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的美国政策研究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作为战败国，由四大国分区占领脱胎而建立。这次亡国给了德国人惨痛的教训，因此，联邦德国抛弃了传统的以武力扩张为显著特征的外交政策，转而接受了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观念，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与美国趋同。其外交政策在建国初期追随、依靠美国，20 世纪 50 年代迅速恢复经济并且进入发展的“黄金 50 年代” ，成为世界工业产值第二位的资本主义强国。第二次柏林危机后“柏林墙”建立，美国的反应使阿登纳对于依靠美国完成统一事业的希望破灭。加之 60 年代德美在防务开支分担、对外贸易方面矛盾冲突加剧。联邦德国的美国政策逐步走向同
2、美国分道扬镳的道路。联邦德国的美国政策的演化反应了经济实力增强的联邦德国外交上逐步摆脱美国、自主性增强的趋势。 关键词：联邦德国；关国政策：柏林墙 中图分类号：K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5-0119-06 阿登纳担任联邦德国总理时，联邦德国刚刚经历过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纳粹战争的非正义性，战败的德国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除了赔偿战胜国大额的赔款外，联邦德国刚刚结束被占领状态，是一个被宣布放弃核武器、缺乏自身防务的、在道义上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的，同时国民经济在绝对程度上依赖于能源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半主2权国家。 一、追随美国：成立初期的外交依靠政
3、策（19491955） 从阿登纳就任总理的第一天开始，这位总理便制定了联邦德国外交的三大政治目标：尽快结束被占领状态；重获国家主权，获得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平等地位；以和平方式统一民主德国，实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大业。为此，联邦政府确立了结盟外交方针，展开了结束被占领状态、恢复国家主权的结盟外交。 阿登纳所设计的结盟政策是两重的。 首先，出于联邦德国国家安全和自身重建的考虑，它必须追随和依靠美国，充当美国的小伙伴角色。阿登纳在回忆录中写道：“联邦德国不得不依傍于其它国家而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德国没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它处于欧洲的中心。而且边界没有屏障为保持我们的自由，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必须依靠
4、盟友。 ”阿登纳所说的盟友当然指西方盟国，尤其包括美国在内。他认为，德国已经失去了划给苏联的那部分地区。美国和德国虽然在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互相为敌，但两国除了经济上的竞争外，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尤其是当联邦德国逐渐接受了美国式民主而追求自由之后，双方对于战略安全有了全新的诠释：联邦德国必须依赖美国才能抵御东边邻居咄咄逼人的攻势，而美国则必须大力扶持联邦德国和西欧才能阻止苏联东扩，壮大对抗苏联的力量。在此种背景下，联邦德国依托美国实现重建的战略获得了成功。由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拯救了西欧，同时也拯救了德国，并且帮助联邦德国实现了经济奇迹。 3其次，根据欧洲大陆长久
5、以来的“均势”原则，转变为一个“正常”国家（相对于德意志特殊道路） ，与法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同时与英国建立有机联系。在阿登纳的考虑中，一个势力均衡的欧洲是联邦德国安身立命的根据地。如果不打出“均势”这张牌。它的邻居法国是会主张将它肢解的。当 1949 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初， “融入统一的欧洲”就获得了联邦议会通过被写入了基本法前言中，尤其是基本法第 24条还确认了将部分国家主权让渡给国际机构的可能性。1950 年 7 月，联邦德国议会通过决议，决定根据基本法第 24 条的相关规定缔结欧洲联盟条约，逐步建立“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的超国家联盟机构” ，并使之具备必要的权力，以达到欧洲联盟国的
6、经济统一，共同的外交政策，以及各联盟国人民的权利平等的基本目标。 选择这种政策具有一石三鸟的效果。首先，强势地归属于西方，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跨大西洋军事联盟，等于享用了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自美国 1947 年开始执行“杜鲁门主义”政策以来，逐步扩大对外军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联邦德国也得以享用，解决了联邦德国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庇护问题。其次，迫使北约从对抗苏联的总体战略考虑，允许它获得重新武装的权利，为 1955 年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实现埋下了伏笔。第三，从美国的欧洲战略需要出发。联邦德国获得了美国的援助从而得以复兴经济。1948 年 3 月，美国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 。三个占领区的经济都被纳入
7、了“欧洲经济复兴计划” 。联邦德国获得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从 1948 年到 1952 年间联邦德国获得的美援高达 160 亿美元。加之50 年代初期，美国忙于朝鲜战争，更加意识到联邦德国对于欧洲战略的4重要意义。在阿登纳政府表示愿意为欧洲安全做出贡献的情况下，联邦德国与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达成了冷战共识。总之，将自己融入欧洲，可以逐步获得更多的国家主权和重建的机会。虽然法国、英国对联邦德国未来的安排各有想法，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使西欧各国紧密团结在美国周围。在对抗苏联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尤其是它们都还指望着美国的经济援助，所以在德国问题上法国和英国的立场都能向美国靠拢，
8、“三个盟国终于能够结成一条坚强的阵线来对付俄国人了” 。 由于美国的大力扶植，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神速恢复，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联邦德同的出口额 1950 年超过了法国，1951 年超过了英国，到 1953 年就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位了。 二、友好同盟：向西方一边倒的冷战外交（1955-1961） 同样是追随和倒向西方阵营的外交政策。这一阶段同 1955 年之前相比较还是存在着不同。1955 年之前，联邦德国在外交上还是一个虚弱得需要扶持才能站立的国家，只拥有不完全的主权，没有军队，没有自身的国家防务。在外交上依靠美国、倒向西方也许是一种避免亡国、无可奈何的选择。而在 1955 年之
9、后的联邦德国获得了完整的国家主权，在西方联盟的框架之下重新武装了起来，经济上不仅完成了复兴，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奇迹” ，国家实力引人注目。这时候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选择就是一种自主的选择。 “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集团之间，如果我们不愿意被碾碎的话，我们必须不是倒向这方，就是倒向那方。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5苏联成为统治世界的超级大国。阿登纳认为：“如果单单靠自己。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同西方团结一致，我们就能这是我的信念维护我们的自由，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德国在和平与自由中重新统一。 ”它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和经济援助，享用北约的防务体系，与美国的
10、关系处于蜜月期。 阿登纳政府选择亲美的外交方向是出于本国安全的战略考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局势中，美国被认为是自由世界中唯一能够承担起对抗苏联的侵略扩张的国家。欧洲大陆由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受到战争的强烈破坏，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连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也都面临着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急剧下降、沦为“二等强国”的困境。只有美国能够帮助联邦德国治疗战争的创伤，为其提供经济援助，并具有军事上同苏联抗衡的实力。苏联在联邦德国看来具有“斯拉夫式”的侵略扩张的本性。德国领土紧邻苏联。如果东西方爆发常规性的地面战争，联邦德国便会首当其冲成为战场，这是刚刚经历过世界性战争而国民经济凋敝
11、到崩溃状态的德国最为担心的。阿登纳总理的个人倾向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阿登纳“出生于莱茵，笃信基督教，决定他要将国家置于西方自由世界而反对苏联无神论和极权主义，同时他永远都记得，在二战中他为纳粹所迫害的时候。是美国人到来解放了他，并使他再度当上科隆市长” 。阿登纳的意识形态倾向是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决定了他与苏联集团的根本对立。在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他当然选择倾向于西方联盟。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欧洲的主要城市如华沙、柏林6此时已成为一片废墟，而伦敦和鹿特丹也遭受到重创。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大陆却并未受到战争的影响，反而由于大规模的战争而发了财，成为战后经济实力雄厚的世界一极。如果不
12、是美国在欧洲形成均势，苏联的广袤、力量和权力野心便会对欧洲大陆上的自由国家形成威胁，西欧就不可能稳定，尤其是缺乏自身防务的联邦德国的民主与自由就不能得到保证。阿登纳写道：“我们欧洲人必须非常清楚，没有合众国的援助和保护，欧洲对苏维埃俄国的压力就无能为力。 ”虽然 1946 年之前，美国还作为苏联的战时盟国共同商议德国的战败赔偿问题，但 1946 年 3月以后，美国的对德政策发生了显著改变。以 1946 年 3 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富尔敦的反苏反共演讲（学界称为“铁幕演说” ）为转折点，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对抗拉开了序幕。当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 1946 年 9 月 6 日在斯图加特发表讲话，认为不应
13、该把德国变成一座“贫民救济院” ，应该促进德国的经济统一，使德国人“承担起处理自己事物的首要责任” ，并且着手筹备英占区和美占区经济合并问题时，联邦政府表示赞扬，联邦总理阿登纳说：“这是一个政治上明智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决断。 ”没有美元的援助，联邦德国不可能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起来。美国以世界的拯救者和民主、自由的传播者的身分自居，在西欧实施了大规模的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的宗旨就在于帮助美国的欧洲盟国恢复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遭受毁坏的经济、抗衡苏联，同时遏止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 1958 年 3 月，联邦议院通过了以核武器武装军队的决议，激起了苏联集团的不满。10 月 2
14、7 日，民主德国首脑乌布利希以西方国家违背波7茨坦协定 、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为由，声称西方再也没有权力留在柏林。1958 年 11 月 10 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准备把至今仍由苏联机构执行的管理柏林的职权移交给独立自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1 月 27 日，苏联政府正式向西方三国政府（美国、英国、法国）发出最后通谍，建议“把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 。并给予西方三国在 6 个月期限协议相关事宜，扬言道， “如果西方胆敢用武力来保卫西柏林的话，那么苏联的导弹将自动发射” ，西方国家反应十分强烈，艾森豪威尔毫不退让，形势一度紧张。随后，西方三国和联邦德国照会苏联，拒绝接受苏联的最后通牒，第二次
15、柏林危机爆发。此次危机从 1958 年 10 月拉开序幕，到 1961 年 10 月赫鲁晓夫取消签订的最后期限而基本结束，历时三年，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高潮。第二次柏林危机显示了美苏不仅承认双方无力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德国问题，也意识到双方均无法忽视对方的意愿，从而形成了双方均能接受的处理危机的游戏规则。这次危机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西方盟国对于联邦德国的支持并不可靠，随着联邦德国在西方联盟中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步提高。联邦政府自主地处理本国事务的需求增强。阿登纳政府的依靠美国、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大环境中显现出了危机，联邦德国开始对美国表现出离心倾向。 三、谋求自主：对美国的保护产生怀
16、疑（1961-1969） 早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发生时。联邦德国对于它的盟主美国就产生过不信任。美国出卖欧洲盟友、落井下石的行为使联邦德国开始计划另谋出路，不能永远指望美国。 1956-1957 年，在东西方裁军谈判中，美国和英国不断对苏联作出让8步，甚至连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乔治凯南也不支持美国花费重金用于重新武装德国，赞成建立一个统一的中立的德国。乔治凯南 1952 年起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是遏制政策的创始人。凯南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思想和主张对 20 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对外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凯南本人也因此获得了“遏制之父”的称号。连遏制苏联的首倡者也提出这种论调，阿登纳非常担心凯南的意见会
17、改变美国的对德政策，于是赴美去拜访艾森豪威尔。不料艾森豪威尔也改变了之前反对统一的德国中立的态度。这种姿态令阿登纳深感不安，因为这显示出美国和苏联方面将接近自己的一部分德国纳入自己一方的轨道，会使德国的分裂状态固定化。联邦德国实际上已经在国际上陷入外交孤立的状态。苏联方面由于斯大林 1953 年去世，掌握政权的赫鲁晓夫大力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冷战呈现出缓和迹象，加之 1957 年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紧接着洲际导弹发射成功。苏联的日益强大对美国甚至整个西方阵营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美国对于苏联的退让使美国的欧洲盟友“对于美国保护的可靠性产生了疑虑，阿登纳也不例外” 。阿登纳感觉到，自己的盟主美国并非
18、联邦德国利益（这里的联邦德国利益是指统一德国）的捍卫者，甚至在某些机缘下还会出卖盟友的利益来换取与苏联的妥协。1956 年 7 月 13 日，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的“雷福德计划” ，该计划表明美国准备裁减 80万常规部队。阿登纳政府为此忧心忡忡，担心失去美国的军事保护。在联邦政府的努力周旋下，1957 年 7 月 29 日，联邦德国与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在柏林通过了一份共同声明，确认了西方盟国在在裁军会议上有关德国问题所遵循的原则是：（1）自由选举将作为建立全德政府的先决9条件；（2）全德政府有决定外交政策的自主权；（3）四国对德国的重新统一负有责任；（4）欧洲安全和德国统一必须结合在一起
19、。 这一份四国共同声明表明，联邦政府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仍然坚持原来的自由选举作为统一德国的先决条件的立场，没有对民主德国作出任何让步。同时也表明阿登纳政府已经真切感受到自己的盟友变得不再可靠，至少在东西方关系问题和德国的统一问题上。 1959 年，亲德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辞职并于次月离世，一直亲密的德美关系自此开始直线下滑。因为阿登纳的新朋友1961 年入主白宫的肯尼迪总统表现出支持他的国内政敌维利勃兰特的倾向。1961年 1 月，肯尼迪入主白宫后，阿登纳为了了解德美关系的新形势，于 4月飞往华盛顿访问美国，结果“华盛顿同阿登纳的会谈却并未明确地表现出同情和互谅” 。自联邦德国建国后，一直与美国保
20、持着亲密关系。对于阿登纳政府来说，就目前形势来看，这种亲密关系也许就要走到尽头了。在某种程度上，德美联盟存在的基础在于美国对联邦德国统一德国事业的支持。50 年代，美国虽然实质上也安于德国分裂的现状，但在口头承诺上还是允诺在适当的时候促进德国统一。现在，当联邦德国逐渐发现美国将要连支持统一的口头承诺都要放弃的时候，两国联盟的基础就被严重破坏了。 “当波恩开始感觉到德国利益不再被美国尊重时，德美外交关系的和谐开始被腐蚀了。 ” 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后，1959 年 9 月 25 日。赫鲁晓夫访问华盛顿，在与艾森豪威尔商谈柏林问题的戴维营（Camp David）谈判中，双方同意恢复关于西柏林的谈判，
21、艾森豪威尔承认“在西柏林存在着不正常的10形势” ，这种倒向苏联的论调使阿登纳深感震惊，担心美国和英国、法国会同苏联玩弄出卖联邦德国利益的“越顶外交” 。阿登纳坦言， “波恩将不会被告知会谈的情况，也许它的利益将不会被华盛顿完全考虑” 。这样，“华盛顿和阿登纳之间的严重误解逐步发展，阿登纳认为华盛顿正在进行危险的单边让步” ，对美国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强。且不论华盛顿和联邦德国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误解，也许存在，也许这就是真相，但联邦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裂痕毫无疑问的呈现扩大的趋势。 柏林墙事件更是印证了阿登纳的设想。1961 年 8 月 12 日夜间，民主德国在东柏林拉起了一道带刺的铁丝网（后来砌筑成
22、为坚实的柏林墙） ，用于阻止人员流向西柏林，柏林市被一分为二。同时，苏联和民主德国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军队和坦克，对西柏林边界线实行封锁。WF汉里德这样评价说：“这一举动关闭了东德和西德之间的最后一道门，破坏了德国和柏林的统一的最后象征。德国的分裂完成了。 ”对于这种加剧德国分裂的行为，联邦德国向西方盟国提出要求采取强硬立场。但西方盟国反应迟缓。时任西柏林市长的维利勃兰特立即前往西方三国占领军城防司令部寻求支援，要求城防司令们立即派联合巡逻队到东西柏林边界，但遭到了拒绝。西方盟国反应平淡，除了在筑墙两天之后的 8 月15 日，口头上抗议隔绝东西柏林之外，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措施。三个西方盟国“经过紧急磋商之后，认为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 。美国方面认为， “它不是进行一场战争的理由” ，因为（民主德国） “迄今所采取的措施的目标是针对东柏林和民主德国居民，而不是针对盟国在西柏林的地位和出入西柏林的” ，所以柏林墙的修建“不妨碍西方强调的三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