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doc

1、1“中国特性” 、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摘要：在整个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变迁史就是具有“中国特性” 、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它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参与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政治和理论建构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沁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肌体，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和体系建构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的重要篇章。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体系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3）09010810 作者简

2、介：陈祥勤，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 毛泽东在 1938 年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 ，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自此，“中国特性” 、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成为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抱负和宏伟的时代命题。在整个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既是它参与现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理论建构的历史，也是现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元素、传统和特征沁入马克思主义的肌体，实现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化和具体化的历史。在此期间，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和体系建构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

3、展史的重要环节，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理论生态中所特有的“中国特性” 、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表现形式。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既是它参与现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理论建构的历史， 收稿日期：20130614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哲学史” 、 “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10Azx002）和上海市社科规划“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系列课题之一：“党的十八大的历史地位、重要意义和理论贡献研究” （项目批准号：2012XAL027）的阶段性成果。 引文根据解放社 1942 年刊印的单行本。该文后来收录于晋

4、察冀日报社 1944 年编版的毛泽东选集 ；建国后， 论新阶段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 ，中央当时这样做的可能原因之一是出于对共产国际和苏共及斯大林的尊重。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也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元素、传统和特征沁入马克思主义的肌体，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和现代化实践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非就是“已经积累了的”现代中国的革命史和3社会主义史

5、的理论现实，是那种具有“中国特性” 、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 列宁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98 页。 ，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或实现形式。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依托于具体时代和具体国度，在具体的实践中实现创造性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视角看， “中国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30 年代的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中。最早提出“哲学中国化”的人是陈唯实，早在 1936 年

6、，他就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中率先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 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 ，上海新东方出版社 1936 年版，第 7 页。 。1938 年，艾思奇在自由中国的创刊号上发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一文，明确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 艾思奇：哲学的现状与任务 ，载艾思奇文集第 l 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87 页。 ；为此，他在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一文中提出了“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艾思奇：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 ，载艾思奇文集第 l 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 420 页。 。同年胡绳在唯物辩证法入门小册子的前记中也谈到了“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哲学中国4化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 ；二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胡绳：唯物辩证法入门 ，载胡绳全书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1 页。 。 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经典论述的当推毛泽东。1938 年，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的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

8、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9、发展，以及它所指导的实践事业的发展，开始具有自觉的历史、社会或民族意识，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谋求独立自主的一面旗帜，也是构建适用于中国革命环境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象征。这一时代命题的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现代中国的革命5事业，其理论和历史的意义或影响力都是极其深远的，它标志着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开始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土地上将会产生有着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特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一命题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和政治智慧所说的“经权之道” 。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当然具有“经”的性质，

10、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理想，是党必须信守和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为之长期奋斗的事业，但是，亦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权”的特征，即在具体的历史和政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在每一阶段，在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着具体的、特殊性的实现或表现形式。正是在“有经有权”的意义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在它的旗帜下所展开的历史和政治事业，才能谈得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实化和具体化，以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在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执经达权”的意义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便是在 20 世纪上半

11、叶，其最大的理论成果便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者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的中国实现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贡献是居功至伟的。他的反对本本主义 、 新民主主义论 、 矛盾论和实践论等不朽著作，不论是在思想观点上，还是在语言风格上，都充满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辩证分析的方法、实践性的态度和唯物论的立场等，构成6了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最为基本的注解和诠释，因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成熟的实践态度，从而使中国的革命道路走上正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是马

12、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环境中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其主要理论成果就是诸如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这些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标志着以改革开放为伟大实践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渐趋形成。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重新出现在党和国家的理论和政治文献之中，这表明党的理论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重新以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为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反对“左”的和右的教条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历经了三次反

13、“左” 、三次反右：三次反“左”分别是 1978 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禁锢、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除“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1997 年党的十五大冲破姓公姓私的束缚和“所有制”崇拜；三次反右所指的是 80 年代初期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回击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质疑、80 年代中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人道主义、人的异化）思潮，以及 1989 年前后反击西化和右倾的政治动乱，等等。参见周良书、陈自才论新时期党内的反倾向斗争 ， 江淮论坛2001 年第 3 期。 ，既要反对照搬西方或苏联模式的“洋教条” ，又7要反对食古不化或开历史倒车的“古教条”

14、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具体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理论创新其实在延安时期，党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关系之宣传和论证就已经赋予了这一口号以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象征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打开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门的理论钥匙，它的背后有着历史（传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现实（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未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中国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现代化）在新世纪的交锋、碰撞和汇通，它所要成就的便是中国在新的世纪所要实现的历史和理论复兴。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简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

15、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从而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和影响力的、具有“中国特性” 、 “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它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对于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明和传统的交汇沟通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现实和时代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和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者说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实现创造性的转化，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征，体现时代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

16、中国的历史和实践进程中获得永葆生命力的8根本途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只是指在思想或学术层面与诸如中国的传统或现代思想进行对话和交流，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的理论和语言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是指现代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或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的经验和实践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与活力，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其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正确制定

17、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以指导实践，用来拯救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改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和发展中国（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 ，同时，也是将中国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提炼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继而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历史或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的元素和经验的、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对话与

18、沟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土壤是现当代中国的历史，主导这一历史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9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20 世纪中国所开启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现当代中国的基本面貌，不论是中国的历史或传统文明，还是现代性的西方文明，都在这一进程中接受了社会、政治和理论的洗礼，可以说，这一历史进程已经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新的传统。任何关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明或文化对话的人都不应忽视这一新传统在当代中国所沉淀的基本的历史和理论语境，都不应回避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和修辞所产生的或隐或显的影响。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具有中国化的形式和内容，具有时代

19、性的气息，对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或文明的对话、交汇和沟通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和时代价值。 二、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实践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运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史上使之具有“中国特性” 、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次重要的理论实践。例如，20 世纪 5060 年代，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属性，从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出发，多次谈到哲学解放和哲学普及的问题。他说：“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参见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 ，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2 页。哲学的解放和哲学的普及是联系在一起的，哲学的大众

20、化就是让哲学这一“高蹈”的学问走向群众，转化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实现哲学的自我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有着它的使命和内在旨趣的，尽管这一运动一度受到诸如庸俗化、政治化和教条化的侵蚀和扭曲。 10（一）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艾思奇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象征，他的大众哲学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典范之作。 “大众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左翼作家联盟就强调文艺的无产阶级性质而提出的一种号召，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左翼进步力量主张积极发展无产阶级或人民大众的新文学。1930 年，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

21、海成立，进一步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就是大众化，因为“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文学乃至艺术在本质上，就是非为大众而存在不可的东西”沈端先：所谓大众化的问题 ，转引自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 页。 。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的大众化作了初步阐释，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08 页。在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是以“新哲学大众化”运动为发端的。新哲学的大众化是 20 世纪 30 年代艾思奇、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口号，目的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这一“高蹈”的“新哲学”变成让“普罗大众”所能掌握的思想和理论。 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中国的新哲学大众化的运动中，艾思奇、李达、张如心、陈唯实、沈志远、李平心、胡适、冯定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不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运动，他们撰写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和著述如张如心的无产阶级底哲学 、 辩证法学说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