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巨流河：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摘 要：巨流河表现了大时代下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怀。齐世英、齐邦媛两代人秉持了传统士人精神的风骨，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民主、自由、独立、法制的普世价值奋斗不息，达到了传统精神与时代思潮的完美融合。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这一角度分析巨流河中两代“士”人的文化情怀与精神传统或许对当下的中国社会会有所启示。 关键词：巨流河 ；齐邦媛；知识分子；道统 中图分类号：I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67-04 巨流河 ，是台湾著名文学教育家和文学翻译家齐邦媛先生，以 85岁高龄写的一部深沉至性的文学自传。作者以缜密通透、波澜不惊的笔调叙
2、写了齐世英、齐邦媛两代知识分子对独立、自由文化的守护与传承，以及这种文化的力量对当年支离破碎中国的强大支撑。齐世英、齐邦媛两代人的政治文化生涯是对传统士人精神的承载，同时也因新思潮的融入而为士人世代坚守的“道统”注入了新的活力，达到了传统与时代的完美融合。张俊华1、刘奎2论及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但未见详述，作者在望东方周刊3、 新京报的访谈4中对此有着感性的表露，但不够系统。本文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这一角度出发，试图分析巨流河中两代“士”人的文化情怀与精神传统，希望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有所启示。 2一、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都存在着道统与政统的对立与互动。政统以君王为
3、代表，表明皇帝具有世俗权力的合法性，而道统则以读书人为承载，担当道德标准和精神价值。道统是士人的生命所在，是其内在独立性的基石。历朝历代的士人蔑视权贵、超越贫贱，视死如归的风骨与气魄，归源于其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以及对“道统”的虔诚。 中国士人的黄金时期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那时候诸子百家是自由和独立的。孔子、孟子、墨子等周游各国，游说君王，即使饥寒困厄也在所不辞。他们有着独立的思想价值体系，所以才能不为世俗、时代和权势所动。可自战国后期以来，士人开始从自我的理想国融入现实政治的洪流，日益有了依附性。士人们在政统与道统的矛盾对立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传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 “位卑未敢忘忧国” ；
4、他们重名节，讲骨气，不屈于富贵、贫贱或威武；但同时也依附于皇权，将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资中筠称之为“颂圣文化”5。而到了内忧外患的近代，士人的心灵受到空前冲击，着手开始新的探索，致力于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是传统的士人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了新的内涵与发展。“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传统与“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时代思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 巨流河所讲述的，正是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与文化情怀。在巨流河中，从波涛滚滚的巨流河到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齐世英、齐邦媛两代人历经了抗战、内战、台湾复员的时代风云，尝尽了家国丧乱的苦痛。传统士人精神的家国情怀与不屈风骨在3这些士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5、， “自由、民主”的时代浪潮也给士人们的历史担当披上了理性的外衣。齐世英与同辈一生为民主政治和自由教育奔走呼号，他们在抗战如此艰苦的困局中仍能为无数的学子提供了一个个“弦歌不辍”的庇护所，培育出大批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时代精英。而在炮火中成长起来的齐邦媛们，对父辈的报国理想与精神气度感同身受。历史的硝烟已随风而去，在和平年代他们仍能以强烈的责任感与高度的热忱继续父辈民主自由的夙愿以超越国界和政治的态度维护学术尊严与教育独立，推动文明间的友好对话。士人的“道统”在大时代的星火传承中熠熠生辉。 二、齐世英的书生报国 在巨流河中，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美学大家朱光潜、国学大师钱穆等这些在思想和学识上贯
6、通中西的知识分子，怀抱着“为万世开太平”的济世理想，推进着中国初具规模的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为中国的现代化积蓄力量。他们继承了传统士人忧国忧民的担当和傲然不屈的风骨，同时也逐渐脱离了对政治的依附，开始在独立的思考中追求普世价值和探讨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 家国情怀是每个有血性的国人割舍不掉的情结。齐世英还在念小学时，就曾发出这样掷地有声的一问：“为什么俄国人和日本人在我的家乡打仗？”6少年时的军营生活让他初步意识到中国的贫弱不在于军事，国人知识的闭塞和对自我命运的无知才是罪魁祸首。为了探索救国之道，年幼的齐世英走上了飘零四海的求学路。在留日期间，这位壮志踌躇的十八岁少年就已感触到一
7、个国家的现代化依赖于国民的普遍教养和对知4识的自由追求，所以日本那么小却能成为亚洲强国。后来历史哲学派由政治经济的思想史分析人生现象的传统，和对理性思考的阐述，更是成为了他一生的启发， “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地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6。 此时， “致君尧舜上”的传统道统有了新的内涵对自由、独立、民主、法制的理性追求。有了信念便有了坚守的内在动力，回国后的齐世英策动和参与了奉军首领郭松龄的兵变，企图改变东北军阀割据的乱局，与民休息，发展教育，即使兵败流亡也在所不惜。南逃后，他仔细分析了政局林立的党派，对自己的政治生涯做出了审慎的选择加入国民党
8、，但并不投奔任何人。从政后的齐世英一生都保持着理性的眼光和独立的思想，不为时局和权势所左右。在退守台湾后，他不满于国民党的专制与贪腐，曾在立法院公开发言反对为增加军费而电力加价，并因此被开除党籍；之后甚至还冒着牢狱之灾，参与民主政治活动，与雷震、李万居等人筹组新党，鞠躬尽瘁于撒播自由、民主、法制的种子。即使当局的打压让这位为中国现代化奋斗一生的政治家永无翻身之日，但齐世英一生依然无怨无悔。这位政界的风云人物秉持理想，坚守原则，一生牺牲奉献，如矗立海岸的奇崖，无论风吹浪击，依然屹立不移7。 除了政治，齐世英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于文化教育。冲破政治束缚，以最理性的方式办教育，弘扬普世价值，是他一生的教
9、育理念。在担任同泽中学校长时，齐世英“参酌英、德、日本学校制定规章，并延请各地优良师资” ， “在伪满洲国期间，保证学校不受政局影响” ， “同时也筹办一所以培养青年学生新思想，以研究学问为目的，不以培养官员为目5的的大学”6，这样的宏愿充满了国际气象。但时局所困，自由理性教育的推进举步维艰。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齐世英深知只有国家才能保障这样救亡图存学校的存续，于是他开始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动用一切可供调度的资源，艰难地维系着文化的火种。他所创办的国立中山中学，由北平迁到南京，经过汉口、湘乡、桂林、怀远，最后安定于四川，期间的波折与磨难可想而知。在转移途中，齐世英奔波于各个地方政府与驻
10、军之间为师生安排粮食和宿地；他曾向军长吴仁克要了一百支步枪以保障师生安全；甚至还为学校争取到了教育部的保留车厢。这近千名的学子在齐世英及其同仁的养护下辗转流离，跋涉万里，依然得以在破败的校门上续写“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壮语。 对国民的启蒙，文化教育是潜移默化的长久之策，而新闻出版则是开启民智的速效良方。齐世英在中山中学稳定下来之后，又转战新闻出版行业，与一批知识分子创办时与潮杂志，以开阔、理性、宏大的视野评判时局，冲击视听。当时为了保证半月刊的新知要求和时效性， 时与潮每期的国际新闻都是由伦敦和华盛顿的特派员快运，经印度由“驼峰航线”最终到达重庆。其“选材之精准，译笔之流畅，立论之高” ，前
11、所未有，鲜有匹敌，成为当时人们“水深火热战线外”看世界的“一扇窗户”6。除了政论刊， 时与潮后来还增加了时与潮副刊介绍生活、医药、社会等各方新知，及文艺双月刊 。以此为基础设立的“时与潮书店”更是成为无数学子的启蒙学校。齐邦媛曾在书中这样深情地感念道：“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 时与潮带给我的影响极为深远：既奠定我一生对知识的基础，也大开眼界，学习从宏观角度看事情”6。 6齐世英只是当年无数救亡图存士人的一个缩影，当时身处教育前线的知识分子大半是从海外学成归来，他们对社会时局有着独特的洞见，对普世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在探讨学问中培育学生宽容、理性、怀疑的求知态度和批判精神。作者在书中动情地回
12、忆起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的恩师们，他们于硝烟炮火的一隅维护着独立自由的办学风格，倾尽所学培养学生的家国意识和人文素养。朱光潜先生把英诗的意境与中国古诗的情节勾连起来，让学生去体会那超越语言和国界的普世情怀；他将最浓烈的情感投入到忘我的低吟中在讲解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时，竟然语带哽咽，流下了“至情的眼泪” 。这样提高人文素养的美感教育和激励良知良能的情意教育直抵心灵深处，给当时的学生带来了多少震撼。齐邦媛曾说在朱老师课上感悟到的诗意是她“六十年来疗伤止痛的最好良药之一” 。除了吴宓先生引领她学习比较文学，田德望教授单独引领她研读但丁的神曲外，给人影响深刻的还有南开中学的物理老师魏荣爵。那时有个
13、特立独行的学生只是在试卷上写了一首词述志便交上白卷，不料魏老师不仅没有大发雷霆，反而还赠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这样“有教无类”的大胸怀、大气度实在让人崇敬，当下的老师若能有如此远见卓识、雍容大度，何愁培育不出济世英才。 这些生在旧时代、又接受西学洗礼的新士人，以理性的眼光针砭时政，坚守内心的“道统” ，推进教育和文化的自由与独立，因为他们的努力，许多颠沛流离的学子，在那样的年代，依然得以接受完整的教育，得以培养出健全独立的人格。他们是用教育启蒙国民，推进中国走向现7代化的先驱者，所以繁体版巨流河的腰封上才有了这样一句话， “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
14、子。 ” 然而，在时代的洪流中，还有一批士人卷入了政治的漩涡，陷入狂热，而他们的狂热也影响了社会的走向，闻一多就是其中之一。作者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道：“闻一多那时骂国民政府骂得实在太厉害了，他说这个腐败的、坏政府绝对要打倒，不能再让他存在下去，但他很不冷静，他看不到更远的未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建设” ， “那时他每一次公开演讲，学生简直疯狂” ，在他的鼓动下，很多学生放弃了学业，走向了革命抗争的道路，而他的死更是成了全国学潮的策动力量。在闻一多等人的影响下，当年的同窗“前进分子”傅绮珍、赵晓兰，还有具有研究学问才气的杨静远等都放弃了深造，成为“左倾”运动的忠实信徒，日后又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15、，费了一生的才华。齐邦媛对此曾悲哀地感叹道：“知识分子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对于任何主义，宁可在心中有距离的了解，慢慢地做选择” ， “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图。政治是一种专业，并非人人适宜从政。在卷入政治之前，必须先有政治认识，也必须有自知之明，最好还有些具体的理想”8。 三、齐邦媛的文化理想 父辈的自由、独立、理性与大爱、悲悯的情怀让正在成长的齐邦媛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战乱时的她还是一个学生，虽然对时局义愤填膺，但她仍能冷静思考，由此选择了与当时同龄人完全迥异的道路在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追逐缪朗山教授狂热的政治文学时，她却选读了少有人问津的神曲 ；在学潮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也依然
16、能够安静地坐守书斋，8并对渗透进校园的左翼势力保持距离。因为当时的齐邦媛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救国有许多道路，并非只有政治一途，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究竟是在于启蒙，而不是被革命的浪潮所裹挟。后来在时局相对稳定的台湾，她与同仁一起延续着父辈教育报国和启蒙国民的理想，教书育人，宣扬普世价值，推动中西文明的对话，把自己几乎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重建、交流与发扬光大上。 在书中，齐邦媛讲述了她从台中一中到中兴大学、静宜学院及台大的教学历程，从她的个人际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探到那时的台湾教育界欣欣向荣的繁荣气象。当年南开的爱国精神、中山中学及武汉大学不屈不挠的风骨在这批由战火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
17、中生根发芽，他们怀抱着强烈的使命感，以高度的热忱投入到台湾教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中。这些教育者教学水平极高，境界也十分开阔，在中兴大学与齐邦媛共事的国文老师陈癸淼先生曾出过“给你一串串的阳光”这样的作文题，而“中国通史”老师曾祥铎先生对当代史开放批评的角度更是启人深思。学生们所用的教材和资料也大都是由老师选取国际学术界的近期成果时时更新，学校、教师之间是文人互助的良性竞争。齐邦媛在中兴大学外文系教书期间推动和奠基了中大外文系的成立，并成功地筹划召开了“第一届英美文学教育研讨会” 。这样相对自由宽松的教育氛围下培育出来的学生心灵宽广、眼界开阔，大部分都成为了日后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如外交界的罗志远、
18、政论家赵守博、中研院院士廖一久等，为推动台湾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少贡献。 除了教学事业，齐先生还花费大量的篇幅追忆了她与同辈为坚守学9术理念和学术尊严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政治氛围还十分幽暗，自由的学术推介与交流面临着许多挑战。齐先生在“国立编译馆”担任编审主任期间，政治意识形态的指责无处不在， “武圣岳飞事件” 、国文教科书改革和中国文化史的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尤其是国文教科书改革更是被推向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当时的教科书编审组背负着“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任何脱离政治主流的冒险举动都有可能给当事者带来灭顶之灾。可是齐邦媛深刻地意识到，教科书关乎民族的未来，绝不可以政治教
19、育取代人文教育对学生心灵的陶冶和启发。为恢复国文课本应有的尊严，齐邦媛和同事们一齐顶住一切压力，在陈立夫、黄季陆、王世杰等政界高层和民间支持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的鼓舞下，绕过无数险恶的礁石，终于让新版的国文教科书顺利抵岸。和旧版相比，它删减了大量含有政治历史节庆、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新增了许多古典现代小说、散文、诗歌，此外，更有培养国中生的人类文化史观与尖端科技的世界观的翻译文章。这套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并影响到了一代代的少年，成为他们人生中最温暖的怀念。 在海岛，齐邦媛承续了士人家国使命和傲然风骨的遗风，担负起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在与政治强权的顽强抗争中成功地完成了国小、国中、高中教科书
20、的革新，并推动了“国家文学馆”的独立。在国际，他们更是以持之以恒的精神与超越地理局限的文化自信推动着文明间的对话。 18 世纪以后的中国文学虽异军突起，但大都是以主题单一的大陆样板作品在国际上发声。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台湾文学却还不为世人知晓。齐邦媛由此萌发了推介台湾文学走向国际的愿10望，她与余光中、吴奚真、何欣、李达三等人费尽数年心血编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 ，向世界文坛展示了台湾民众真实的精神风貌。A.R.Crouch 在 China Notes 发表的书评中这样赞誉道：“选集中很少有表达政治意识之作，与当前中国大陆文学中的单调宣传形成显著对比，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解脱”6。台
21、湾文学在这批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顺利登上了国际学术舞台，它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世界汉学家的认可。然而，由于强势文化和政治让台湾文学面临着小语言、小文学的困境，齐邦媛又同林海音、林文月、殷张兰熙等人于译介台湾文学的桥梁“中华民国笔会” ，为它的长续发展和定位积蓄能量。在台湾文学内部，洪范、纯文学、大地、九歌等由作家创办经营的出版社，也能够在通俗文艺泛滥的时代，脱离主流文学的束缚和导向，保留高格调文学的一片净土。他们的努力见证了一个“文人相重”的良性发展时代。 文学之间，没有政治的标签，它的本质也不会因名字而改变。齐邦媛等人致力于文明间的坦诚对话，将台湾文学推向国际文坛，同时也有大量译介西方代表性作品，让国人看到不同文化间的真貌与深度。最难能可贵的是，在与大陆作家的学术交往中，虽然二者路途各异，但都能以公允审慎的学术眼光相互欣赏。在台湾举办的“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和大陆主持的“人与大自然”研讨会上，双方都有真挚、诚恳的文学心灵交流与互动，实在令人感动。 四、结论 这部内敛、朴素而沉静的作品，从个体的经验出发，重现了两代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文化理想和圣洁的人性光辉。两代人“士” ，传承着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