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贞观之谜和贞观政要在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中， “贞观之治”一直为史家所称颂。但如果仔细推究，就可以发现“贞观之治”的盛世之说颇有疑点。 在古代的王朝中，所谓“盛世”各有特点，但有一些基本标志是共同的，起码物质的相对富足和社会的基本安定是不可缺少的。所以， “盛世”不会在王朝刚刚建立时就迅速出现，在农业社会里往往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诉诸历史经验，汉代的“文景之治” ，清代的“康乾盛世” ，前面都有几十年的铺垫。而“贞观之治”则是在兵荒马乱刚刚结束，社会尚未从混战中喘过气来的唐朝建立之初就呈现的，尽管李世民前面还有李渊，但按照时间进展来观察，说李世民是开国君王并不为过。一个开国之主，要打造“盛世”
2、是需要时间的，李世民执政的时间不过二十多年，所以， “贞观之治”到底有多么突出的社会成就和辉煌业绩，不无可疑之处。 从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有关唐代的基本史料看，描述“贞观之治”的话语，有具体事实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唐太宗君臣的对话以及相关政策上，加上他们推行政策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性意见的表述。也就是说，言论居多，文告居多，而关于这些政策收到的效果以及社会的富足稳定程度，则往往语焉不详。即便是社会成效表述，也多是对朝廷开明的赞誉，而不是真金白银的收获。如果同汉代的“文景之治”加以比较立即就可以看出，汉人形容文景时期社会之富，常常说人们骑匹母马出去都觉得寒酸而羞于见人。再同唐朝开元天宝时期相比，大量诗文
3、描写的“开元盛世” ，那种富丽堂皇的奢华和悠然自得的闲散跃然纸上。显然，贞观年间的社会尚未缓过劲来，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紧巴得多。史书总结“贞观之治”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纳谏与用人两个方面，再详细一点还会加上爱民、省刑、各族一家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的是统治者的主观愿望，缺乏客观效果的佐证。从休养生息的角度看，由于唐太宗处处以隋为鉴，所以可同汉初相媲美，但从社会安居乐业、民富国强的角度看，贞观年间还远远不够，朝野对战乱的恐惧尚未彻底消散，民众营养不良的身形尚未完全改观。唐代真正的“盛世” ，从客观效果看，是在武周时期才有了雏形，到开元天宝年间才正式出现。由此而言，称贞观年间为“盛世”就有拔高之嫌，
4、作为“盛世”的前奏或者序幕较为恰当。 当然，如果爬梳史料，不难发现关于“贞观之治”的誉美之词，最常见的就是贞观政要政体所言：“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至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对此，有理由相信存在某种夸大，当以平常心来读。如果把这一大段史料引全，就可以看到，吴兢也承认，贞观之初， “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 。不过，由于唐太宗君臣政策得当，朝廷比较清明，人心趋于稳定，社会开始走向正轨，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米斗三四钱” ，稍微了解
5、一点经济学常识就可以知道不属于常态，多是连年风调雨顺的自然恩赐。我们宁可相信杜佑在通典中记载的开元年间米价，即斗米二十钱左右才是唐朝常态，况且谷贱伤农不见得就是好事。至于旅途的“厚加供待”和“赠遗” ，似乎就有点显摆的成分，或者是移花接木，把笼络游牧民族和胡商的特殊政策当作社会繁荣的象征。如果普通旅客和内地商人能够享受这样的招待，恐怕共产主义在唐朝就实现了。 有一个事例，颇能说明“贞观之治”的实际状况。就在“米斗三四钱” （吴兢说这段话时提到“贞观三年，关中丰熟” ）之后不久，随着国泰民安的治功臻成，文武官员在贞观六年以“天下大治”而请求封禅，唐太宗也跃跃欲试，魏徵却明确反对。唐太宗虽然谦辞推
6、让封禅，却对魏徵的反对更为不满。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记载了君臣二人很有意思的一段对话：唐太宗责问魏徵说：“你不让我封禅，是因为我功不高？”答：“高矣！”问：“德不厚？”答：“厚矣！”问：“中国未安？”答：“安矣！”问：“四夷未服？”答：“服矣！”问：“年谷未丰？”答：“丰矣！”问：“符瑞未至？”答：“至矣！”问：“那为何不可封禅？”魏徵对道：“陛下虽有上述六大功绩，但社会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从伊、洛地区以东一直到海、岱地区，烟火尚稀，灌莽极目。封禅肯定要让少数民族酋长和国际友人随同参观，这不是让他们看到唐朝真实的虚弱状况吗？况且财政不足以满足四夷的赏赐期望，花费难以弥补百姓的额外
7、劳作。这不是为图虚名而受实害吗？”正好又遇上大面积水灾，唐太宗只好作罢。 这段对话，可以说是“贞观之治”的真实写照。在唐太宗强烈的功名心支配下，以直言敢谏而著名的魏徵，面对皇上的咄咄逼问，不能不承认当今皇上功高、德厚、中国安、四夷服、年谷丰、符瑞至。但是，魏徵的步步退让，也活脱脱衬托出唐太宗的以势压人，甚至有点死皮赖脸。由此可见， “贞观之治”的颂词，是有一些谀词夹杂其中的。而魏徵在皇帝的紧逼下，依然说出“户口未复，仓廪尚虚” ，倒更可能接近事实。所谓伊、洛至海、岱，包括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乃至淮河地区，是唐王朝的主要疆域，在大唐王朝的这个“白菜心”里，烟火稀少，草莽荒凉，无须更多地说明，在农
8、业社会，这正是经济尚未复苏的表征。当唐太宗坚持要为自己评功摆好之时，魏徵却这样大煞风景，连皇帝本人也无从反驳，绝不可能是有意“抹黑” 。只能说，所谓“贞观之治” ，依然处于艰苦奋斗的初级阶段。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关于封禅的记载，在唐代史料中有两说。按照实录 唐书等官方记载，情况是大臣们建议封禅而唐太宗坚决不干，体现了开明君主的英明伟大；按照魏文贞公故事等古人笔记，情况则是唐太宗口头推让而内心却极欲封禅，是由于魏徵强谏而被迫中止。你相信哪种说法？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正文选取了后一种说法，但又以“考异”的方式记录了前一种说法， “两存之” ，留给后人品味。史家的用心， “贞观之治”的真相，尽在
9、其中。 质疑“贞观之治”的记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史书本身就有蛛丝马迹可寻。正是唐太宗对如何写史书有所“指示” ，导致有关“贞观之治”的记载令人起疑。唐太宗最放心不下的，是史书对他如何取得帝位的记录。无论怎样解释， “玄武门之变”都充满了血腥味，起码不那么光彩。所以，他十分挂念史书对“玄武门之变”的描述。贞观十三年，也正是魏徵进奏十分著名的谏太宗渐不克终疏的那一年，唐太宗询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要看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遭到褚遂良的拒绝。太宗并不罢休，又问道：“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褚遂良的回答倒很干脆：“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旁边黄门侍郎刘洎还追加了一句：“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 ”（
10、通鉴载此事在贞观十六年） ，但是，太宗碰了这个钉子后并未就此罢休，过了一年，他又找到房玄龄，装模作样故意问：为什么当代史书不让君主看？房玄龄解释道：“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 ”太宗又故意说，他要看史书是为了警诫自己不作恶，强令房玄龄把当朝史拿来。谏议大夫朱之奢也以理阻拦，但挡不住太宗观书心切，房玄龄只好破了规矩，与许敬宗删节高祖、太宗两朝实录进呈。看过之后，唐太宗独独对“玄武门之变”的实录如何写做了“重要指示” ，大意是：杀建成、元吉，性质就如同周公诛灭管、蔡那样，是“安社稷、利万人”的正义之举，要求史官“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于是，我们能看到的正史，李建成、李元吉
11、属于作恶多端、恶贯满盈，而李世民则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手。据此来看，对“贞观之治”的历史记载，是不是有点质疑才合情合理？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史书关于“贞观之治”的记载多数是真实可信的。毕竟， “玄武门之变”属于特殊情形，所以唐太宗才放心不下，而唐初君臣宵衣旰食、勤勉政务，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正大光明、冠冕堂皇的东西，没有理由弄虚作假。但是，即便史料完全真实，不带任何虚假，而如何选材取舍，也会产生诱导效应。不难想象，在皇帝插手史书编纂的前提下，资料的选择肯定会产生某种“主旋律” 。唐代正史的编纂，即便后人百分之百相信写出来的史事全部真实，也难保不会隐没或者屏蔽一些不太光彩的
12、反映“阴暗面”的资料。 再进一步，即便关于“贞观之治”的记载选材无误，事实可靠，但是，事实背后的逻辑还需要推敲。众所周知，在公共事务上，做戏和实干还是有区别的，而唐太宗恰恰擅长做戏，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纵囚” 。贞观六年，唐太宗为了让全国人民过一个祥和幸福的大年，为了让牢里的死囚也享受到美好的春光，为了营造出举国和谐的气氛，下令释放关押的 390 名（另一说 290 名）死囚回家团聚，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来年秋天，再回到监狱接受处决。浩荡的天恩感动了这些为非作歹的要犯，到了第二年秋，他们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全部归来甘心受死，没有一个乘机脱逃，太宗因而全部赦免了他们。这件事情，就成为“贞观
13、之治”的一个有力证据。你信不信，反正有人信。这么富含“正能量”的典范，当然是“盛世”的铁证，白居易为此还写出了“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诗句，以解释唐太宗“功成理定何神速”的疑问（新乐府之七德舞 ） 。然而，偏偏有人不信这个邪，北宋的欧阳修就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 ，同唐太宗较真。欧阳修并非不相信唐太宗纵囚且全部归来的事实，而是不相信这是德政。他的逻辑是：“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凡是死刑犯，罪大恶极，是小人中的小人。视死如归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情，要求小人必须做到，是不是有点不近情理？小人改恶从善，需要慢慢陶冶。唐太宗汲汲求治、以德化民已经六年，还没有把
14、这些小人陶冶出来，而是作奸犯科陷入死罪，突然一个给假回家过年的命令就把他们全部感化成功，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一层一层剥下去，结论是无情的：“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既然是求名，就不是真诚的德治感化，而是权谋算计。唐太宗算定了死囚会归来以求赦免，死囚也算定了皇上会赦罪而求名。双方以算计心理博弈，是“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 ，这哪里有恩德与信义的气息？真正的德治， “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那么，唐太宗的纵囚，不正是“立异为高” “逆情干誉”吗？大肆褒扬这种“纵囚”政绩，这是宣传，不是治理。无怪乎选编古文观止的吴楚材、吴调侯看上了欧阳修这篇杰作，批评太宗纵囚的反常，赞扬欧
15、阳修的文章“通节雄辨深刻，一步紧一步，令无可躲闪处，此等笔力，如刀斫斧截，快利无双”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 ，对唐太宗的“纵囚”批评更为尖刻。他不仅像欧阳修一样认为这是君主和罪犯上下博弈玩心眼，而且还认为太宗肯定或明喻或暗示给释放的囚徒交了底。这种纵囚求名，只要有人乘机逃跑就会弄巧成拙，所以，王夫之推论说：“则必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 ”并发出了“夫谁欺，欺天乎”的感慨（读通鉴论卷二十） 。 但是，如果就此揪住唐太宗不放，全盘否定“贞观之治” ，就未免太过。唐太宗的问题是求名之心
16、太盛，这种求名举措，哪怕是以算计心理进行政治博弈，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光辉形象，最低限度是洗清“玄武门之变”的血污，最高理想是树立旷世明君的楷模。唐太宗那么重视史书的记载，恰恰说明他有所忌惮，而且有所追求。对于帝王来说，这是好事，要比那些不怕遗臭万年、哪管身后洪水滔天的君王不知强出多少倍。用当代的学术术语来说，就是唐太宗十分重视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所以，他越是频繁作秀，越是竭力表演，就越接近于臣下和民众对明君的期望。贞观群臣之所以殚精竭虑以求治，魏徵之所以敢于犯颜强谏，就连长孙皇后也不甘落后要恭贺君明臣直，都是因为把住了唐太宗这个脉。由此产生的大量言行，足以为后世奉为楷模。从历史来看，唐太宗
17、成功了，虽然他之得天下的方式同隋炀帝如出一辙，但其历史声望却同隋炀帝有着天壤之别。并随之产生出“贞观之治”的正效应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效果有限，但作为后代学习的典范则绰绰有余。 正是“贞观之治”的这种背景，催生出了贞观政要 。撰写这本书的吴兢，生于唐高宗时期，卒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他没有亲眼目睹贞观年间的社会万象，却距离不远，能够感受到唐初君臣的音容风貌。他“励志勤学，博通经史” （旧唐书吴兢传 ） ，对儒家宣扬的仁政王道有深入了解，在武周时期又当上史官，以“直史馆”身份奉命修撰唐史，有着很扎实的史学功底。他与刘知幾等人同事，一直从事唐史修撰，从而掌握了大量唐初史料，能够对贞观事迹如数家珍。到中宗时
18、期，吴兢又与刘知幾等人编纂则天实录 。在武三思和韦皇后等人与相王（唐睿宗）的明争暗斗中，吴兢上疏为相王鸣不平。李隆基平定韦氏，发动了又一次“玄武门之变” ，扶持睿宗登基，使吴兢看到再现“贞观之治”的希望。时任起居郎的吴兢，以曾经力保睿宗之功，先后升迁为水部郎中和刑部郎中，但依然兼任史职。到玄宗时期，吴兢再升为谏议大夫，依旧修史，参与编纂中宗实录和睿宗实录 。可以说，从唐朝立国到开元时期的史实，吴兢都烂熟于胸。唐玄宗执政前期，励精图治，颇有贞观遗风。吴兢在修史之余，编写了贞观政要 ，并把它献给玄宗，作为执政读本。 就在编写贞观政要的同时，已经执掌史职十七年的吴兢，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张说，不得不
19、辞去史职。吴兢在修撰则天实录时，记载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诬陷魏元忠之事，张说曾先答应为张氏兄弟做伪证，后又良心发现为魏元忠辩白，被则天女皇斥为“翻覆小人” 。此时张说作为玄宗的首席宰相，请求吴兢在记录魏元忠一案时“删削数字” ，被吴兢直接驳了回去，道：“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于是，吴兢的史官就难做了。恰逢父丧，吴兢解职回家守制。服满回朝后，任太子左庶子，脱离了史职。到开元十七年，吴兢看到玄宗有了懈怠政务的苗头，就献上贞观政要一书，期望贞观之风再现，而且言辞严厉：“陛下倘不修祖业，微臣亦耻之。 ”结果玄宗不愿听吴兢在身边聒噪，把他贬出京城，担任荆州司马。不过玄宗开明的一点就是“许以史稿自随”
20、，让他去外地续修国史。在地方上，吴兢先后转任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散衔，迁相州长史，封襄垣县子，天宝年间入朝任恒王傅，天宝八年去世。 贞观政要一书，由于玄宗的冷落，在成书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成书时间、上奏献书时间也多有争论，不过这些都无关大局。唐代曾经读过贞观政要的帝王，有宪宗、文宗、宣宗。宋代读过该书的有仁宗。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宋代理学兴起，一批宋代学者先后对贞观政要加以评论批点，反映了宋人对这本书以及唐初君臣事迹的评价。辽金以后，这本书逐渐传开。辽兴宗时，下令翻译汉籍，其中就包括贞观政要 ；金哀宗时，赵秉文等人曾经专门为金国皇帝讲解贞观政要 ，并进献贞观政要申鉴 。元
21、代的史官吴澄，偏爱唐太宗的文治武功，认为在唐朝太宗、玄宗、宪宗三人中，太宗最为出色， “贞观之盛，有非开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为唐三宗之冠” 。 “唐之子孙，奉为祖训。圣世亦重其书，澄备位经筵时，尝以是进讲焉。 ”这说明金元之时，该书已经成为帝王读本和经筵教材。元代重新整理编辑该书并为之辑录后来学者评论的戈直，更是把该书作为帝王读本的时间上推到唐代诸帝，称：“自唐世子孙，既已书之屛帷，铭之几案，祖述而宪章之矣。至于后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讲读，形之论议，景仰而效法焉。 ” 戈直所集的诸家评论，包括唐肃宗时的柳芳，五代后晋的刘煦，北宋的宋祁、孙甫、欧阳修、曾鞏、司马光、孙洙、范祖禹、马存、朱黼，南宋的张九成、胡寅、吕祖谦、唐仲友、叶适、林之奇、真德秀、陈惇脩、尹起莘、程祁，还有一位不知名字的吕氏，加上他自己，这些评论与原文并列，合称贞观政要集论 。此后的流传本，基本上都是这个版本。 明代洪武年间，宋濂以“中秘本”重校、重刻了贞观政要 。明宪宗成化元年再度刻印，并为此作了御制序。这个御制序，把“贞观之治”和贞观政要抬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对贞观政绩，明宪宗说：“三代而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尤莫若贞观之盛。诚以太宗克己励精图治于其上，而群臣如魏徵辈感其知遇之隆，相与献可替否以辅治于下，君明臣良，其独盛也宜矣。 ”对贞观政要一书，明宪宗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