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在“大跃进”运动中，山东表现狂热。于是遭受了两次饥荒，成为全国的重灾区。这两次饥荒，少见披露。 一、第一次饥荒：早于全国大饥荒，以济宁事件为开端 1.“济宁事件”的发生 济宁当时指的是济宁专区，位于山东西南部，管辖济宁、菏泽两地20 多个县注 1。 “大跃进”运动中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出现的饥荒是在 1960年春节前后，而济宁的饥荒比其他地方来得早，在 1958 年冬季就开始出现粮食紧张局面。山东全省 16 万个农村公共食堂中有 37%缺粮，聊城 40%的县缺粮，而济宁却有 53%的县粮食告急。注 21959 年春节后灾情日趋严重，3 月份达到高潮，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严
2、重事件。 据统计，济宁专区从 1958 年冬至 1959 年春共外出逃荒 14 万余人，因营养不良造成水肿病人 62 万余人，非正常死亡 2756 人，牲畜死亡率在 50%左右。注 3 到 4 月底，全区累计发病 839925 人，治愈 616938 人，占总发病数的 73.45%；5 月 4 日以后水肿病又在逐日上升，多数县是直线上升，至 19 日止，累计发病 1204972 人，治愈 859194 人（占 70%以上），死亡 2383 人（绝不止此数） ，现有病人 343395 人；十几天来，平均每日比 4 月底增加病人 7470 人，灾情蔓延。注 4 全区自 1 月份以来共发生群众性的抢
3、粮事件 339 起，其中仅郓城一县即发生 262 起，金乡、郓城曾发生拦截运粮的汽车、马车 5 起，从规2模上看，最多 6000 多人，少则几十人。注 5 据巨野、成武、金乡三个县反映，当地树头全部吃光，榆树皮扒光，并吃麦苗、豌豆苗。由于群众吃树皮、野菜，连续发生中毒事件 20 余起，中毒者共 5600 余人。金乡县于 1959 年元月份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肿病人 5000 余名。由于领导重视不够和缺乏治疗经验，到 3 月初发展到 3900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其中仍以鱼城公社为最重（全公社 8 万人口中，患水肿病的有17295 人，占全社总人口 21.6%） 。截止到 4 月 26
4、 日，全县累计发病102426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6.5%（其中复发二次以上的 58034 人） ，除治愈大批病人外，在现有 28310 名病人（占总人口 4.5%）中，复发的就有 13667 人，占现有病人的 48.2%。注 65 月 20 日统计，梁山县水肿病发病 55674 人，治疗 45796 人；汶上县水肿病发病 25779 人，治疗 18376人。注 7 各地连续发生贩卖人口案件 49 起，其中曹县 30 起、巨野 7 起、郓城 5 起、-城 5 起。-城某村张老汉将自己 16 岁的女儿以 23 元、69 斤粮票卖给他人为妻。另外，弃婴、卖婴现象也比较严重，金乡、单县等地不少于
5、数十起。注 8 巨野县共 62 万人，有 42 万人需要救济，到 5 月份，全县水肿病、干结病等共有 6 万人。注 9 有些人面黄肌瘦，行走无力，摔倒爬不起来。某社有 24 人，由于体质非常虚弱，一天只浇了 1 亩麦子。巨野全县 72 万亩春地，只耕种了 22 万亩。农业生产陷于停顿。大批劳力外逃，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干部对工作失去信心，群众情绪也极不正常，整天愁眉苦脸，完全无心过日子。注 10 严重的灾情冲击着市场，市场上食物价格暴涨，市场上的榆树皮 43角钱一斤，干辣椒每斤 4.8 元、胡萝卜每斤 9 角，干小鱼每斤 1.8 元，饼干 1 角钱 1 片，鸡蛋每个 1.51.7 角。熟食品价格
6、更贵，熟藕每斤 6角，地瓜面窝头每个 1 角（约 2 两重） 、地瓜面包子每个 1 角（约 3 两重），熟小鱼每斤 1 元。注 11 飞涨的物价加重了灾难的进一步蔓延，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停顿。山东省省长谭启龙亲临灾区，从 1959 年 3 月 21 日起在济宁待了 22 天，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济宁问题非常严重， “其恶果已不亚于广西事件” 。注 124 月 11 日，谭自巨野县给省委书记舒同发信，请其转报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从而引起了中央和省委的高度重视。 2.“济宁事件”发生的原因 第一，客观上连年受灾，粮食不足。1957 年 7 月上中旬，山东连降暴雨，大部分地区瞬成泽国。济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
7、特大洪水，最大降水量 817 毫米，780 万亩土地被淹，房屋倒塌 107 万间，受灾人口 281 万，死亡 355 人，伤 1440 人，缺粮户在 60%以上。注 13 到了秋季，山东大部分地区又遭到了严重旱灾。先涝后旱，使山东农业遭到重创。1957 年全省粮食总产量 225 亿斤，比 1956 年减产 18%。随后进行的“大跃进”运动，大批劳动力被抽调搞各种运动，致使 1958 年秋季成片的庄稼无人收获，再加上对粮食实行高征购政策，造成粮食严重不足。 第二，山东“大跃进”运动发动早，规模大。山东早在 1957 年洪水灾害过后就开始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山东光大型工程就
8、有 155 项，小型工程 16 万个左右，动员青壮劳力近千万人，投资 9 亿元（有 6 亿元取之于公社，每人负担 15-20 元） ，侵害了百姓的利益，挤占了百姓的粮食。 4第三， “浮夸风” 、 “共产风”盛行。山东虽然是产粮大省，但粮食生产水平一直很低，如济宁 1958 年亩产 229 斤，1959 年 260 斤。虽低产量却高浮夸，虚报严重。1958 年济宁粮食总产量一度报到 60 亿斤-90 亿斤，最后实产核定为 35 亿斤，但仍然偏高，实际上只有 25 亿斤；1959 年虽然注意了产量落实，估产 30 亿斤，实际上是 17.26 亿斤。按浮夸的数字进行征购，致使征购过头，农民吃空。在
9、生活安排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吃用无度，管理不善。1958 年冬到 1959 年春，济宁水利工地上人数最多时达 100 余万人，接近全区劳力总数的三分之二，前方吃了后方的粮食。注 14 平调老百姓财物，大办公共食堂，造成百姓营养不良，但又不准社员自己生火做饭，使社员失去了自救的最后希望，致使灾难发生。有些领导对于严重的灾难又不能正视，反而认为是坏人的破坏、干部的右倾保守所致，于是大搞阶级斗争，采取了反瞒产私分的做法，不但使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反而雪上加霜。 “济宁事件”是随后全国“大跃进”运动灾难的一个预演、一个缩影。 3.解决“济宁事件”的对策 中共中央在了解了“济宁事件”后，派中共中央政治局
10、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柯庆施等先后到济宁视察灾情，领导救灾工作。1959 年 3 月 16 日，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当前济宁专区有的县仅有10-20 天库存，济宁的单县、曹县、金乡、巨野、郓城各县需粮甚急，确定从聊城、昌潍、烟台、临沂四个地区调给济宁地区粮食 1 亿斤。到 4月 2 日，已自临沂调粮 4000 万斤，自烟台调粮 2000 万斤。省委决定特派工作组于 3 日下午乘飞机去临沂，然后去济宁，检查和帮助粮食的调5运工作事宜。自 4 日起，以三架飞机自济南运粮至单县。注 15 周围兄弟省份也纷纷向山东济宁专区调运粮食。江苏省丰县县委在获悉金乡粮食
11、紧张之后，决定调运 100 万斤-200 万斤粮食支援邻居金乡县，并于 4 月16、17 日，昼夜向金乡送粮。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也于 4 月 20 日主动来电话通知山东省：在中央调拨粮食任务以外，在 4-5 月份内再多运给山东省鲜土豆和薯干 1400 万斤。黑龙江也在调粮任务之外，拨给山东省400 万斤-1000 万斤土豆。注 16 5 月 8 日，针对部分县（巨野、金乡、郓城）粮食紧张形势仍在继续恶化，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讨论扭转济宁地区粮食紧张局面，一致同意谭震林给邓小平的报告中对济宁地区工作所提出的意见。注 175 月 9 日，省长谭启龙在济宁主持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讨论济宁的救灾工作。5
12、月 14 日，省委给济宁地区增加了 5000 万斤机动粮。为了减轻压力，更好地领导抗灾工作，6 月，山东省委研究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将济宁专区按原来重新划分为济宁和菏泽两个专区，恢复两区的党政机构，强化了救灾领导力度。8 月 20 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拨发救济款，分配给济宁 100 万元，同意增拨济宁粮食指标 1000 万斤，由省粮食厅办理。注 18 为切实渡过严重饥荒，省委又决定 1959 年的小麦一律以新的基本核算单位为收割、分配单位；包产到生产小队，实行护麦、收割责任制；广开生产门路，种植一切可以糊口的农作物，搞好粮菜混合调剂。注 19 经过中央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共有 3
13、.75 亿斤粮食运到灾区，济宁地区严重的粮荒得以缓解，水肿病得以控制，外逃人员开始返回。对6于济宁事件，山东省省长谭启龙指出：省委对济宁地区的问题抓得不及时，抓得不够有力，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各地均应引起特别重视。注 20 二、第二次饥荒：与全国大饥荒同步， “即墨事件”凸显 在第一次灾荒发生后，山东在中央指导下，结合实际，进行了纠“左” ， “浮夸风” 、 “共产风”得以遏制，但这种纠“左” ，是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的，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在 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后，山东由纠“左”向“反右倾”转变，掀起了山东“大跃进”的第二次高潮，到 12 月底，全省近千
14、万劳动力奋战在水利工地上，山东又迎来了第二次饥荒。 持续的“大跃进”运动使山东农村经济面临崩溃，局势恶化，大面积饥荒爆发，到 1960 年夏秋已经发展到十分惊人的地步：人口大量外流（8 月底尚未回来的就有 109 万人） ，水肿病及各种疾病激增（8 月底急需治疗的各种病人有 420 万） ，牲畜锐减（比 1955 年减少 237 万头） ，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比 1957 年减少 1900 万亩） ，耕地碱化（由 1500 万亩增加到 2000 万亩） ，并有大面积的土地荒芜。1960 年粮食产量下降退回到 1949 年的水平（160 亿斤） ，群众生活迅速下降到难以维持的地步，有的地方甚至发生
15、人吃人的惨痛事件。注 21 农村元气大伤，灾情严重。1960 年，山东有 19 个县的人口死亡率超过 30。注 22 据统计，1949 年至 1958 年，山东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平均出生率为32，1959 年至 1961 年山东人口呈下降趋势，平均出生率为 21，死亡率回升，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只有 1。注 23 各地人口损失逐步加重。7山东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 “1961 年 6 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16700 多人，9 月份即上升到 35600 人，到 10 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人，卖儿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 ”注 24 寿张县人口
16、损失甚多，1960 年外流 18188 人，水肿病 18044 人，干瘦病 2687人，妇女病 8259 人，死亡 11054 人。注 25 济宁专区在经历了 1959 年的饥荒后，又遭到全国大饥荒的重创。1960 年出生 78882 人，占总人口的1.5%；死亡 108649 人，占总人口的 2.06%，人口出现负增长。按县区来说，死亡率最高的泗水县死亡率 4.1%，出生率占 1.43%；最低的微山县死亡率 0.93%，出生率占 1.37%等。注 26 全区 1959-1960 两年还发生卖婴、弃婴 2275 起，据济宁、曲阜、泗水、汶上、微山 5 个县（市）统计，有夫之妇改嫁者 819 人
17、，不到年龄结婚的 3715 人，人吃人事件 10 起（金乡 6 起，汶上 3 起，枣庄 1 起） ；汶上县一公社在近三年中死绝 285户，计 405 人，有夫改嫁者 70 人，人吃人事件 2 起。注 27 枣庄城关公社的一位 50 多岁的老太太，5 天吃了 3 个老鼠，后活活饿死；这个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原有 710 人，不到一年时间就死亡 120 人，占人口 17%，人死了无力气抬，只好用牛车往外拉，全村无一人有力气从井里提上一桶水。注 28 在这次饥荒灾害中，以“即墨事件”最为突出。据山东省委驻即墨工作组 1960 年 7 月 15 日的报告统计，即墨县七级公社湍湾大队（村）现有 854 户
18、，3067 人，耕地 10685 亩，牲畜 118 头。在这次灾害中，（1）1959 年以来外流 621 人，占 1959 年参加分配的 3568 人的 17.4%，占现有人口的 20.25%。其中，整户外流的 49 户，占现有总户数的85.75%。从 1960 年 1-5 月底外流 200 人。 （2）因营养不足而发生比较严重浮肿病 380 人，占总人口的 12.39%。 （3）1960 年 1-5 月份死亡共计159 人，占总人口的 5.19%。从死亡的原因分类看，据现已查清死亡原因的 130 人（29 名死亡原因尚未查清，其中有儿童 10 名）中，因疾病死亡的 39 人，占 30%；因疾
19、病和浮肿双重原因死 16 人，占 12.31%；因年老和营养不足而死亡的 30 人，占 23.1%；因浮肿严重而死亡的 31 人，占23.84%；因生活困难外出讨饭而死亡的 8 人，占 6.15%；其他吊死 5 人、跳井自杀 1 人，占 4.6%。 （4）牲畜死亡 86 头，占原有牲畜（1959 年数）204 头的 42%。注 29 为此，1960 年 8 月 3 日，山东省委印发了关于该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为彻底扭转山东的严重局势，1960年 10 月 9 日至 18 日，中共华东局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在济南召开了华东地区农业会议，国家农业部部长陈正人和福建、江西、浙江、上海、江苏
20、、安徽、山东等 7 省市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除讨论了华东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外，初步纠正了山东农村工作中发生的严重问题，否定了山东寿张、范县、高唐等县农业高产典型及其所谓的经验。会后，由谭震林和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将山东的严重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注 30 山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于 10 月 20 日至 22 日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柯庆施到会讲了话并宣布了中央决定：调整山东省委领导班子，由曾希圣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会上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作了深刻检讨，曾希圣作了关于动员全省人民群众开展生产自救运动的报告 ，在中央和华东局的帮助下，纠正了省委领导工作中的“五风”错误，对扭转山东
21、的严9重局面起了重要作用。10 月 21 日，经中央批准，省委以特级电报通知全省各地，决定停办农村公共食堂，10 月 27 日，省委发出了关于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的紧急指示 ，号召全省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恢复生产而奋斗。11 月 1 日，山东驻军抽调 974 名军官组成 24 个工作队，分赴灾区支援生产救灾；各城镇机关开始压缩人员，全省共有 210 万人充实到农业战线。 11 月 16 日，山东省委召开生产救灾电话会议，贯彻中央“十二条”精神，要求受灾地区抓紧封冻前时机， “大搞复收、大拾柴草、大采可吃可用的野杂生物” ，各级党委要把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当成一项重要的紧急
22、任务来抓，尽可能多地生产一些营养成分高的代食品。11 月 16 日-12 月 2 日，华东五省一市（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和上海市）党政军民慰问团一行 78 人到山东慰问。至 12 月 4 日，华东五省一市支援山东灾区代食品 2.8 万斤，罐头食品 3594 斤，食糖 11 万斤，药品 9.6 万斤，维他命 15 万瓶，人民币 14 万元，以及棉衣、鞋袜等大批物资；中央还调给山东粮食 10 亿斤，救济款 8000 万元，增拨山东拖拉机 775 台；农垦部从新疆、内蒙古抽调拖拉机 414 台为山东灾区代耕。 1961 年 1 月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是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一次转折点。会议要
23、求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提出了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党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就山东问题，华东局要求 1961年粮食要达到自给，粮食要恢复到 230 亿斤，争取 250 亿斤。山东省认真落实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纠正“共产风” ，实行经济退赔， （中央财10政也多次拨出专款，帮助山东赔偿群众损失，仅 1961 年 3 月一次就拨给山东 2.2 亿元人民币。据 1962 年统计，济宁平均退赔每户农民 242 元，每人 54.20 元注 31）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山东农业“大跃进”运动结束。 “大跃进”的灾难是巨大的，留给人的记忆更是长远的。在上世纪60-70 年代流行的忆苦思甜活动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场面：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在痛诉旧社会的苦难时，会不由自主地扯起了“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情，使得忆苦思甜无法进行下去。这是笔者听父辈人说的。“大跃进”运动过去多年，农民还是朴素地把“大跃进”和饥饿、死亡联系在一起，对它还是心有余悸、难以忘怀。铭记灾荒的教训，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李伟为鲁东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王毅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洪振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