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好人”抑或“合格公民”摘要“公民”是个政治概念，具有某种公共性；公民教育则是共同体为了实现自身的稳定运行对其成员进行身份认同、伦理认知和参与技能培养的活动。 “公民”与公民教育的这种公共性决定了当代公民教育的首要目标必须要从培育个体德性充分发展的“好人”转向培育具有良好公共意识的“合格公民” 。 “好人”聚焦于个体德性的完满性， “合格公民”在强调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同时还强调公民的服从意识，强调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底线的品质要求。 “合格公民”教育的目标优先性反映了当代政治伦理中“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它既有利于公共秩序的稳定，也能避免“公域”对个体自由的僭越；最后，它依然为个体公民德性的自觉
2、扩充留下了无限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好人 合格公民 公民教育 政治生活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6-0088-05 一、公民教育：通向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 一直以来，个人首先被认为是某一共同体中的人，即个体的存在标志必须由其所在的共同体赋予，同时他的存在意义与价值都也必须在该共同体中寻找。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城邦显然是自然的产物，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们是一个鄙夫” 、 “城邦在本性上先于2家庭和个人。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尽管今天的共同体已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城邦，
3、个体也屡屡被称为是“原子化”的个体即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相比较于古代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具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也少了许多传统关系的束缚。但是无论如何，人依然是政治的动物，他依然必须依赖于特定的共同体生活才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实现自己的善。换句话说，尽管社会的变化使得个体自身能力有了巨大提高，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不管社会如何变化，都无法改变个体的有限存在这一事实。个体的生存必须依赖于类的存在、依赖于他者的存在、依赖于周围环境的供给，尤其是必须依赖于其所在共同体为之提供实现自身卓越性和价值性的场所。因此， “公民”概念本质上是个政治概念，具有公共性，涉及某一共同体的公共生活中个体的情感体验、身份认同和
4、行动参与。 与“公民”概念相应的“公民教育”指的是为了培育政治共同体中个体公民的公民身份认同，以及培育个体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所必需的美德、知识和技巧所必要的教育活动。公民教育既是建立和巩固民主社会、维持共同体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体公民养成正确认知、形成良好行动的有效保证。 在西方社会，公民教育很早就已经出现，在理想国第四卷中，柏拉图就借苏格拉底之口谈到，当政者必须注意一件大家经常谈论到的“大事”或“必要之事” ，那就是“教育和培养” ，以便能够“使每个公民承当适合其天性的工作，每个人都完成他自己的职责，不是一个人做许多项工作，而是一个人做一项工作，这样一来，使整个城邦不至于分3裂，而是成为一个
5、统一的整体” 。而在具体开展的公民教育中，柏拉图特别强调要从孩子开始进行教育，具体做法包括让孩子“参加那些更加符合法律的正当游戏” ；“除了观看打仗，这些孩子还要帮助他们的父母承当各种军中勤务，并伺候他们的父母” 。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让儿童能够成长为具有服从、自我牺牲、忠诚的素养和品质以及对美的鉴赏力的人。柏拉图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让好的公民教育培育出好的人才，而好的人才方能够培养出更好的人才，最终培养出理想城邦所需要的合格统治者与合格公民。 同样地，希望教育能培育出适合城邦生活的良好公民也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体的善来自于个人的善，城邦整体道德的完善，必须从个体的道
6、德教育开始。因此，公民教育是建立理想城邦的基本前提。他认为，人们有三种途径成为善良贤明之人。这三种途径是本性、习惯和理性。这三者本来应该和谐相处，但是在实际中却经常不一致。因此，除了一些好的天性可以由立法者驾驭外，其余的就有赖于教育。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强调的教育实质上就是当代的公民教育的雏形，它们的根本目的都在于为社会培育德性良好的合格社会公民。 到了古希腊后期，受当时长期战乱的影响，社会正义观念受阻，人性之恶盖过人性之善，相应地，公民观念无法彰显于世，公民教育活动也逐步受到冷落。 “战争也强化了希腊社会许多最恶劣的特征生性好斗、沙文主义、缺少同情心以及对人的生命的公然蔑视。对公民一战士的双重
7、身份及其在城邦中的角色的简单臆测会彻底崩溃，传统的道德准则和虔诚信念会面临许多挑战。 ”公民观念的沉寂一直延续到中世纪4结束，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公民教育的衰微。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个体自由平等意识的觉醒，公民观念开始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这正如 J，邦克斯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18 世纪首先出现在英格兰的“公民身份”强调的是公民在民事方面的权利，包括演讲的自由、拥有财产的自由以及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自由等权利；到了 19 世纪，公民身份新增加了政治方面的内涵，它赋予了个体公民通过政治程序参与政治活动、取得政治权利的自由与机会；而进入 20 世纪则增加了公民在社
8、会方面的内容，强调公民为了参与其生活中的文化共同体的活动所必须拥有的健康、教育以及福利等方面的权利。总之，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公民观念不仅重新受到了重视，而且公民概念的内涵也得到了不断的扩展，最终使得公民活动几乎涉及人类所有的公共活动。 伴随公民观念复苏的是现代意义上公民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古希腊时期的公民教育相比较，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既有着一些共同点，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一方面，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的目标与古代社会公民教育的目标一样，都是为了某一共同体的稳定运行而进行的教育活动，当然，差别之处在于，现代社会共同体稳定运行的维持力量是来自民主制度，而非是专制、独裁或寡头集团统治下的暴力。因此，
9、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除了具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以外，还直接服务于民主社会的运行发展。早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S.李普西就在研究中提出这样的假设，越高的公民教育越能够导致更为民主的政治社会。如今几十年过去了，E.格拉瑟等人认为，李普西的这个假设已经得到了较好的经5验证据的证实。E.格拉瑟还进一步指出，尽管专制制度和独裁制度可能也会得到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的支持（例如墨索里尼政府就是例子） ，但是从经验上看，良好的公民教育不仅确实能够更有利于实现由独裁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而且更加能够抵御反民主力量的侵蚀。因此。现代社会公民教育的直接任务就是维护民主社会与特定共同体的稳定运行。 另一不同之处在于，
10、除了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外，现代人还共同面临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世界共同体。所以，现代公民教育还必须应对这样的难题：如何在世界共同体中正确处理好民族国家和不同群体的差异性问题。尤其是，如何教育青年人从全球政治的视角与价值来处理差异群体的平等性和社会正义性问题。换言之，群体权利与全球政治、全球正义的协调也是当代公民教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 当然，上述公民教育内容的变化依旧没有让公民教育脱离政治生活的范围，公民教育依然是为了特定共同体培育合格个体公民的现实政治活动。 二、 “合格公民”与“好人”：公民教育不同层次的目标要求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做一个好人与做一个好公民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 ， “合格公
11、民”侧重强调公共生活中个体所应该具有的政治智慧和某些道德德性，它关注的是个体参与公共生活基本的规范要求和行为品质，是种底线性的要求；“好人”则直接聚焦于个体道德德性的整体性，它是个体为了完善自身、实现自己幸福生活所应该具有的统一的道德德性。相比较而言， “好人”的伦理规范要求可能更为丰富：从范围上看，既包括个体在公域生活中基本规范的遵守，也强调个体自身私人德性的6养成；从层次上看， “好人”的底线要求是具有合格的公共品质，但就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而言， “好人”对于最高的德性追求永远处于未竟状态，即个体德性的扩充没有极点；从时间性上看， “合格公民”也许只需强调在某一具体的行动时所展现的良好选择，
12、而“好人”要求则不仅针对特定行动，还强调个体在生活中的良好品质，强调稳定的性格特征。综合言之， “好人”的规范要求内外兼备，它不仅要求行为者在具体事件中能够行为公道，还要求行为者要具有良好、稳定的品格来保证其行为的相对稳定性。 如果说“合格公民”突出的是公共生活的底线要求，是伦理学中“正当”的伦理问题在个体行为规范上的反映的话；“好人”则认为个体公民的行为不仅要符合公共生活的底线要求，还着重强调要有更严格、更高尚的道德要求，它期望能够通过行为者稳定的道德品格来保证其具体道德行动与道德选择的合理性，因此， “好人”本质上是伦理中对“善”追求的体现。所谓“善”指的是一种目的导向和价值要求，是人们所
13、向往的那类性质，它不仅仅限于一般的物质层面对人产生需要的价值，而且更多指向精神价值层面，它所涉及的是个体与自我、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中展现出来的价值关系。而“正当”则属于伦理价值的基础性层次要求，它主要指人的行为过程符合一定社会所规定的道德要求，“正当更多地在针对行为、过程及其规则而言” 。 必须强调的是，正如伦理学研究中“正当”与“善”无法绝对二分一样， “合格公民”与“好人”也并非互不相干。在伦理学领域，关注于“正当”的道德义务论与关注于“善”的道德目的论是两种基本的学理7路径，它们在方法、价值取向和伦理体系建构中可能不尽相同，但也绝不是毫无联系。事实上，它们的最根本区别无非是对于这个问
14、题的回答有所不同：伦理体系的构建到底是应该以“善”还是以“正当”来作为整座大厦的基石？目的论强调“善”的基本性，侧重解释个体道德现象，具有价值人学意味；义务论则强调“正当”的优先性，具有伦理关系学取向。从人类生活世界的完整性来看，两种伦理体系完全能够互补， “如果把人类道德生活看作一个多类型、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系统，道德目的论和伦理道义论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解释向度，不仅可以互补，而且是必须相互参照、相互支援的伦理学方法论资源” 。同样， “合格公民”与“好人”的表达方式仅仅是因为两者在教育目标的优先性问题上有所区别而已，事实上，在实践中两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和融合性：一方面，“好人”教育必须在
15、一个由“合格公民”所组成的理想整体中才能够真正开展。这也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基本逻辑思路，在他看来，行动者的道德德性是灵魂中合乎公正的稳定品质，它由习惯养成，而良好习惯最初之所以能够养成是因为行动者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 “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接受正确的德性” 。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在一个由“合格公民”组成的良好政体中才有可能使得一个行动者养成良好的品格习惯；另一方面，稳定而良好的道德品质不仅为公民在具体选择中履行职责提供可靠的保证，还能够给“合格公民”提供德性升华的空间。因此，完整的教育应该是“好人”与“合格公民”目标的兼备，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仅仅是在公
16、共生活中，“好人”的教育与“合格公民”的教育目标中哪一个更具有优先性，从8而是公共生活更迫切问题而已。 三、现代性与“合格公民”教育目标的优先性 许多思想家都对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有着非常精辟的描述，虽然他们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批判现代社会所存在的伦理困境与价值虚无等社会问题，但透过他们的论述，我们却能够从中窥视到现代性生活的一些特征，并从中看到“合格公民”教育优先性的必然要求。 在这些思想家们看来，不管是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前现代的人类生活是属于一种依赖性的社会。所谓物质层面的依赖性指的是人们总是生活在较为狭小而熟悉的关系圈内，个体总是在各种确定了的关系圈中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所属位置；而在精神层
17、面的依赖指的是，个体更多的只需遵守某种威权或神话的指导，无需为自己的行动承担太多的理性自觉。也许以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来看，前现代的生活显得愚昧与落后，但是，那种存在依赖性的生活方式却也能够让人感到安逸与满足。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个体则逐渐从这种“愚昧”中被唤醒，在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一起被引领着走出各种秩序之“洞穴” 。在思想层面，自主与自决替代了信仰与虔诚，个体的意识被前所未有地强调。弗洛姆在对照分析 19 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竞争心理时指出，市场的经济功能建立在很多个人竞争的基础上，在性格学上，这一经济竞争的需要导致了竞争态度的增长，人们被超越竞争对手的欲望所驱使，这完全改变了前现代时所
18、特有的态度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传统位置，他应该因此而感到满足。进入到现代社会，人不再满足于自己9既定的位置，试图不断地去创造自己的更多可能性。对现状的不满足与对更多自由的渴望自有其积极性的一面，那就是它造就了现代社会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也促使人们更快地想去摆脱各种精神的和物质的束缚。一旦个体挣扎脱离了各种关系与身份的束缚，旧有的秩序再也无法将人们联结为统一的整体。于是乎，固定的社会秩序开始变成流动无序的社会， “液态的” 、 “流动的”现代性成了现代生活方式的最好描述。在这种液态的、流动着的、没有确定性的生活中，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碎片化了，被分离成许多
19、联系松散的目标和功能。 总之，进入现代社会以来， “解放”的声音一直响亮于耳。个体的解放尽管尊重个体，把个体切实地当做一个人来看待，从而能够释放个体巨大的激情与创造力。但是，过度的解放却也带来了诸多副作用。这正如思想家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现代性存在着三个隐忧，第一个就是来源于个人主义。他认为，尽管个人主义被许多人冠以文明的最高成就之名，但是它却在伴随着对秩序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也赋予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的解锁的同时将人们的存在意义抹去。因此，个人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失去其行为中的更大社会和宇宙视野外，还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英雄维度”的失落。这种英雄维度在传统社会的典型表现就是个
20、体在共同体中以自身的德性完整性来彰显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卓越性，从而获得其所在共同体及其同伴的荣誉与赞扬，并最终获得近似于神的幸福生活。 尽管上述这些思想家们对于现代性的描述更多地是要去批判现代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无论如何，他们关于现代性的揭蔽与解释都无疑10指出这样一个共同现象：现代性是个体权利意识与理性自主觉醒的年代，现代性运动是个体不断走向自由的一场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传统的这种封闭的生活状态统统被打破了，个体被不断地卷入到自由化与个体化的运动之中。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社会实现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跨越之后，社会秩序稳定运行的依赖方式必然会跟着转变。如果说传统社会维护社会
21、稳定运行的基本方式是依靠个体的德性与威望、依靠熟人圈中的舆论与评价来规导个体行动的话，那么很明显，这种方式在现代社会高度的流动性中就显得力有不足。现代社会的稳定运行必须依靠制度的建设来保证个体的权利、规范个体的责任。这也是为什么从霍布斯、洛克到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们所探讨的首要问题是现代国家建立的正当性问题。例如罗尔斯就非常明确地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 “是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体的基本条件” 。因此，在罗尔斯等思想家们看来，现代国家所要关心的最基本价值问题就是制度的正义性问题。只有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才能够保证个体在多元化的生活环境下各安其所、各司其职。现代国家对制度的强调、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性的重视直接决定了现代公民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培育具有现代性规则意识和服从意识的合格公民。以便维护社会制度的稳定运行。 四、 “合格公民”教育目标优先性的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如何维护共同体的稳定运行是人类关心的大事，在古代社会，人们采用个人英雄主义、宗教与神话的结合，赋予了共同体稳定运行的神性逻辑。进入现代社会，当个体的自由与权利深入人心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