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农业学大寨”中那些“左”事农业学大寨是 1963 年毛泽东提出的。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在粮食增产、农田水利建设以及林牧副渔发展和农村干群关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绝对是不可估量的。但这一持续了大致 15 年（19631978 年）的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从而闹出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哭笑不得的事。 我老家新田县，是毛主席肯定的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1969年毛主席回湖南，在听取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华国锋汇报湖南农业学大寨的情况后高兴地说：“湖南不错嘛，南有新田，北有安乡。 ”） ，1975 年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的原因，早稻减产 300 多万斤。地委认为，新田县是毛主席肯定
2、的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粮食减产不是小问题，而是政治上的大问题。地委书记亲自做新田县委书记和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把减产的事压下来，他俩坚持实事求是，说减产就上报减产。为此，地委作出决定，将该县县委书记和分管农业的副书记调离新田工作。 “农业学大寨”运动实行评记政治工分，谁评多少工分，主要看政治。有个生产队评记工分，生产队长宣布，事先每人必须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否则扣 2 分。有个妇女不识字，把“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念成“中国共产党是你们的党，我们的党，大家的党” ，引起哄堂大笑。当时报刊正在批判“全民的党”这个论调。生产队2长板起铁青的面孔说，这是天大的
3、错误，好在出在贫下中农口中，不然把你送往公安部门处理。不但没有给她记工分，还倒扣工分。然后回头向那些哄笑的人训话，并每人给扣 2 分工分。 1975 年 9 月，零陵地委在新田县召开晚稻超早稻现场会，中心思想是抓好晚稻后期管理，争取晚稻超早稻，夺取全年大丰收。会议的主旨是紧扣形势反骄破满（这期间，中央发出关于反骄破满的文件） ，同时决定由我起草会议中心发言材料该县红卫公社晚稻超早稻经验介绍。我带着这个“框框”采访这个公社书记，要求他围绕“反骄破满”来谈，并且明确告诉他，题目已拟好，就叫“反骄破满斗傲气，力争晚稻超早稻” 。他简直要哭了，对我说：“天哪，我没有骄傲自满思想，叫我怎么谈啊！”我说这
4、是会议既定的思想，不能动摇。他给我介绍了许多抓晚稻生产的生动典型事例，而反骄破满只字未提。我无法改变会议的宗旨，按照原定思路写完了稿子，数字和事例是这个公社书记提供的，反骄破满的内容全是我自己编造的。他不愿在会上念稿子，后来确定一名工作人员宣读。宣读完毕，会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原因是发言稿突出了会议主题，写公社党委抓晚稻生产成绩显著，写公社党委反骄破满有声有色。 我家乡的公社某干部工作联系我所在大队，蹲点在我所在生产队，他“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 “时刻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 。有一次正值“双抢”大忙，生产队长一心集中精力搞“双抢” ，把批斗的事给放下了。公社干部说：“队长呀队长，你不能只埋头拉
5、车，不抬头看路，农事再忙，阶级斗争不能忘！”随即要求生产队长布置开批斗会，真是“挖眼寻蛇3打” 。这个被批斗对象，不但没有现行破坏言行，而且平时服从安排听从调遣，重活苦活脏活干得最多，群众对他的印象不错，批斗会进行不下去，更谈不上“批深批透” ，只好把这个批斗对象已经死去的父亲在解放前的一些陈年旧事翻出来痛骂一顿了事。另一个生产队长推说本队没有“四类分子” ，请示公社干部免掉批斗。公社干部回答：这可免，那可免，阶级斗争不能免。最后从别的生产队借来一个“四类分子”批斗。 “农业学大寨”运动有个响亮的口号，叫“斗私批修” ，就是引导人们“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洗刷头脑里的私心杂念。某鸭场一位 30
6、 多岁的周姓女职工，她在场里举行的“斗私批修”会上作自我解剖，说自己因为饿了，一次值夜班时偷吃了一个鸭蛋。这下可惹下大祸：工作组给她算了一笔账，说照此推算，每天偷吃一个，一年就是 365 个，鸭蛋孵出小鸭，每只平均长 3 斤，每年场里就损失 1095 斤，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对此，工作组与鸭场负责人研究决定，撤销她的饲养员职务，调农业组接受监督劳动，扣发每月仅有的 6 元工资，并将棉被、蚊帐等生活用品作退赔。可怜这位女同志只好向其他女同志求情搭床，常常以泪洗面。 “文化大革命”高潮时（19671969 年） ，农村盛行送“忠字粮” 、“忠字猪” ，就是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物质成果给伟大领袖报
7、喜，向伟大领袖敬献忠心。约 1 尺见方的木板上贴上领袖像，像的下端写一个红色的“忠”字，这就是“忠字牌” 。 “忠字牌”插在被送“忠”字物的旁边，以体现庄重、显目。某农村两个农民抬送一头“忠字猪” ，猪突然喷出粪便，把个“忠字牌”弄得满是猪粪。这两个农民慌了神，见擦也4擦不掉，洗也洗不净，顺手把“忠字牌”丢在路边的荆棘里。通过几个回合，公社干部最终找到这两个农民，不由分说，又是批，又是斗，还罚跪砂子、铁钉，更有甚者，拿来一瓢猪的粪便，一面往身上泼，一面往嘴里灌。一人不堪受辱，上吊而死。 1966 年 8 月，我从“四清”工作队撤队回到家里，暂时在农村务农。生产队悄悄将一块两亩多已收割的稻田划成
8、若干小块，每户分给一块，用作种植农作物，各种各收。我也分得一块，但我不知情，别人都种下去了，唯独我的那块空着。公社驻村干部知道后，立即召开大小会议进行批判，说这是瓜分、瓦解集体经济，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下令把分得的田块迅速退回集体，还责令生产队长写出深刻检讨，同时伸出大拇指表扬我，说参加过“四清”运动的人政治觉悟就是高，阶级斗争观念就是强，号召大家向我学习。就这样那块被划成若干小块的稻田在那里荒芜着。那时候，自留地被视为资本主义，说搞自留地就是搞资本主义，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 ，把搞自留地用的锄头抢走、粪桶砸掉的事屡见不鲜。1976 年，宁远县冷水公社山海大队
9、第三生产队就有 12 担用以浇灌自留地的粪桶被砸掉。当时，还规定每个农户只能喂一头猪，而且只能作为上交任务出售给国家。只准喂三只鸡（或鸭） ，多喂的常遭捕杀，上市交易的收缴归集体。那时候，全地区农民年均收入不足 100 元，我老家新田县这个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红旗县，1973 年农民人均收入仅 56 元，个别的一个劳动日值只有0.08 元，还有约百分之三十的农户年终还要倒补给生产队，成为“超支户” 。 1975 年 10 月，湖南省委某书记（上面有第一书记，第二书5记）来零陵地区视察工作，他在县委书记和地直单位科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说零陵地区的“闹子” （农贸市场）很厉害，人山人海的，在那里搞
10、产品交易，什么是资本主义，这就是资本主义！他说，你们可以算一笔账，一个“闹子”多少人，多少劳力，全区几百个“闹子” ，多少个劳力，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以修多少个水库！他说，学大寨，就要把这些“闹子”砍掉。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耗费精力和脑力的事，莫过于劳动管理。开始评政治工分，实行自报公议。群众说，政治不能用秤称，也不能用斗量，不好把握它与工分之间的“度” ，因而“红”了一阵子，没有坚持下去。持续时间最长的管理办法是“大呼窿” ，就是统一出工，统一收工，按底分记工分，群众把它编成顺口溜，叫“出工一条龙，做事磨洋工（磨磨蹭蹭） ，收工一窝蜂” 。由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它没有调动群
11、众的积极性。多数群众（勤劳的人）愿意搞定额包工，靠本事吃饭，这种办法激发了群众的热情，有效地调动了积极性。但是有的群众自觉性不高，难以保质保量， “挖一坯土盖住另一坯土，犁一行泥盖住另一行泥”等等偷懒的事，就出在定额包工上。重活苦活脏活派工派不下去时，有的地方就采用抓阄的办法来处理， “好汉阄上死” ，抓着什么就干什么。地委办公室某同事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说有个生产队长派工派不下去了，就叫大家来抓阄，结果跛子抓着扛树，妇女抓着杀猪， “铁姑娘队”队员抓着赶公猪配种。 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标准，就是学大寨学得好不好，首先看新开多少稻田和旱土（当时新开垦的田地，都称为“大寨田” ） ，特别是“湖南
12、6的大寨”洛塔、野鸡坪这两个靠砌石造田出名的先进典型涌现出来后，凡是放炮开山炸石垒出梯田、梯土，就被树为学大寨的标兵。我家乡有个学大寨的先进大队，1971 年县委书记在那里蹲点，组织群众在石山上炸石造田，40 多个劳力，花了半个月时间，不知买了多少炸药、水泥，也不知撬断多少钢钎，最后垒成不到一亩田，群众称之为“金子田” ，而附近 200 米远一块三亩多的荒地，却在那里沉睡。这个县有个县委副书记在他蹲点的公社开荒造田 20 多亩，由于地势高，没有解决灌溉问题，后来稻田变旱地，旱地变荒坡。当时有个水利干部曾建言，说开荒造田，一定要配套解决好引水灌溉的问题。回答他的是：“只拘泥细节，不注重政治！”
13、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在一些地方被打乱， “共产风”时有发生。如无偿征用土地和调用劳力，以调剂有无为名把这个村的山水田地的所有权无偿划归另一个村。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某副主任在调处湖南与广西边界山林水利权属纠纷时，指山为界，把一大片山地无偿划归给相邻的广西梧州地区，他说：“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划给谁都一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零陵地区与广西、零陵地区与相邻的湖南另一个地区，4 个地区、12 个县之间有山林田地水利权属纠纷，双方群众动刀动枪甚至动炮（土炮） ，时不时发生流血冲突，搞得各级领导无法正常工作，还惊动了国家民政部。4 个地区、12 个县分别成立调
14、处纠纷办公室，经过 10 多年的艰苦努力，才将事态平息下来。 当时，县、社、大队、生产队都有统计员（也叫秘书） ，负责统计和7上报有关数字，领导凭借这些数据指挥工作。大队、生产队统计员不脱离生产，很难保证按时统计上报，而统计工作时效性强，县、社统计员在遇到大队、生产队不能及时上报时，只有填写“摸脑壳数字” ，这样的事屡见不鲜，而且难不倒统计员。例如，有个公社秘书（统计员）为了上报县里需要的春耕生产数字，他把头伸出门窗瞄一眼，数字就出来了。1975 年 7 月间，我与一位同事去某县农村办公室了解“双抢”情况，那个统计员很流畅地念着各类数字：“双抢”出动机械数精确到几千零 1台，筹集资金精确到几角
15、几分，出动劳力人数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数。数字后面有零头和小数点，有些是统计员自编的，以证明工作“细致、准确” 。我们问：“人数怎么出现半个呢？”他自知露了马脚，脸涨红得像个关公。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口号喊个不断，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1971 年，新田县某学大寨先进大队提出“打到海南去，实现水稻三季化” ，当年搞了一亩试验田，10 月中旬插下第三季。驻村农技员提出：晚稻尚且难过 9 月 20 日左右的“寒露风”这一关（温度低于摄氏 20 度，稻穗长不出来） ，插三季行吗？领导不但不听，还说他思想右倾保守，结果分孽阶段还没完成就夭折了，连稻草也没有捞回一把。
16、1976 年 6 月，地区学大寨工作总团提出晚稻播种改“撒播”为“摆播” ，就是手拿晚稻种芽，一颗一颗摆上秧田，要求每隔两厘米摆一颗，不能稀，不能密，并说这是培育壮秧的革新措施。有人做过试验，一个主要劳力一天 8 小时最多摆 0.015 亩，而撒播可完成 3 亩，是摆播效率的 200 倍，而且里手的农民，撒播的颗距与摆播相差无几。8我当时担任双牌县学大寨工作组组长，队部要我推广下去，我认为这种作法不仅得不偿失，而且是一种倒退，没有执行。 “农业学大寨”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被广泛引用到日常生活中，并以此显示“革命化” 。我在机关食堂吃红薯餐，我剥了皮吃，桌上堆有一堆红薯皮。某干部见了，很严肃认真地说
17、：“你哪里还有贫下中农的气味，真是忘了本！”1974 年秋，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在长沙召开，我作为工作人员与代表一起入住湖南宾馆。某代表面对豪华的宾馆说：“住这里久了，怎么不变修（修正主义）啊？！”1976 年春，我以秘书身份随地委书记到省委开会。湘北蔡家岗公社党委书记（刘姓）同时担任省委书记，他穿一件破旧得几处露出棉絮的棉衣，腰间捆一条汗巾，像个贫困农民，大步向前与省委第一书记握手。第一书记见状，说：“这里外宾多，你换穿一件好一点的衣服吧！”随即吩咐秘书送来一件军大衣。 19721973 年， “大干快上” 、 “又红又专”以及“搞群言堂” ，不搞“一言堂”之类的词语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来新
18、田三年一直不开口说话的原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章某（因“文革”派性问题下放新田，接受调查，后期被解除监视）一下子打开话闸，大讲“大干快上” ，他的讲话稿足足两万字，使人觉得精神爽朗，很有奔头。不久， “又红又专” 、 “群言堂”的提法不见了， “大干快上”变成“大批促大干” 。 19751977 年，各县到处挂着“三年建成大寨县”的标语口号。参加全国和省地“农业学大寨”会议后， “三年建设大寨县”改为“一年建成大寨县” ，同时提出“两年实现机械化” 。 91978 年初，地委某领导提出“坚持大队核算不动摇” ，还要求我们政策研究室围绕这个题目搞调研。到年底， “农业学大寨”的字眼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减少并消失了。 此后， “农业学大寨”运动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替代。 作者单位：湖南永州市人大 责任编辑：姚胜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