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1 世纪俄罗斯的改革选择摘 要：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俄罗斯面临着道路选择问题。俄罗斯改革正处在亦步亦趋地遵循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另辟蹊径的十字路口。研究表明，中国、巴西、印度、新加坡等非西方国家成功的改革方案更适合俄罗斯国情，这些方案的要点包括：明确的改革动机、长远的目标规划、能够履行管理职能的政府以及社会的积极参与。 关键词：现代化；改革；俄罗斯；非西方国家 作者简介：谢列兹尼奥夫（ .） ，男，俄罗斯联邦政府直属财经大学国际合作部主任，政治学副博士，从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译者简介：刁科梅，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东正教与俄罗斯哲学研究。 校者简介
2、：张百春，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031-09 一、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受到的质疑 从 2000 年中期开始，俄罗斯就表达了走改革之路的愿望，并宣布了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发展与进步的雄心勃勃的规划。但是，要落实这些现代化规划，只有当局的意愿是不够的，甚至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划拨2大量资金也是不够的。国家领导阶层选择创新的动机才是决定性的，这个动机是改革方针的战略基础。 宣布实施改革规划首先是那些努力实实在在地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的领导阶层的政治选择，这些国家都表现出
3、跻身于地区或全球规模上领先地位的雄心。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在政治上坚持 “正确的” 、自由民主的方针，在经济上坚持市场优先地位的国家才拥有进步和高强度发展道路的垄断权。 “进步”和“快速发展”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西方先进国家政治文化一开始就从这样一个公理出发：必须保障人在大地生活中最舒适地生存，甚至当宗教范式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教会是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时期也是如此。然而，西方基督教信仰（天主教、新教）在自己道德和政治方针上同其他世界宗教（首先是东方的宗教，包括东正教）的优先选择方针有重大区别。 “领先地位”和“竞争”精神首先在新教伦理中获得了体现。新教伦理主要是指向“此岸的” ，并把人
4、在大地上的积极性看作是对神的献身。相应地，勤奋的人靠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神的恩赐。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当代一些学者也坚持类似的观点。在克莱涅尔院士主编的分析研究中，就有这样的说法：“作为现代经济伦理文化以及对待劳动和商业活动的现代道德态度的基础，大多数公设与规范都根源于新教伦理。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西欧国家经历了重大的精神转折，其实质在于对劳动与财富的重新思考。根据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家路德和加尔文的观念，劳动不是惩罚，而是人的神圣天职和使命。劳动的目的不是赎罪，不是摆脱游手好闲的3罪恶，而是获得和增加财富，积累财产，追求利润。对劳动的作用的重新理解，再加上追求最大化利
5、润的方针，还有财务方面的成就，又导致了对财产与财富在人生中的作用的新评价。在新教伦理中，财产十分重要，它是个性自由的核心与基础。 ”1（P38） 多年来，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西方政治的基础，这种政治的目的就是保障发展的快速特征和达到全球领先地位。不但如此，从这种世界观里又引出这样一个观念，即西方在其与外部世界、另外类型的文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有着进步的、文明传播的使命。同时，这里只承认历史进步的线性方式，这种方式的基础首先是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观念。相应地，进步的所有其他基础（精神的、文化的等等）或是被放到括号外面，被认为是“次要的” ，或者在原则上遭到排斥。相应地，针对“
6、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只承认他们有追赶式发展的权利，而且还要按照西方先进国家所开辟的道路发展，只能按照由西方“确立”的“样板”发展。西方经济上最初的“假斯文”开始逐渐地得到“政治进步”观念的补充，在这里，西方又在觊觎全球领先地位和“为时髦立法的人”的地位。所有其他政治发展方案都被认为是“偏离的”和“不正确的” 。这种立场的顶峰是“民主输出”的观念，19801990 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个观念都获得了推广。它的一个公设就是，全人类都必须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方案发展，与此同时，不但要否定极权和专制的模式，甚至还要否定与民主制对立的形式。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理
7、论就是对政治和社会经济进步的这种独断解释的极致。他宣称自由民主和市场道路是4唯一正确的道路，事实上是人类历史的“最高成就” ，而西方在为世界统治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是绝对的。 然而，21 世纪初，这些结论变得可疑了。 第一，这个时候弄清楚了自由民主的发展道路不是普遍的，其中隐藏着巨大的冒险，尤其是对那些作为“下家”的“非西方”国家。 第二，20082010 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使得现代西方自由市场基础的普遍性，以及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比如，竞争、自由市场、国家对经济的不干涉等）遭到怀疑。此外，不排除我们正面临着西方经济模式危机的新阶段的开端，甚至是新的“大萧条”的开端，这就更加尖锐地
8、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要为过时的西方教条寻找合适的替代物。 与此同时，对世界上的独断领先地位的丧失导致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遭到怀疑，并且使美国与欧盟之间的矛盾急剧激化，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进步战略”在维持着上述主体内的稳定，保障社会能够团结在当局周围。 比如，对于美国居民而言，自己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球领先地位是原则性的。在理论上，这些情绪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民主联合会前执行长官（19851991 年）斯特劳斯在其“单极性”的概念里反映出来。他的观点如下：“随着两极世界中苏联一极的解体，国际体系成为单极的。现有的单极世界事实上已经存在，它是由在全球体系中占优势地位的民主工业
9、国家组成。美国又是单极世界里的主导强国。”2（P78） 至于欧洲国家（首先是作为欧盟一体化的“火车头”的那些国家） ，他们早就定位于“社会享乐主义”原则，对于他们来说，5全球领先地位（哪怕在与美国的联盟内）早已变成不断提高本国生活水平的一种可能性，这又可以保证他们的政治稳定。但是，在这里，人们也能够理解，把希望寄托在 1720 世纪那些过时的标准和概念上，会导致大规模的失败，因此，他们也在尝试寻找摆脱业已存在的“绝境”的出路。 但是，最近 10 年，对改革概念以及保障改革机制的自由主义解释已经成了问题。除了前面指出的那些危机现象外， “第三世界”国家参与现代性“进步”日程的要求（并且是有相应的
10、改革成就为根据的）日益强烈。而且，这涉及这样一些国家，他们在不久前还完全处在世界的边缘，甚至都没有人假定他们能够成为全球领袖国家，即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尽管他们做出的利于改革发展的选择主要都是政治上的，但是，在动机上，他们之间可能会有很大差别。 二、非西方国家的经验 对某些“新手”而言，向改革轨道的过渡是其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超越自己强大对手的唯一机会。中国是一个典型例子，他在 20 世纪末实现了改革冲刺，目前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方面已经超过了欧盟，并“从后面紧追”美国。 与此同时，中国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努力加快改革发展的速度。比如，在 2006 年，中国政府通过了国家改革体制发展的中长期
11、规划，并把重点放在政策的新方向上。这里指的是缩减进口工艺的开销，积极促进在技术工艺市场上的谈判，刺激个体企业改革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中研发支出的份额，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水平。 6在国家层面上管理中国改革体制的国家机构的地位和比重是引人注目的。这些机构包括：负责战略决策的关键机关中国国务院科技教育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和实施改革政策的一系列部委和组织（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各部委，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科技部） ；间接影响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部和办（财政部、商业部和人力资源部） 。 如果考虑到中国不掩饰自己对全
12、球领先地位的愿望，并且在世界所有地区积极推动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改革规划为北京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不仅仅增加国际“分量”和资源潜力，而且还以最积极的方式向“非西方的”国家推介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获得成功的模式，其基础是保卫传统，但是又不在根本上打破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中国改革发展的战略和思想体系问题十分重要。经过长期讨论，中国的精英们对于领导方针达成共识，一方面，这个方针允许实行改革；另一方面，它又能保持国家与社会基础的稳定。于是就出现了新的权威主义的观念，或者新权威主义（）的观念。它主要的意义在于，经济领域的市场关系与政治民主在中国应该逐渐成熟，要在强大而严厉的政权监督之下，同时，政权要指
13、向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立场的拥护者们坚持，新的权威主义原则上区别于以前的权威主义。他们认为，旧的权威主义是这样一种体制，它在封闭循环的框架内运行，在这里，强大的政权逐渐被经济和社会不断增长的矛盾颠覆和摧毁，其后将出现混乱和无序，这些混乱和无序本身又将被新政权平息，等等。新权威主义为自己提出的目的不是维持社会“现状” ，7而是社会有活力的发展。其结果就为民主制改革创造了条件，但这是和平的、进化式的改革。中国新权威主义的拥护者们坚持，只有通过全面现代化的途径才能过渡到民主政治。不过，现代化不是瞬间的，而是分阶段的和多方面的，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的民主与自由创造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条件。 还有一个
14、改革的动机与许多国家保证内部社会政治稳定的努力有关，保持这种稳定性的手段主要是克服大多数居民的“长期”贫困。其中包括巴西和印度，他们的改革规划基本上都带有“社会的”指向，虽然这并不排除他们同时要求取得地区领先地位和加入与西方对立的全球联盟（金砖五国）的愿望。 在最近 20 年里，巴西大力发展企业，建造了大约 400 个科技园区，其中聚集了 6300 家机构和公司，拥有 35 000 个就业岗位，每年交易额达到 25 亿美元。巴西政府在 2007 年通过的、从 2009 年开始实施的“第一次改革运动”纲要极大地促进了改革。这个纲要支持在技术创新研发领域里展开活动的公司。纲要在科技部的名义下发布，
15、由资助科研与项目的代办处具体实施，与分布在全国的 25 家大科技园区合作，这些科技园区的目的是促进技术革新领域里的商业机构的发展。借助于改革的“冲刺” ，这种快速发展使得巴西从 2003 年到 2010 年间把贫困的水平降低了 50%。2011 年 8 月，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提出了“巴西工业的伟大计划” ，其目的是帮助国内企业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在宣布所通过的决议时，罗塞夫指出：“这是一场为保卫处在国际市场上的巴西工业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在那里，竞争经常是不公平和残酷的。8我们应该为刺激改革及时地提供相应的税收和财政方面的保证，但不能陷入保护主义。巴西有两项任务：克服本国货币强劲增长
16、的后果；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 ” 在这里，我们又能够发现国家领导集团和改革思想家们依靠传统的愿望。根据俄罗斯学者吉尔昌诺夫的观点， “巴西现代经济思想不能完全归结为研究现代经济货币政策、银行部门、农业经济，以及巴西对国际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参与。巴西经济的历史也受到了巨大的关注。历史经验和遗产被现代巴西经济学家们看作是民族经济模式运行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对于发展现代化的巴西经济理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对古典著作的兴趣，不仅仅是国内的，而且也包括国外的，首先是南美近邻的古典著作”3。 传统上，印度也被归入非常贫困和社会分化十分严重的国家。这种状况由于严格确定下来的社会等级（种姓制度）和人口过多而获得
17、强化和巩固。除此之外，贫穷也是英国殖民政策的后果，这一政策一方面致力于残酷剥削所占领土的资源潜力（印度在 1949 年前处于英国统治之下），另一方面是实行“分裂与统治”的原则，在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政策里，都在实行这个原则。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少数“统治阶级”拥有过度的财富，而绝大多数居民却是赤贫的。 然而，随着印度国家的“成熟” ，其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自尊心的提高，以及对国际生活的积极参与，克服上述社会失衡的需求也就出现了。正如世界实践所表明的那样，只有在改革冲刺的条件下， “第三世界”国家才能进入世界领先行列；否则，他们注定要走毫无前景的“追赶式发展之路” 。独立印度的第9一位总理尼赫鲁这样
18、说过：“当大量资源被白白浪费，由于饥饿而等待死亡的穷人都在向富裕国家移民的时候，只有科学能够解决饥饿和贫穷、不卫生和文盲、愚昧的迷信和习俗等问题”4（P34）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印度以强大的经济增长和改革领域的加速发展而著称。决定这一情况的是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国家经济向改革阶段迈进的预备阶段结束了，另一方面出现了非常需要的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所构成的“处于转折点上的大众” 。比如，在 2004 年，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居民达到 5300 万人（占人口总数的 4.5%） 。国家因此获得了必要数量的相对地受过教育的、尽管还很贫穷的青年人，他们掌握了英语，并且因历史上形成的联系而有可能积极地努力到美国
19、和英国去进修。顺便指出，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一系列服务行业领域都是世界主导中心的印度改革的侧重点，比如软件、商务外包和工程技术等领域。其中，在 2000 年中期，印度占了大约 45%的商务外包市场和大约 65%的网络科技外包市场的份额。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国家领导集团着手下一阶段的改革。2003 年，印度政府发布了面向国家改革发展的下一批倡议。比如，这些倡议要求“非官僚化” ，吸引学术机构的学者和代表参与管理专业的部和厅；增加对研发的投资规模，到 2007 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为大学和科学实验室提供技术转让的权利（以前，这是需要国家批准的） 。甚至宣传要在研发系统内部建立财政刺激
20、政策，既包括自己的研发成果，也包括外包的研发成果，还要对知识产权立法进行改革。 20002010 年，印度国家支持和发展改革的组织基础结构继续形成，10目前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了。它包括中央各部、各州政府下属的部、地方教育机构（研究所、大学、中学、教育中心） 、国家层次和各地区的委员会、法律机构网络、立法组织等等。此外，为了公正，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机构中的许多部门的功能有时候是相互重叠的，经常妨碍“中央路线”的贯彻执行。 印度改革发展的下一步计划体现在 20072012 年的第 11 个五年计划中：国家计划对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教育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 因此，2012 年，就对改革领域的投资规模而言
21、，印度在世界上名列第 8 位。从 1995 年开始，投资规模每年增加大约 8%，而国家在冒着风险的投资者那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国内和国外的投资使得印度急剧强化了自己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在这样一些领域，比如汽车制造、软件研发、电信和生物技术。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类型的投资保护方式使国家相对安全地经历了 20082010 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虽然美国和欧盟市场经受了危机的重创，包括汽车制造和网络科技领域，但是，在印度正相反，这些领域呈现增长的态势。真正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是，在 2009 年危机的顶峰时刻，印度的汽车集团公司塔塔（）投产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纳诺” （） ，一下子收到 12 万份订单。除此之外，在危机的条件下，国家领导阶层成功地吸引国外公司参与到当地汽车业，这些国外公司感兴趣的是在印度领土组装自己的零部件，因为这里有技术上相对熟练的和廉价的劳动力。 至于马来西亚，在这里，对国内商业活动和国家企业的支持并不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