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后学院”语境下科学道德的批判性审视摘要现代科学已经走向了“后学院”时代，在应用语境下与社会之网紧密纠缠。然而，随着科学语境的变迁，科学道德问题却日趋复杂，不断凸显出科学共同体自由和自律缺失所带来的道德困境。反思之后的理性选择是：在科学与社会适度“亲和”下保持道德张力，积极培育具有道德自律精神和自治能力的科学共同体，以科学精神和道德精神的辩证融合促进科学和社会的创新进步。 关键词后学院科学 科学道德 科学共同体 自由 自律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1-0049-05 约翰齐曼在真科学一书中指出，现代科学已经走向了“后学院”时代，在应用语
2、境下与社会之网紧密纠缠。相应地，科学共同体也已不再是默顿视野中与社会因素无涉的自主和自治王国，而是“与种种密切关联着整个社会的大的利益集团的组织发生着相互作用” 。于是，随着科学语境的变迁，科学更加直接地服务于社会，但是科学道德缺失现象却日益严峻，凸显出科学共同体自由和自律缺失所引发的道德困境。 一、 “后学院科学”：由认知语境到社会语境 在“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生产的驱动力主要以认知为核心，科学家仅仅是“知识探求者” （knowledge seekers） ，进行的是“为科学而科学”的纯学术性研究，因而科学实践活动主要是在科学场域内部进2行，科学共同体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不必
3、为了必要的行动资源（如研究经费、实验仪器等）而与外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保持直接的关系，研究成果本身的独创性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而这种成果的社会效益、经济价值往往不被科学家们所重视” 。科学家的行为受到相对稳定的规范、价值和规律的管理， “能在一个相对地摆脱了世俗偏见或商业需要的有害压力的环境中作” 。以默顿所倡导的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件的怀疑主义科学规范（UCDOS）作为共同的行为准则，主要依赖于个人信任和机构信任的既定关系而形成自身的秩序，并且“在可能达到的最广泛的范围里，致力于建立观点的合理的一致性” 。 随着“后学院科学”时代的来临， “作为实践的科学”逐步取代“作为对世界表象
4、的科学”成为科学共同体的普遍观念，相应地，应用驱动日益取代认知驱动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模式。在这种社会语境下，虽然科学知识的生产不能超越科学场域内部的运作，但是科学与社会场域的整体协调成为知以生产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换句话说，它虽然体现着科学研究的观点，并且在内容上依赖于学术性科学，但是它是围绕着把科学作为实现具体实用目标的手段的这种工具观念，而不是按照科学是一个发现过程的观念来设计的” 。 “效用因素，使得后学院科学的运作对科学共同体以外的人们和机构负责。 ”政治、经济和工业等的压力越来越强有力地从外部影响着科学共同体，知识生产的方向和运作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行动者（例如政府、企业、
5、商业组织等）对科学共同体的期望和要求。于是， “科学被强制征用为国家研发系统的驱动力，被强制征用为为整个经济创造财富的技术性科学发动机” 。吉本斯在分析3知识生产的这种新模式时也曾指出， “社会问责已经渗透到知识生产的整个进程之中。这不仅反映在对于研究结果的阐释和传播中，还体现在对于问题的定义以及对于研究的优先次序的设置上关于研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敏感从最开始就嵌入其中了” 。 可见， “后学院”语境下科学研究活动的最显著特点就是社会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深度介入。科学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研究活动，而是日益趋向集体化、效用化、政治化、产业化和官僚化的运作模式，科学共同体不再作为隔绝于社会的知识生产
6、“车间” ，科学知识生产成为一种有组织、需要协调和规划的社会性活动，与社会效用和偏好紧密结合。这种“后学院”语境下的科学活动包含着复杂社会因素的考量和多种利益关系的协调，因而较“学院科学”面临着更加复杂的价值选择，科学道德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 “后学院”语境下科学道德缺失之多维反思 在科学与社会一体化的“后学院”语境下，一向被尊崇为“神圣王国”的科学共同体却不断显露出违背科学精神和道德精神的“另类”面孔，科学道德缺失问题已经无法回避。 第一，科研越轨、学术诚信缺失等现象在科学共同体中层出不穷，破坏了求真、求实的科学核心价值准则。科学研究从根本上建立在追求真理、诚信求实的基础之上，科学
7、共同体的求真务实精神启迪人们不断地清除遮蔽真理的障碍，拓展知识的视野。这种求真诚信的精神已经渗透进社会的整体文化内涵之中，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实践。 “科学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享有较高的信用水平，这一点已为科学的空前繁荣做出了贡献。4可是，要维持这种信誉，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自身必须致力于用实例证明和传达合乎职业道德的科学品行（ethical scientific conduct）是多么重要。 ”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转变，给科学共同体带来了新的挑战，荣誉和经费的竞争使科学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科研品行比以往受到更多的监控和管理，但是由欺骗带来的科研违规、越轨行为（如捏
8、造、伪造和剽窃等）却仍然屡禁不止，不断冲击着科学赖以生存的核心价值。一些科学家以个人的物质利益、名望地位取代科学标准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试图抄近路去获取成就和利益，最终走上了远离高尚科学的歧途。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这种违背科学精神的道德失范行为均不同程度地发生于科学共同体中，不仅造成了科学资源的浪费，损害了学术环境和道德风尚，而且极大动摇了人们对科学可靠性和客观性的信仰。 第二， “权力至上”的理念不断强化着科学共同体中利益的争夺，导致学术腐败滋生，科学创新能力极大减弱。平等竞争、有条理的怀疑批判以及宽容激励的科学精神是科学创新发展的内在条件，科学共同体反对权威专制和绝对主义的努力引领着自
9、由竞争、探索创新的社会风尚。然而，正如齐曼所揭示的那样，在“后学院”语境下，由于现代科学对经费的巨大需求，科学共同体必须要从某些社会机制获得研究所需的资源，这样，对现金的竞争就往往优先于对作为科学驱动力的科学可信性的竞争。科学共同体变成了小商业企业，科学观点的隐喻论坛变成了研究服务的实际市场。在这种趋势下，科学共同体不断加剧着对科学资源和权力的争夺，不仅扭曲了学术风格、抑制了创新发展，而且对社会的5价值信仰产生了巨大冲击。一些科学共同体以知识和权力共生的双面形态左右科技的运行轨迹，对科技资源进行垄断性的占有与分配，助长了学术界普遍蔓延的唯权力是从的学术风格，同时导致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偏好伪装盛行
10、，造成了科学共同体整体创新乏力。 第三，歪曲和“建构”科学知识、为某些利益集团辩护等现象在科学共同体中时常发生。现代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加剧，因而科学的合理性评价标准已经不仅在于求真求实，更包含着对科学成果合理应用的关注和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是，由于科学活动不限于纯粹科学的内容，虹涉及社会的利益要求，所以科学本身与社会的功利目标已经深深地结合在了一起。当这种功利目标与科学本身的真理目标相冲突时，“由于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家的经济人属性，又使得他们可能会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解读科学知识” ，在政策咨询中倾向于只将对己有利而不是对社会有利的咨询意见提供给政府，或者为满足“
11、雇主”利益而提供决策参考。某些科学家基于利益的驱动而任意修正相关科学认识的做法，已经远远抛弃了科学精神气质约束下的道德操守，他们作出的某些所谓客观自主的科学结论和科学解释，往往被某种政治经济价值所渗透和污染，成为为某种政治、经济利益提供合法性基础的辩护工具。诚然，科学家总是希望通过科学为自己带来最大程度的声誉和利益，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当他们屈服于压力和诱惑，违背基本的科学准则而放弃对科学理想的忠贞时，就已经突破了科学道德的底线。 从上述情况来看，科学道德缺失虽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但在当前的“后学院”语境下确有不断加剧和日益复杂的发展趋势。 6三、科学共同体自由和自律的相对缺失 从“后学院科学
12、”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方式审视科学道德问题，科学共同体自由和自律的相对缺失是其中的一个承要根源。 第一，社会场域对科学场域的“决定论式关照”是引发科学道德沦落的外在诱因。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社会生活在现代是通过将自身分割为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审美等不同场域而存在的，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且各自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 “后学院”语境下的科学运行主要关涉两个场域的核心关系，即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场域和科学共同体外部的社会场域。由于“后学院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社会
13、场域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文化制度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对科学场域进行“规定”和“监督” ，从而对科学场域自身的运行逻辑产生干扰甚至破坏。而科学共同体“为了保证获得被外部的经济和政治主体所挎制的行动资源，研究活动也被特定形式的研究管理和规划所安排” 。这样，科学知识生产的外部因素对科学共同体及其知识生产活动便产生了“决定论式关照” ，即社会场域逻辑舰则试图实现对科学的“支配”和“渗透” ，将科学“整合”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运行逻辑中去。于是，科学共同体逐渐“丧失作为社会整体中具有自主性的一部分的地位及其独立的标准与目标，并且被纳入合作的控制之下” 。从社会场域中的市场逻辑对科学的影响来看， “市场
14、逻辑在科学领域内的贯穿渗透，已经从外部的供需关系，深入到科学知识生产关系的内部，即科研组织已经从学术组织转化7为营利单位” 。这时，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研究特点和基本趋势是，一方面结合社会实际需求进行知识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实用价值，从而满足市场的需要和为社会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却不断出现关注短期目标、急功近利的道德缺失态势。在这种情境下，科学共同体自由自主、独立性不足导敛学术行政化和科研功利化，科学逐渐蜕变为权势者的“奴仆”和根据市场逻辑随意界定、随意操纵的功利手段，从而为学术不端等道德失范行为提供了众多的诱因和机会。 第二，科学共同体以规范为核心的道德自律意识减弱是导致科学道德沦落的内在根源
15、。科学共同体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虽然一般没有正式的竹理体制或成文的道德规章，但是必然要受到来自科学场域内部规则的制约。默顿提出的“科学规范”作为一种精神气质和“科学良知” ，以其所蕴含的律观性和价值无涉使科学共同体能够有效摆脱政治和社会的控制，最大限度地保证科学的客观、公正。然而，在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之道德完整性已变得更有争议。后学院科学没有在制度上或意识形态上受到直接保护而不受社会利益侵害” ，科学研究在多元复杂系统作用下的合理化方向更加需要伦理道德的确证和引导。然而，科学与社会的密切结合已使默顿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范型约束力，新的伦理规范尚未普遍确立，再加上科学道德建设的滞后，
16、在行政权力、市场规则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科学场域的强烈干扰下，科学共同体以一种“集体不意识”或主动“契合” ，强化了社会场域（尤其是市场经济）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负面作用力，引发科学场域内在运行逻辑的失衡和蜕变。波兰尼就曾深刻指出，全体科学家为追寻科学理想而奉献的过程8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普遍意志”统治了科学家团体，假若科学家们突然对科学热情全消，那么他们就不再能继续组成一个科学共同体，因为“科学生活向我们确证的是这样的过程：对某一套明确原则的普遍接受使某个团体得以形成，这套原则统治着这个团体，一旦原则被否定，团体将自动消亡” 。由此，科学共同体以科学精神和道德意识统一于科学的“普遍意志” ，
17、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共同体的有序运行。而自我约束力弱化的科学共同体，不仅无法有效遏制源源不断发生的不负责任的科研行为，难以获得社会的支持和信任，而且道德自律的缺失也使得科学共同体难以就社会场域对科学场域的僭越进行合法性批判，无法实现有效率的科学自治，而这又恰恰为经济利益和行政力量的过度介入提供了理由和机会。 总之，作为科学社会建制的科学共同体，其特殊性在于，科学知识本身是其主要产品和目的，这使其具有与其他社会建制、组织不同的程序、实践和社会角色，因而保持一定的自由和高度的自律是科学得以健全发展的基本条件。 四、科学与社会适度“亲和”下的道德张力 在“后学院”语境下，科学共同体深陷在与社会、自然、政
18、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力量相互作用的网络之中， “人世”太深、 “亲和”过度而迷失了真理和道德的方向。反思之余，以下选择应该是理性而明智的：在科学与社会适度“亲和”下保持道德张力。 第一，从社会场域的控制来看，应通过科学宏观管理方式由“统治” （government）向“治理” （governanee）的转变，使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自由自主。作为一9种新型科学宏观管理模式，科学治理是指在政府宏观指导下，政府、科学共同体、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管理过程。虽然科学研究和科学建制需要社会和国家的必要支持，但是也要防止和抵制对于科学共同体不合理、不恰当的干预，科学治理体系超越了自上而下“统治
19、”模式的弊端，能够促进政府在责任原则下回归到宏观政策和战略制定以及优化科研环境的本位上来，使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的“世俗领域”相对分离而较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干涉。 “科学共同体相对超越的社会地位，使它能够不囿于行政规范和经济利益的约束，依照科学标准来分析和评价公共事务。 ”当然，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活动不可能浮游于空气中，尤其是在科学社会化日益深入的后学院科学时代，它更不能脱离“生活世界”的实践指向和利益目标。这里只是强调，在科学共同体履行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受到新的精神气质管理的同时，也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坚守自身的自组织社会系统之道德合理性。值得庆幸的是，在当今公共管理的世界潮流影响下，原本作
20、为精英权威的政府已经较少地制约科学共同体的自主和自由。显然，一定程度的科学自由和自主在保证科学共同体良好运行方面之独特功能，印证了韦伯所强调的“学术与政治相分离”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从科学场域的内部控制来看，应通过加强科学道德建设提高科学共同体的科学信仰和道德自律。毋庸置疑，维持科学秩序需要一些强制的手段，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对科学进行围追堵截的语境下，通过制度的健全运行来使科学得到保护和支持，是重建科学共同体之合理秩序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强调他律之重要作用的同时，尤其不能忽10视的是，道德信仰和对科学规范的自觉自律意识是科学共同体整体秩序维持的深层支柱。这种道德信仰和自律意识滋生于人类
21、献身科学的信念和支持科学理想的义务，科学共同体“在此义务的指导下行事行使自己的权威或服从同行的权威，否则科学必将消亡” 。总有一种被誉为“精神实在”的科学传统，它作为科学理想凌驾于科学家之上，当科学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坚持对这一科学理想之实在的信念，它便成为“科学良心的团体” ，在感情上和道德上向科学臣服。这种“精神实在”是科学共同体得以建立的核心价值，也是科学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虽然科学家身处“角色丛” ，身兼多种社会角色，但是科学家的特殊身份内在地要求他们的研究工作与“日常”生活相分离，他们献身于科学的道德信仰能够在世俗的价值体系之外独立运行， “每一位科学家都必须就他将为他在科学共同体中的
22、成员资格所负何种责任亲自做出选择” ，即使在今天，科学的社会性重塑了科学共同体的形象，但是对科学的信仰和科学规范的自觉遵守仍然是科学的原动力，它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科学共同体进行科学知识的生产，而且能够抵御功利因素和行政权力对科学的干扰。 第三，从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的互动来看，科学共同体应以社会责任意识为价值指引，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促进科学与伦理、理性与价值的融合。齐曼认为，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后学院科学）的优点之一就在于它无法再把伦理问题藏在地毯之下。科学再也不能对我们许多人长期渴望摆在桌面上的事情熟视无睹了” 。随着研究、开发与应用结合的整体机制的形成，科学共同体在科学目标的确定、研究课题的选择、研究手段的运用、研究成果的转让与利用等方面，都应是出于对整体利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