，幸被一个好心人发现，偷偷地救了出来裘劭恒记录了他们的陈述，由被害人签名、按手印，再贴上照片。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按照英美法系的模式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开庭时，控
11、、辩、审三方的机会是均等的。要说明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把证人带到法庭上来作证，是决定审判成败的关键，决不允许有一丁点的疏忽。而当时远东审判的场面浩大，包括负责保卫工作的卫兵、各国特派的记者、证人等，加起来超出 1000 人了，可以说威势十足，而且，辩护律师时不时会突然大声抗辩“我反对！”对这些，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证人可能会被吓得说不出话来。校友看出了裘劭恒的顾虑，主动承担了训练证人到东京法庭作证的工作。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作证材料至此已足够了，可日本侵略中国是全方位的，如再在其他方面搜集到罪证就更好了。 于是，在上海短短的一个星期内，裘劭恒带着证件跑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部门和机关。每天清晨出门，
12、半夜归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在他向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秘书长童寿民了解时，童寿民义愤填膺地列举了大量日本人掠夺中国资源的事情。铁证如山，触目惊心。30年代后期，上海浦东刚建起一座水电厂，全套设备都是新近从英国进口的。日本兵占领浦东后，把厂里所有的进口设备都拆装运到日本去了。日本兵不仅抢劫中国国有的物资，同样也掠夺私人的东西。童寿民在上海闸北地区办了一家电机厂， “八一三”事变后，也遭到与浦东水电厂一样的命运。童寿民的英语水平不错，能听能说，而且有国恨家仇的切身体会，说话又富有激情，是一个难觅的高层次的证人。裘劭恒邀请童寿民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 6 个典型证人一起去东京法庭作证时，童寿民
13、坚决地表示：一定同往。 1946 年 8 月，东京气温炎热难当，虽然远东审判的大厅通风设备很好，仍热得人汗流浃背。童寿民的作证是在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后面，他是以中国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和私人企业主的双重身份出庭作证的，以配合裘劭恒的起诉书，控诉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童寿民有了积极的准备，每讲一桩案件都能当庭拿出照片。由于义愤填膺，童寿民的临场发挥极佳，日犯辩护律师几次以“我反对！”的喊叫，妄图打乱他的作证。可童寿民牢记着裘劭恒告诉他的应付办法，按照裘劭恒在庭上提出的老问题，言之凿凿地将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怙恶不悛的野蛮行为曝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外一片赞赏声。 中方首席法官梅汝 总结说：南京大屠
14、杀的见证人，证实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犯有战争罪、杀人罪、违反人道罪；而童寿民列举的事实，充分地说明了那些日本战犯犯有破坏和平罪、破坏经济罪、掠夺抢劫罪。有了南京大屠杀的作证，又有了童寿民的作证，控诉日本甲级战犯就比较完整了。日本人的侵略，杀人放火是其表面现象，目的还是要抢夺中国的土地和资源。 末代皇帝在远东法庭上作证 1946 年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前夕，总检察长季楠叫人把中方助理检察官裘劭恒喊去了。 “日本国侵略中国涉及的事很多。在利用爱新觉罗溥仪建立满洲国问题上，尽管你已掌握日本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阴谋策划伪满洲国的绝密电信，但如能让溥仪本人亲临庭上作证，不是更好吗？”季楠提
15、醒裘劭恒说， “经我们与苏联磋商，苏联已派人将溥仪送到东京来了，我们想请你跟他先接触。你们都是中国人，你何不试一下？” “好！”裘劭恒正缺辩论时的人证，既然季楠把溥仪“借”来了，自然很高兴。 溥仪到东京后，住在苏联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一幢二层楼房内。第二天上午，裘劭恒由两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人员陪同面见了溥仪（季楠规定，远东国际军法庭内部只有 5 个人被允许与溥仪见面交谈，其他人一律不允许去见溥仪。这措施，一是为了溥仪的安全，二是防止在出庭前泄密） 。裘劭恒等 3 人坐定后，从楼上走下来 5 个人，溥仪就在其中，陪同的 4 个是苏联人，其中一个裘劭恒认识，是苏方首席检察官格伦斯基（教授，会说中
16、国普通话、英语，并有将军头衔） ，溥仪听介绍说裘劭恒是中国官员，特地来东京参加审判工作的，显得很紧张。当时场面上既有 4 个神秘莫测的苏联人，又有两个跟着监视的美国人，气氛严肃沉闷，说话特别拘束。裘劭恒只能简单地摸一下情况，做一点镇定溥仪心绪的工作。他对溥仪反复强调说：这次远东审判是审判日本甲级战犯，你是来作证的，不必为此而害怕。 裘劭恒为了起诉和驳斥对方代理辩护人的需要，经常到溥仪居住的地方走动，这样裘劭恒与溥仪就逐渐熟悉起来，双方的情感也开始和谐。苏联人知趣地不再露面，美国人也不陪同了。 溥仪知道裘劭恒是上海人后，颇为高兴。他说有两个旧臣就住在上海。裘劭恒看到溥仪的室内，文房四宝齐全，他正
17、练习写毛笔字。溥仪有个习惯，凡来访的人，他都要送样东西，以示纪念。而这次他是只身来东京的，一时找不出适当的礼物，面露尴尬。裘劭恒说：“如果你一定要送我纪念品的话，那你把桌上写好的字条送给我好了。 ”溥仪听了非常兴奋，红着脸说：“裘先生，我是在练习写毛笔字，原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既然裘先生喜欢，就请随便挑选吧。 ”裘劭恒在桌上随手拿了两张：一张是“天下为公” ，另一张是古代辟邪时贴在门上的一幅写有“斗”字的画。溥仪郑重其事地在两张纸条边添了两行小楷字：“天下为公” ，直行的右边写：“劭恒先生惠存卅五年於东京溥仪” ；“斗”字画，右边上部写：“赠劭恒先生” ，左边下面写：“民国卅五年夏，溥仪於东京
18、” 。 在整个远东法庭上出庭作证的人里，溥仪是出庭作证时间最长的，整整 8 天；次数也是最多的。因为他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所以他作证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报纸、杂志和电台等媒体的头条消息。 溥仪的作证，可以证实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侵略者侵华的真相。当时的满洲国皇帝溥仪是傀儡，真正统治中国东北四省的是东条英机，是关东军。 儒雅的溥仪讲述在满洲国迎接日本“天照大神”的经过时，一个日本律师突然责问溥仪说，溥仪在讲述迎接“天照大神”时的语言，是有意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宗。溥仪听了立即激动得咆哮起来，他大声地说：“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指日本人） ，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被日本律师激怒了的溥仪，还想起了
19、他宠爱的贵妃谭玉龄只因受寒感冒，请日本医生医治后莫名死亡的往事。他断定是日本人为了要他娶日本女人为妻，而对谭玉龄下了毒手。溥仪讲到谭玉龄之死，非常悲痛，让周围的人感到溥仪也是一个被迫害的人。 参与审判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 1945 年 9 月 11 日，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下达了逮捕战犯东条英机的第一号令。东条英机的私宅位于东京近郊的濑田川。当麦克阿瑟元帅派去执行逮捕任务的军官敲响他的家门时，东条英机自感末日已到，开枪自杀，被发现后送进医院。 1946 年盛夏，当裘劭恒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方检察官，举证控诉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时，东条英机不得不低下了他的头。 东条英机是太平洋
20、战争的发动者，在日本甲级战犯中自然“名列榜首” 。 这位“声名煊赫”的人物，于“九一八”事变后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 “七七”事变前夕升任关东军参谋长，1938 年任陆军次官，次年转任航空总监；1940 年至 1941 年任陆相时，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和准备对美英战争。1941 年 10 月东条英机任首相，同时兼任陆相，12 月发动太平洋战争，又兼任军需相和参谋总长。在日本败局已定的形势下，于 1944 年 7 月下台，隐居于家中，梦想逃避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责。 裘劭恒控诉东条英机等人的罪行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庭确认日本在对外侵略期间，整个对内对外政策都是为侵略服务的。 军事上，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以及其他一些国际会议和条约，以便逃避世界各国对其武力扩张的监督，不受约束；政治上，军阀独占日本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