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道藏子目引得之得失摘要： 翁独健因研究道教史萌生、编纂而成的道藏子目引得 ，为道藏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该引得体例周详，彰显其治学理念。虽有瑕疵，但首创之功不容置疑。 关键词： 翁独健；道藏子目引得；宗教；索引 中图分类号：B9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4）01-0089-07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各有一套大型丛书，儒有四库全书 ，释有大藏经 ，道有道藏 。其先后顺序是先有大藏经 ，道家仿之而编道藏 。正所谓“道之有教，因佛而兴。道之有经，因佛而成。 ”1儒家也不甘示弱，遂有编撰四库全书之举。这三套大型丛书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且卷帙浩繁，检索工具
2、的编制成为其研究的利器。 四库全书的检索工具有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我们提供便利， “佛藏”有许地山编纂的佛藏子目引得填补空白，而道藏中国现代索引的编制，首创之功要归于翁独健和他所编纂的道藏子目引得 。 一、 道藏研究工具书与 道藏子目引得之编纂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建筑、化学、医学、药学、养生学、气功学，2以及伦理道德、社会习俗、民族关系、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凝聚的形成与发展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鲁迅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2顾颉刚也曾断言：“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民族的信仰和思想，这种书（道藏）比了儒学正
3、统的十三经重要得多。 ”3道教开创之初，经书不多。随着道教的昌行，各类经籍不断造作，道书日滋，陆续编纂经目，汇集成“藏” 。 “道藏”之名始于周武帝建德三年（574 年），是道教典籍的总称，包括周秦以下道家子书及六朝以来道教经籍。 道教经籍的整理、编目工作始于魏晋。东晋葛洪所撰抱朴子内篇 遐览是道教史上第一部道经目录，著录道经 205 种、道符 56 种，凡 1200 余卷。其编制年代虽较刘歆的七略晚了许多，却与东晋道安编撰的佛教最早的经书目录综理众经目录几乎同时。南朝刘宋时，陆修静按“三洞”分类编三洞经书目录 （已佚） ，共收道经、方药、符图凡 1280 卷。后孟法师按“三洞四辅”分类法编纂
4、玉纬七部经书目。此后，陶弘景又撰经目和太上众经目 。唐宋金元历朝的目录学著作中，也著录了许多当时存世的道经。其中，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共著录道经 1320 余种，3700 多卷，是道教以外的学者所撰目录书中著录道经最详尽的。 目录之学是中华治学的门径与传统。从目录学的角度对道藏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在明万历道藏刊成后。明天启六年（1626 年） ，道士白云霁编成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之总目提要道藏目录详注四卷。该书名为详注，实只是简注。其解题极为简单，不少道书仅著录书名、卷数和著（注）者而并无注文。有的道书只有简单的注文，3或注明内容，或评介注家，或提示要旨，或点清类别。有的注文较长，但内容多为
5、书中章节目录。也有的点明阅读和研究道经的方法。因编者系道士，喜用宗教家的眼光做注，忽略了作者和时代的考证，沿袭道藏之讹误也颇多。加上是目录体裁，故只能起到道藏入门之阶的作用。有清一朝，康熙年间（1700 年左右） ，彭定求初编道藏辑要，收道书 200 多种，包括明版道藏之外晚出的道书。嘉庆年间，蒋元庭重编道藏辑要 ，增加明版道藏失收道经 79 种，附道藏辑要总目一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因原版道藏辑要已经罕见，贺龙骧与彭瀚然于四川成都二仙庵重刊道藏辑要 ，新编道藏辑要子目五卷，另刻有道藏辑要续编及女丹合编并行于世。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根在中国，但中国研究道教而成学，则是晚近之事。
6、二十世纪初， “国学”之名渐兴，道教研究列其中，被学人偶尔涉及。清末宣统庚戌年孟冬，刘师培旅居白云观，披阅全部道藏 ，对37 种道经加以钩玄提要，录成一帙，即后来发表于国粹学报第 7 卷第 15 期的读道藏记 ，成为道教之学奠基时期开篇之作。1924 年，刘鉴泉著有道教征略一书稿。该书分上中下三篇，中下二篇以史传校雠之法整理道书目录。1931 年，曲继皋与顾颉刚一同在崂山太清宫读道藏 ，撰道藏考略 ，书中介绍了阅藏经过，简述道藏内容。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许地山在大学讲授道教史，用日人著作做参考，写出了道教史 （上册） 。他曾计划把道藏 、 道藏辑要等读完并做出索引类工具书后
7、，再续写道教史 （下册） 。为此还让其弟子李镜池根据道藏 、 道藏辑要帮他做道藏子目通检 ，可惜4天不假年，此事无极而终。 道教经典卷帙浩繁，芜杂冗沉，宗派传承错综复杂，头绪难理，晦涩难解，考订不易，这些给道教研究带来诸多困难，工具书的编纂显得愈发重要。 “索引和专门的参考书目乃是学问的两盏引路的明灯。 ”4中国现代索引学的先驱洪业曾说：“图表者，目录者，引得者，予学者以游翔于载籍中之舟车也。舟车愈善，则其所游愈广，所入愈深。且减其手足之劳，而增其师友磋磨之便，博约精深可期也。 ”5书目与提要的著录虽然对文献能作整体、宏观的把握，但不能深入文献内部探赜、钩深。与此二者相比，索引是将书籍报刊中某
8、些重要的、有检索意义的信息（如篇名、主题、字词句、人名、地名、事件及其他事物名称等）逐一摘出，按一定规则著录、编排，注明出处。它能满足读者对文献内容单元的微观揭示，不仅能帮助读者快速查找文献，还能深入文献资料内部，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文献内容，便于检索散见于书刊中的特定文献。因此，从工具书编纂的内容和优劣情况，特别是索引的编纂情况，可略知和影响一个研究领域的进展。中国道教研究不仅起步晚，而且在很长的一个时期踏步不前，与西方某些国家相比，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这其中除了因为过去中国学术界存在着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惟一代表这一偏见，西方学者的文化异质和采用更接近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道教外，个中
9、原委，文献的整理，目录、索引工具书的编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日本的道教研究始于明治时期，20 世纪初更因昭和道藏的编修而炙手可热。法国道教研究之盛则归功于 1911 年法国汉学家魏哲（LonWieger，18561933，又译戴遂良）所著5Taoisme （法文本）第一册的出版。其中的道藏引得以“编号解题目录”为主，分类表、经名引得、撰人引得等为附，成为当时查阅道藏最方便的工具书。当然，魏氏道藏引得也并不完善： 第一，魏氏引得的出版（1911）在道藏影印（19241926）之先，于影印本的道藏已不大适用。第二，魏氏的“经名引得”只以道经的西方对音名称依字母顺序排列而成，于经名的简称和异称一
10、概不及；“撰人引得”復时有漏略，这于引得的功用已经失去了许多。第三，魏氏的“编号解题目录”中遗漏了好几种道藏中所有的道经，如洞真部本文类的元始天尊说甘露昇天神妙经魏氏之所以遗漏的最大原因是他未曾勘对原书，只是以道藏目录详注为依据，所以详注失录的他也失录。第四，魏氏因为未曾勘对原书，还闹了不少错误。魏氏书有了这些缺点，所以虽然比详注进步了，还不能算是一部完备的工具书。 ”6 大约在 1932 年前后，翁独健因研究道教史要搜集资料，经常检用道藏 。但道藏份量大，又没有合适的工具书，每次翻查都颇感困难。偶然中，翁独健和导师洪业谈及此事，并提议：“引得编纂处既然编了佛藏子目引得 ，最好也编一个道藏子目
11、引得之类的书。 ”7洪业深表赞同，破格吸收他加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担任道藏子目引得的编纂工作。翁独健遂以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明版正、续道藏为底本，加以元人的道藏阙经目录和清光绪年间成都二仙庵重刊本道藏辑要 ，于 1935 年编成道藏子目引得 ，由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这部引得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 64 种引6得中，在编纂周期上仅次于佛藏子目引得的一种，也是中国人编的第一部道藏索引，中国的道藏研究也因此翻开新的一页。 二、 道藏子目引得编纂之得失 翁独健一生致力于元史、蒙古史和北方民族的研究，曾受业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1938 年，他用英文写就的近 10 万字博士论文爱薛
12、传研究 ，考订确切，创获甚多，至今还深受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国学术界推重，列为元史研究者必读论著之一。论著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 、 斡脱杂考 、 元典章译语集释 、 蒙元时代法典编纂等，运用多种语言文字与融会互证中西资料，广征博引，窥本溯源，比勘对证，见解精深，开辟了元史、蒙古史研究的新途径。其标点，校勘的元史 ，订正讹误千余处，是现有各种版本中的“善本” 。翁独健的治学理念与研究方法在道藏子目引得的编纂中也多有体现。该引得编制精审，资料独详。出版近八十年来，不少道教学者据此编录资料、钩玄猎秘、考校文献，也是西方汉学家常用的道藏检索工具书。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曾为道藏研究推荐过三部书，其中
13、一部就是翁独健的道藏子目引得 。81987 年，陈国符在致函中华书局编辑部“关于编辑道藏典籍选刊之意见”中也提到：“请出版道藏史传丛刊 ，此中最重要者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五十三卷， 续编五卷， 後集六卷，此为历代道士传记之总汇，可据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之道藏子目引得中之史传引得引书表删去重复，补入缺漏。 ”9关于这部索引，过去一个时期里对其引用的多，评析的少。零星的探讨也多散见道藏检索工具书所收道书的词条中。 道藏子目引得编纂体例周详，7为道藏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然，因受时代、文献条件的限制，其缺陷也在所难免。 （一） 道藏子目引得之得 1 编纂体例周详。 道藏子目引得是以涵芬楼影印道藏为主要检
14、索对象，综合了元道藏阙经目录和清光绪年间成都二仙庵重刊本道藏辑要等道藏书目的经名、撰人、仙道姓名编制而成。整部引得分四大部分，即四种类型的索引：分类引得 、 经名引得 、 撰人引得和史传引得 。相比早出的魏哲道藏引得和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其它引得，在编纂体例上有以下特点： 一是对魏哲道藏引得的编纂体例有所创新。魏哲道藏引得以编号解题目录为主， 分类表 、 经名引得 、 撰人引得等为附。其书虽有道藏子目引得序中所列之不足，但对后者的编纂，其借鉴作用不可否定。 道藏子目引得在编纂体例设经名引得 、 撰人引得应是借鉴于其，新设分类引得也似受其分类表启发。 二是比佛藏子目引得在编纂体例上更为齐备
15、。许地山编纂的佛藏子目引得早出道藏子目引得两年，分撰译者引得 、 梵音引得和经品名引得三种检索类型。 道藏子目引得除增设分类引得外，还为道藏中有传记的仙道立条目设史传引得 ，以姓名、字号、道号、封号为参见条目，为道藏中仙道的寻检提供了极大便利。 三是在检字工具上，除了采用“中国字庋撷”法外，为便利使用者，8增设“笔划检字”和“拼音检字”二途。同时提供三种检字法备查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引得中并不多见。 四是凡例考虑周到。 道藏原以千字文编号，涵芬楼影印本道藏复加印册教。 道藏子目引得在标目时，除缺经外每条并标千字文字号与影印本册数。 道藏辑要的标引也仿之，方便了使用者对照检寻。 此外还在
16、卷首附有道教宗源 、 道藏目录凡例 、 分类引得号数表 、 魏哲氏道藏分类表 、 魏哲道藏目录号数推算表 、 史传引得引书表等作为补充，以助本引得使用者可从多种途径检索道藏的经典及其它内容，可谓安排周密。 2 彰显其治学理念与方法。 翁独健治学严谨，善于把中国考据学的朴实传统同近代科学方法相结合，其治学方法与素养在编纂道藏子目引得中多有体现： 一是窥本溯源，比勘对证，不轻易附会。吕洞宾是五代、北宋初一位方士，南宋初吕洞宾的异迹就开始广为传颂。明清时民众奉他为救星，乩坛尊他为主神。与此造神史相关连，吕洞宾被塑造为道教经典大师。之后托名吕洞宾的道经大量出现。 道藏辑要新增道经中，就收录了 29种与
17、吕洞宾直接有关的作品。据朱越利考证，这 29 种作品分三次增入。10嘉庆年间蒋予蒲编道藏辑要时，增添道经，其中吕祖十六品经后附吕祖本传 ，署“本刘体恕说” 。此即万历续道藏所收吕祖志卷一中的吕祖本传 。 道藏子目引得编录道藏辑要新增道经目录时，窥本溯源，没有列吕祖本传 ，这无疑是正确的。 二是用新方法解读旧材料，扩大了史料的应用范围。1934 年夏天，顾颉9刚在完成与杨向奎合著的三皇考后，嘱当时正从事道藏子目引得编纂工作的翁独健提供道藏中有关三皇的文献，以期为三皇考中与道教有关的几章补充材料，并邀翁独健、钱宝琮等提出批评意见。翁独健高度评价了顾颉刚三皇考的贡献，认为这是第一次提出三皇、太一的关
18、系问题，同时敏锐地发现三一与道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用语言文字研究考察历史的方法，解释三皇、三一、太一的演进及其与道教的密切联系。这是当时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者所未涉足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3 后出几种道藏索引各有增益，但首创之功不容置疑。 道藏子目引得的编纂为道藏的检索提供了一个比较适用的工具书。但正统道藏所收经籍多依托三清尊神所说或历代仙真所撰，作者、年代不明，书名既长，且多异名（尤其是六朝道经） ，要深入文献，需要检索类型更综合，方法更细密的索引工具。加上道藏子目引得以“中国字庋撷”法编排，使用者不多，检索不便的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其后，学者们继续做出努力和改进。 1975 年，法国著名汉
19、学家施博尔（Sehipper）编成道藏通检 。这是一部综合索引，包括了作者、流派、年代和经符异名等因素。方法也更加细密，只要知道经名中任何一个字，就能迅速查到经名的全称，以及这部道经在经箧本中的字号和涵芬楼影印本中的页册数。优点在于：（1）帮助读者辨认书名，将每种道经的名称都予以简化，仅留其关键词。这样既有助于读者推断其原书名，又便于查找相关的书目。改进了道藏子目引得以经名全称第一字排列的不便；（2）帮助读者区分同10书异名，将每种道经都按科仪、书表等分类编排，使读者能一目了然。 1989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陈耀庭在翁独健的道藏子目引得基础上，吸收白云霁的道藏目录详注 、施博尔的道藏通检 、任
20、继愈的道藏提要以及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 1988 年联合影印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 （世称“三家本” ） 等五种版本进行改编，编纂了道藏索引 。该索引完全按“逐字索引法”编制，每种经书名称可以通过每个字来检索，检索项按笔画顺序排列，使得检索不便的问题得以改善。例如：玄女经可分别从“玄” 、 “女” 、 “经”三字检索， 易筮通变可分别从“易” 、 “筮” 、 “通” 、 “变” 四字检索。虽然后出的道藏通检 、 道藏索引在检索上更加便利、科学，但都是在翁独健道藏子目引得编纂出版半个世纪乃至更久之后面世的，是在道藏子目引得的基础上，对其已含优点的放大、扩充而进行的改良，故道藏子目引得的首创之功不容置疑。 （二） 道藏子目引得之失 道藏子目引得所用底本为明版道藏 ，该版虽刻于明，实源于宋，其缺陷有二：一是搜访道书不够周遍。当时仅据所存元初宋德方刊行玄都宝藏残藏，再增录元明二代道书成藏，而福建龙溪玄妙观尚存有政和道藏 （道藏木刻本之始，凡 564 函，5481 卷） ，未据此以增补之。否则， 道藏阙经目录所著录道书，皆可收入正统道藏 。二是选择不精。将伪托“吕祖” 、 “文昌”降笔等扶鸾之书，亦均刊入，使内容芜杂。11受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上编纂时勘校、考证上的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