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语中的文章与文学一 摘要：通过对论语中“文章”与“文学”二词的分析，本文尝试表明：至少在论语营造的语境中， “文章”乃指称先王的政治制度，这套政治制度最终来自于先王对“性与天道”的认识。 “文学”为“文章之学” ，由孔子首次提出。之所以要提出“文学” ，与春秋时期官学破败有极大关系，孔子搜集先王典章编撰“六经”并以此教徒，正是为了保存和赓续先王之道。可以说， “文学”与“文教” ，正是孔子作为素王经世的方式。 关键词：文章；政制；文学；文教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 “文章”一词首见于论语 ，全书共出现过两次，其一见于泰伯：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2、。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这一章，孔子称颂“尧之为君” ，尧是孔子心目当中的理想君王，因此，通过这一章，兴许我们可以了解孔子为何要祖述尧的治法。 “巍巍” ，高大之称，这里同时形容天与尧的高大，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 “唯”字尤需注意，在整个宇宙中，唯天最大，无所不包，天笼罩着整个人世，甚至可以说，地上的人间事务是天的一部分，人间的运行法则出自于天，人道出自天道。 “唯尧则之” ，唯有尧在治理人间事务之时，取法于天，2换句话说，正是尧发现了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联，人间的治道当取法天道，在孔子心目当中，这是尧之为君真正称得上“大哉”的地方。 周易系辞上所言：“天生神物，圣人则之；
3、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应该是这一思想的延伸，不过这一思想的系统表述，更早是源于老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 在老子的思想中，道可当宇宙的先天理则，独立不改，周行不殆，是天地的本源，因其不可名状，所以字之曰道，因其元所不包，强名之谓大，也就是说， “大”是对道的称呼。天、地为道所生，人又为天地所生，因此，在古人心中，天、地、人构成了
4、宇宙的基本结构。中国古代思想对人的把握，来自于对天地的把握以及对人在天地中的位置的把握。读老子的这一章，还需要注意一个细节，老子所谓的“域中有四大” ，分别是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王”为四大之一，但在随后的一句中， “王”变成了“人” ，为什么老子不接着说“王”或不在前面将“人”而非“王”看作四大之一？这一转换是为了表明什么？“王”与“人”的区分在哪里？“大”是对道的称呼，天地为道所生，人又为天地所生，因此，在人与道之间，尚有天高地厚的间隔，仅有极少数人可以参透天地，能看透天地人背后道之运行的人，就有做王的资格。 说文解“王”字时引： 3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
5、，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 ”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 董仲舒的解释，其实是对孔子说法的发挥，王者，就是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人。王者是人间政治的掌控者，要掌控人间政治，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类，王者需要对三才之道有深刻的见识和整全的视野。虽然人与天、地构成了宇宙的基本结构，但只有王者可以与天、地、道并称为“大” ，因为“大”是道的别名。老子在论述“域中四大”的语境中，单独强调“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突出王者之道在“四大”中的位置，最终意图是为了在道、天、地、人这“域中四大”中，搞清楚人道的位置，搞清楚王道政制正当性的基础所在。老子宇宙论式的论述看似玄之又玄，最终目的
6、却在于重返人间治道，这就是老子作为史官“究天人之际”的真正涵义，也是老子所云“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根本意图。老子宇宙论式的形而上学论述背后，是对王道政制正当性的探索。古代的宇宙论多是一种目的论式的宇宙论，这种宇宙论假设万物背后都有一定的规律与目的，人与人世同样是天道运行的一部分，因此，其正当性源于更大的宇宙论或天道说之中。基于这一认识，人对人世政制的设计就不应该从自己的理智出发，而应效法天地之道，“释道而任智者必危，弃数而用才者必困” （淮南子诠言训 ） ，这就是老子要人君“绝圣弃智”的真正原因。人间政制的安排不能全凭人自身自以为是的智慧， “君好智则倍时而任己，弃数而用虑，天下之物博而
7、智浅，以浅澹博，未有能者也。独任其智，失必多矣” （淮南子诠言训 ） 。春秋时期，面对人君日益张狂肆心的时局，老子反思政制正当性4所给出的答案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用孔子的话概括说，就相当于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理想的圣王统治，必然是“则天”的统治，惟其如此，才能最终保有对人间最佳政制的辩护理据。尚书自尧典开篇， 论语以尧曰结尾，皆以尧为准绳，关键就在于尧“则天”的治道打通了天道与人道，这很可能接近于孔子心目当中的最佳政制模式，孔子“祖述尧舜” ，看中的可能并不是通常所谓的尧舜为禅让之始这件事，而是看重他们对人间政制正当性的洞察，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不过，像尧这样极少
8、数能效法天道、 “格于上下”（尚书尧典 ）的王者，普通民众自然无法认识，对于尧的天德，“百姓日用而不知” 。 只有在理解尧的“则天”政制的深意后，才能恰当理解“文章”的涵义。尧统治的成功，正在于其焕乎之文章。包咸注云：“焕，明也；其立文垂制又着明” ，朱熹注云：“文章，礼乐法度也” ，郑玄注礼记大传云：“文章，礼法也” ，可见，文章实为礼乐典制，焕乎之文章，说的正是尧统治时的政治制度。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如果尧之为君取法于天，那么用以实行统治的焕乎文章显然就应该是取法天道的“法则” ，礼乐典制实际上就应该是“道之文” 。 礼乐典制后来慢慢成文，具有了言语文字层面上的“文章”义。
9、论语中， “文章”一词还见于公冶长：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 ，应该是指言语文字意义上的文章。不过，5夫子之“文章” ，尚不能与后世的文章相提并论，因为夫子文章同样具有“制度”的涵义“圣人吐辞为经，故凡所言，都为制作。 ”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述而 ） ，但是所述之六艺文章，皆先王政典，同样是“制度”含义。另外，此章还应该注意的是，子贡虽然表面说文章可闻，而性与天道不得闻，其实无疑在提醒读者，应重视“文章”与“性与天道”之间的关系，夫子虽未明言性道，但对性道的认识却深藏于文章之中，好学深思者可通过
10、文章，得闻性与天道。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作为政教典制的文章，实际上是则天的“道之文” ，如果说这大致代表着文章与天道的关系，那么，文章与性的关系，又从何说起？这里，我们先来做一些初步的探索， 周易说卦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在周易中， “章”为“既济”之象， “六位而成章”就是成既济。圣人作周易是顺性命之理，何为性命之理？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人之性，由阴阳之气交合而成。套用“易一名而含三义”的说法，阴阳之气交合而成
11、的“性”也有三种含义：其一为“性简” ，性由阴阳二气交合而成；其二为“性变”，是说构成性的阴阳二气关系在后天的调整，好比爻位的“之正” ，用宋儒的说法就是“变化气质” ；其三为“性恒” ，无论性在后天如何变化，构成性本身的阴阳二气不变，阴阳之间的阳尊阴卑的关系也不变。在这6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继续谈论“性命之理”与文章的关系。 周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日文” ，物者，阴阳也，所谓“物相杂” ，就是阴阳相交， 说文解“文”字时说， “错画也，象交文”，本身就有“物相杂”之象。具体到人性本身而言，人性天生虽是阴阳杂成，但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调整人性先天带来的阴阳关系，从而“之正”以达到人性的理想状
12、态，摆正人性中阴阳关系，这种正确的阴阳格局就是既济之“章” 。人天生的性情本身就“含章可贞” ， “文章”的意义就在于用对人性情的正确认识（阴阳关系的最佳格局）先王所积累下来的政教典章，来引导人“之正”走向既济，其实，这个走向既济的过程就是修身的过程。换句话说，文章对性情的规定，其实就是德性，德性就是性之“得” ， “干道变化，各正性命” ，正性命就是得其所，德性，就是先天性情在后天的调整变化中得其所。所以，用来引导人修身养性的文章，本来就应当对人性本身怀有极其精当的认识，不然，不仅不能担当引导性情的重任，反倒会败坏人性， 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文不当，就是对人性
13、阴阳关系认识不当，从而制作的文章没有导人“之正”的能力，反倒可能导人走向既济的反面未济，使得人性完全错乱。由此，我们算是初步瞥见了文章与性的关系，比较上面探讨过“文章即国家政教典章”的这层含义，可以说，“文章”本身其实已经包含了修、齐、治、平的各个层面，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曹丕， 典论论文 ） ，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刘勰著文心雕龙 ，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 ， “文章”的德有多大，在于我们对“文章”的认识有多深。 7二 “学” ，在说文中写作“季” ， “季，放也” ， “放”与“仿”字古通用，因此， “学”可以训为“效仿” 。季，上为“爻” ，下为“子” ，意为
14、“子”在学“爻” 。 周易系辞下云：“道有变动，故曰爻” ，如果爻代表道的变动，那么， “学”的活动，很可能与“明道”有关。 “学”字，在论语中凡六十五见，共计四十三章，大体归纳起来，不外乎“学文” 、 “学道” 、 “学诗 ”、 “学礼”四个方面，所学内容均在政治伦理的范围之内。 子路篇记“樊迟请学稼” ，受到孔子的批评，即是反证，学稼与明道近乎无关。学诗与学礼可以归入“学文”的范畴，如果“文”是“道之文” ，那么学文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学道，至少在论语中， “学”的确指向于“明道” 。 与“文章”一样， “文学”一词同样首见于论语 ，孔门四科，第四科即为“文学”：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
15、、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先进 ） 皇侃引范宁言：“文学，谓先王典文” ，先王典文即前文论述过的“文章” ，因此，文学实际上就是文章之学，文学要效法的是先王的政教典章。由于文章兼具修身与治国之义，作为“文章之学”的文学，同样承继了这两层含义。爻为阴阳之动，文章是阴阳之动的规矩，因此，从个人性情的修炼上讲，文章之学的意义就是引导与调理人自身阴阳之气的变化，也就是说，文学是对学子性情的调教， 说苑建本云：“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其才者也” ， 白虎通辟雍也有相同的说法：8“学以治性。 ” 孔门文学科一共举了两位善于学文的弟子：子游和子夏。子游善学礼乐，为武城
16、宰时，以礼乐教民：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宰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阳货 ） 子游之所以以礼乐为政，是因为孔子曾经教导“君子学道则爱人” 。在论语中， “道”字凡八十八见，除开“道路” 、 “言说”与“治理”之义外，皆就“礼乐”而言。此章的“弦歌之声” ，正是“学道”的典型。另一位文学科代表是子夏，子夏善学古典遗文，在论语中多言“学”论诗 ，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死后，子夏教学西河，成了魏国的帝王师。从子游与子夏两位文学科代表的生平来看，文学一科并非单单指读书诵
17、诗、学礼习乐，文学一科同样旨在文教。 “学”与“教”为同根字，意思相通， 尚书兑命言“敩学半” ，敩，就是教， 尚书盘庚上云：“盘庚敩于民” ，敩于民，即教于民。文学之学，先学而后教，文学一词其实本已含有“文教”之义。文学一科的总旨，在于通过文章之学最终担负起文教事业，观子游为武城宰、子夏教于西河，便可以看出这一点。文教的意图，在于教人通过“文学”认识并砥砺自身性情，使得人本来的“性”成为“德性” ，由于人本来的性情有着过与不及等各种情况， “文学”的目的就在于引导性地“长善救失” 。因为文学是“文章之学” ，因此文学背后的深意，更是要将先王的政教典章，无声无息地融入到学子的性情之中，从这个意
18、义上讲，作为9“文教”的文学，当然有安邦定国的意义。可以说，文学的“学”是教养自身，文学的“教”是教养社会。 孔子四科为“德行” 、 “言语” 、 “政事” 、 “文学” ，其顺序颇值得注意：德行是后三者的基础，列在最先；言语必须以德行为基础，可比较“巧言令色鲜矣仁” （学而 ） ；“政事”必须以德行和言语为基础，因为“不学诗，无以言” （季氏 ） ，且“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路 ） ；“文学” ，必须以德行、言语、政事为基础，文学乃是前三者的集成，以德行为根基，以言语为用，并深切理解政事，方可言文学。 “德行” 、 “言语” 、 “政事”这三种门
19、类的教养其实古已有之，惟“文学”一门创立于孔子，孔子为何要创立“文学”？为何要修撰六艺文章并致力于推行文教？要想通这些问题，须明白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 自平王东迁，治道亏缺，列国祸乱，四夷交侵，王章既失，陵夷而不返，西周之斯文，至东周扫地。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 。春秋之际，诸侯力政，原来西周的政制典章对各诸侯国的礼文有严格规定，周室式微之后，诸侯列国纷纷变乱先王礼法，销毁成文典章，从而造成各国之间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乐不同声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各国政教衰变，纲纪废弛，西周奠立的大一统政治格
20、局至春秋时近乎崩溃。孔子虽为一介布衣，却满怀救世之心。东周王政失统，官守渐失，先王典籍散于四方，文教坠地，孔子周游列国，其目的之一就是收集散佚典籍，重整周代文教。孔子删述六10艺，设帐授徒，从而使得先王典章得以传世，天不丧斯文，其文在兹。孔子所谓“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亦是有感而发。列国之教有得有失，孔子所见，恐怕多为其失，修订并讲授六经，意在以六经文章重振列国衰变之政教。孔子之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可见其踵继文王的修文之志。孔子创设“文学”一科，以文教整肃当世政制并垂范后世，意味极其深远。 文学的出现，与官学的破败有极大干系，孔子提出“文学” ，恰在礼崩乐坏、政教凌迟之时，在这个意义上几乎可以说，文学与文教，就是素王经世的方式。孔子修撰六经，并以此设教，使得当时岌岌可危的先王政典得以传承，由于六经文章皆先王思考人间政制的根本大法，因此，孔子重修经典，本身就意味着对现实政治的拨乱反正，如果按照今文经师的看法，孔子撰定六经的行为是为人间政治立法。 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 学记之所以将教学看作建国君民的头等大事，原因就在于所教所学的六经文章，正是建国君民的根本大法。 （责任编辑：谢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