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文化的现代评析摘 要：“亚洲价值观”是有“价值”的。其“价值”就是实现了儒家经济精神的更新，由旧儒家变成新儒家，由为农业自然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变成为现代工商市场经济服务，类似于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经济精神，从妨碍现代发展的思想阻力变为推动经济飞跃的精神动力。这样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本质要素。人们从这个意义上对“亚洲价值观”作充分的肯定，确保了亚洲经济的发展。源于儒家的“新经济精神”成为“亚洲价值观”的核心要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 “亚洲价值观”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中。 关键词：“亚洲价值观” ；新儒家；现代经济精神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
2、章编号：10030751（2013）01009507 20 世纪 80 年代，东亚出现“四小龙”起飞的热潮，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先后创造经济“奇迹” ，步入发达国家与地区行列。继“四小龙”之后又有所谓“四小虎” ，即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出现经济腾跃。由此，新加坡李光耀提出“亚洲价值观” 。其主要意义有三：第一，以勤勉、节俭、信用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伦理精神。第二，以家庭、社会为本位的亚洲文化是治理社会的政治理念。第三，以上伦理精神与政治理念合为区别于西方而适合于亚洲的“亚洲价值观。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马哈蒂2尔也提出近似的思想，与李光耀同
3、为“亚洲价值观”的举旗人。 “亚洲价值观”在中国引发讨论。焦点为儒家思想是否促进东亚发展的现代经济精神；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现代威权主义与大家长理念对错如何；亚洲经济危机与“亚洲价值观”中的儒学元素有否关联。 一、 “新儒家”与现代经济精神的肯定 “亚洲” ，地理意义上指的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与西亚等，从文化意义上又可以分作儒家思想的亚洲、伊斯兰教的亚洲及佛教的亚洲等。 “亚洲价值观” ，有李光耀解说的儒家文化区亚洲价值观，也有马哈蒂尔解说的伊斯兰教的亚洲价值观。其实， “亚洲价值观”本指东亚及儒家文化区的价值精神。正如一些学者所论， “当前所谓的亚洲价值实际上并不代表整个亚洲五大文化
4、区域。所谓的亚洲价值明确地说是指东亚的价值观，这包括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五个地区，也包括 1978 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这些地区构成了儒家文化经济圈的主要部分”。 儒家思想长期担当中国传统社会“本位文化”的角色，对东亚地区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在东亚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个可以促成现代化的价值系统，即“亚洲价值观” ，那么这样的价值观必与儒家思想发生最紧密的内在联系。人们弘扬儒家文化，不是为文化而文化，而是为国家的现代化，为实现现代化寻找与打造精神支撑力量。 范为前在支离破碎的亚洲价值观一文中说：1980 年代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多个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成功地与全球化
5、市场接榫，拉开了亚洲经济成长的大幕，这一波经济成长潮，让亚洲3国家逐渐淡忘掉二战后密布的冷战体验，压抑数十年的“亚洲主体意识”重新开始萌芽。 “亚洲价值观”与西欧价值观不同，但并非“现代”的与“非现代”的不同。设论欧美价值观体现为以韦伯所谓的以“新教伦理”为特征的欧美“资本主义精神” ，促进了那个地区的现代化，那么“亚洲价值观”则是以更新了的儒家思想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精神。东亚的成功说明，这里的传统精神儒家文化，完全可能发生内在意义的更新升华，而在经济精神的层面具备充分的“现代”意义。 这个“现代意义”可表现为：重视家庭， “修身齐家”的伦理观念；服从社会、融入集体的价值取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6、的进取意识；以义取利，戒除腐败的价值思想；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天职”至上、敬业诚信的职业道德；精益求精，缜密认真的工作等等。2005 年 12 月在北京举行了“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对“儒学与亚洲人文价值”的现代意义作了充分肯定。郭齐勇认为，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已经成为东亚儒学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郑成宏指出，以人为本的道德取向、对集体价值的认同与和合精神的倡导，成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价值系统。郑良树则把勤俭、诚朴耐劳、中庸和平、重视血统视为儒家的文化本质。宋志明指出儒家思想具有三种价值取向。其一，强调内在性，主张人性善，具有凝聚群体的功能，
7、范导着人本主义的取向；其二，强调超越性，主张超凡入圣，积极面对现实，提升人生境界，范导着淑世主义的取向；其三，强调包容性，拒斥排他性，主张“协和万邦” ， “万过咸宁” ，范导着和平主义的取向。蔡方鹿认为：东方文化具有自身的特色，即崇尚圣贤4的理想人格观、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取向、重文化传统的观念等等。俄罗斯设有孔子基金会，基金会主席列谢贝列罗莫夫认为，孔子的“和而不同” 、 “有教无类” 、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形成亚洲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成为亚洲与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不仅成为人与人的交往原则，也成为处理国家和社会相互关系的外交准则。 崔亨植（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系）也参加了
8、中国学界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他认为：儒教思想之所以绵延不绝，是因为具有重要的伦理基础。这样的伦理基础极具思想的生命力，不仅为哲学史的宝贵传统，且在当代社会中继续发生影响。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中国儒学代代传承，没有离开过一个中心主题，即对体现为伦理精神的人的本性的探讨。孟子的“性善”说、 “天人合一”论，及强调“性” 、 “命”统一的思想成为宋代心性学说的思想基础。再有，历代学者关心先秦儒家的“诚”概念，把它作为沟通“天” 、 “人”的媒介加以深刻认识，从存在论上找到了中国伦理的精神依据。 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家庭元素”在“亚洲价值观”中的突出地位。龚群著新加坡的道德价值取向一文说：新加坡政
9、府对于社会道德建设一贯给予高度重视，在强调继承与发扬儒家伦理的前提下，以国家白皮书形式提出自己的共同价值观，继而提出家庭价值观，概述了新加坡的总体道德价值倾向，成为与“西方价值观”对立的“亚洲价值观” 。这里，龚群认为“家庭价值观”显示“亚洲价值观”的“总体道德价值倾向” 。 东亚社会的现实选择：析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 一文也说：李光耀将家庭元素论证为“亚洲价值观”的核心，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5从文明的渊源看，家庭作为一种恒久的生命载体，在中华数千年的变迁中维系着文化的基因，并以其顽强的再生能力向周边辐射；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欧美“个人第一”的精神迥异，是一种源自家庭本位的文化力量。
10、张德指出：文化力是经济竞争的重要因素，儒家文化是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 “义利两全” 、 “致富经国” 、 “以和为贵”、重视群体、勤劳敬业这些儒家优良传统，成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的精神动力，也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他还说，应该警惕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的侵袭，自觉地维护、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的优良。 从上面学者的评论，得到的印象是， “亚洲价值观”实与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相合。重视人格道德世界的建设，即为“修身” ；强调“家庭元素” ，注重家庭建设与突出“孝亲”思想，此谓“齐家” 。通过“修身” ，提高民族的道德素质，进而将
11、其与“现代”精神匹配；通过“齐家” ，从社会“细胞”层面着手，营造社会稳定的基础，进而提倡“家国一体” ，由“于亲而孝” ，化为“于国而忠” 。顺此以达“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即国家的清正、祥和与发展。 二、东亚经济危机后儒家文化的“波折” 20 世纪末，亚洲爆发严重金融危机，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深受其害。紧急的事态促使人们探讨危机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是亚洲发展模式出了问题，根源在于模式的形成与日本有关系。拷贝日本模式，承续其中的消极成分，成为危机的主要原因。有学者责难国际金融投机商，认为他们的有害经济活动6成为危机的导火线。有人抱怨中国，说中国强势的出
12、口竞争，让亚洲经济危机雪上加霜。许多学者则认为当从东南亚地区的政府作用、普遍存在的官僚政治、经济结构和教育制度等多方面分析经济危机的本地的内在原因，而所谓“亚洲价值观”及其“中心思想”儒家思想也难逃其咎。 “亚洲价值观”与“亚洲经济危机”关系如何？这个问题激起的讨论经久不息。危机爆发前，人们把“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文化说成是亚洲经济起飞的精神原因。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再次把目光聚焦于“亚洲价值观” 。结果，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立即倒过来论证儒家的困境与其“价值观”的局限。当然，有学者依然为儒家思想在亚洲崛起过程中的作用辩护，将此视为亚洲经济“起飞”的精神原因。折衷的观点则认为当“一分为二”
13、地看待儒家思想与亚洲价值观，主张既清除其糟粕和消极影响，又继承其精华和积极因素，以利亚洲经济的继续发展。 亚洲经济危机之后， “亚洲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遭遇非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说：“东南亚的错误在于将其模式过于理论化，并把它同亚洲价值观混为一谈。当这种模式失败时，可以看出在储蓄、劳动和社会同情观念上存在的问题。 ”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亚洲价值观的劣根性人事关系上的“裙带资本主义”是危机的因素之一。对此美国经济性周刊 Business Week 直言“亚洲价值观是灾难” 。美国亚利桑那州议员卡恩强调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著名亚洲价值观的“脆弱”及“先天不足” 。 与此同时，亚洲学者纷
14、纷表达自己的观点。新加坡学者陈荣照则认7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自然与儒家思想有关系，但“四小龙”起飞的主因是市场制度的操作，而非儒家思想的作用。儒家思想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驱动力。高敏认为，由儒家传统营造的东亚国家义务型关系网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法制不透明，其结果形成“亚洲裙带资本主义” 。这说明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存在着许多不相适应的部分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制度结合才可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 王锐生认为儒家思想所提供的是一个“灭人欲” 、无情感、无意向的抽象空洞的人。这样的人不具备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现代经济人的特点。其实所谓“亚洲价值观”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漏洞颇多，是一种有缺陷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当代
15、亚洲社会的认同，甚至被越来越多的人抛弃和批判。有学者强调亚洲并不是一个同一的亚洲，亚洲文化也不是一个同一的文化。亚洲文化各异，难以形成统一的“价值观” 。目前宣扬的所谓“亚洲价值观”弊端颇多，难以自圆其说。这个价值观以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为核心，暴露出它的落后性。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不仅无的放矢，击不中要害，甚至用陈腐的观念反对进步的思想。对此，迈向现代化的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应有清醒的认识。 以下的事实也是难以否定的：在信奉儒家的社会中，父权观念、权威主义、行贿受贿、 “任人唯亲”为其特点，不透明的企业运营制度普遍存在。这一切皆与市场经济制度发生冲突，而“亚洲价值观”将亚洲社会
16、种种落后因素做合法化的理论肯定，使冲突不是减缓而是加剧。 既然“亚洲价值观”的提出是为解释当年亚洲经济发展原因，以此逻辑，亚洲经济一旦出现问题也应同样追究这个“价值观”的责任。市8场不透明、失序、法治基础薄弱、落后的政治文化流行，威权主义，这一切皆为亚洲不可忽视的落后因素。意想不到的是“威权主义体制内某些积极因素”竟创造出经济成长的“奇迹” 。然而经济危机之后，同样上述亚洲自身的消极因素吞噬和破坏了这个“奇迹” 。这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的大同小异的“成长故事” 。 与上述观点不同，黄心川在亚洲价值观与亚太文明和宗教的发展一文中说：最近一个时期来亚洲地区的经济遇到空前的金融危机。
17、学术界、舆论界对亚洲或东亚的价值观提出了种种评论，有人认为亚洲的价值观已经过时，东亚价值观已经破产，但也有很多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亚洲经济的崛起，使人民摆脱了长期苦难的生活，亚太文明的建立和发展，都仰赖于亚洲价值所发挥的作用。 黄心川在东方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中又说：亚洲价值观主要指东亚儒学的价值观。目前，它不仅作为一种东亚传统的哲学、宗教的思想而存在，而且也融汇于现代的经济和生活之中，并且对东亚经济奇迹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凝聚作用。但是，儒学价值观也像其他价值观一样有着它的优点和弱点，我们不能因亚洲金融危机就怀疑甚至否定东亚价值观。 张兴国认为，20 世纪中期以来东亚国家的迅速崛起令
18、世人瞩目，然而 90 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又使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经济遭到重创，因而“东亚模式” 、 “东亚价值观”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且毁誉不一。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以追求现代化为目标、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时代背景下，应以“和合”思想为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探讨建9构东亚价值观可能性。 有一个问题已被人们注意。就是决定地区经济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具体说有两个，一个是文化的原因，一个是制度的原因。譬如中国 30 年来经济的起飞，重要原因在于采用市场制度。亚洲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的发展，原因也是两方面的，既有文化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这样，在讨论经济衰落的原因时就要从制度与文化两个
19、方面去考虑。有时，问题不在文化（“价值观” ）而在其他方面。马涛通过对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成因的具体考察，论证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亚洲价值观”的不相关性，指出以儒家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 ，不仅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克服金融危机，重新振兴东亚经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积极因素。 2009 年，受网易亚运频道的邀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先生一起开讲，就“从华尔街危机看亚洲价值的新崛起”这一话题作了深入的阐述。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等广州主方流媒体的记者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的
20、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这次讲座提醒人们，既然可以因亚洲经济危机质疑亚洲价值观，那么为什么不可因“华尔街危机”质疑欧美的价值观呢？因地区经济的困境而否定这个地区的价值观，这个思考逻辑究竟有多少“逻辑”意义？同时也释放了一个信号：人们已经走出亚洲经济危机的心理阴影，以积极心态重新评价文化意义的亚洲价值观。 三、 “亚洲价值观”与儒家政治理念的省察 “亚洲价值观”既是经济精神，又是政治文化。关于是否可以将其10作为现代经济精神而予肯定，业已招来不少的争议，而一旦将其演绎成政治文化，更引发众多不同的声音。对此政治文化，褒扬肯定者有之、质疑否定者有之。褒扬者认为，这个价值观敢于向西方说“不” ，是对文化霸
21、权的明确挑战。再则，亚洲价值观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既适合于亚洲社会的现状，就应有其“存在”的价值。质疑者认为，从文明史观的视角观察， “亚洲价值观”中的家长制度与威权主义，保留着大量原型亚洲的封建遗存，位于文明进化途中的低端，是一种有待变革、改进的文化，不必给予过高的肯定，而当予以足够的分析与批评。 吕元礼在探析李光耀的儒家价值观一文中说：儒家文明产生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文化是前辈向后辈传递文化的后喻文化，儒家所珍视的孝顺往往演变为对于长辈的无条件顺从；当今社会处于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文化是前辈往往要向后辈学习的前喻文化，因此必须对那种无条件顺从的旧式孝顺加以改进。这种改进并非否定孝顺的核心价值，而是创新孝顺的具体形式，予其“现代”的新表达， “就是为适应前喻文化对孝顺的名称与实践作改进与创新” 。 新加坡等东南亚现代民族国家在其建立过程中，同时进行意识形态的整合。注重本土精神，突出威权传统，然而却一致以坚持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如此意识形态的整合，乃为引导人民确立国家认同，应对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冲突，维护国家的稳定。无论是新加坡的儒家伦理运动，还是在东南亚得到共鸣的“亚洲价值观” ，都具有这种性质。东亚威权政权重视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教化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辩护，由此出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亚洲价值观” 、印度尼西亚的“潘查希拉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