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doc

1、1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摘要：本文基于“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6）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干男性，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

2、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 关键词：初婚年龄 教育程度 职业 家庭社会经济特征 一、引言 初婚年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一个社会中婚姻和家庭的变迁，而且会对国家的人口再生产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其变化趋势并寻求其社会经济根源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近几十年来，初婚年龄呈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Manning，1995；Raymo，2003） ，与此相对应，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和收入迅速增长（Sweeney，2002） 。这种现象引发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即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否可以解释初婚年龄的变化？2对此，学界存在下列三种观点。 （1）将初婚年

3、龄的推迟归因于女性经济的独立（Becket，1973；Teachman，et al，1987） ，假定性别角色分工所带来的男女两性的相互需求是结婚的主要动力，职业前景较好和经济资源较丰富的女性从婚姻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对减少，从而导致了结婚年龄的延迟。该观点在一些跨国的经验研究（Blossfeld，1995；Ono，2003）中得到了修正，即认为在性别角色严重分化的社会中，女性很难平衡工作和家庭，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女性更有可能推迟结婚年龄。 （2）强调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在校就读时间的延长在客观上推迟了初婚年龄（Blossfeld and Huinink，1991；Thornton，et

4、 al，1995；Sweeney，2002；Raymo，2003） 。 （3）强调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显著的影响。许多经验研究表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Gierveld，et al，1991；Axinn and Thornton，1992；South，2001） 。可见，除了少数研究（Goldscheider and Waite，1986；Oppenheimer，et al，1997；Sweeney，2002） ，大多数研究对男性的婚姻行为是忽视的，而对婚姻行为中性别差异的关注则更少。 国内关于初婚年龄的研究主要围绕女性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而展开（王跃生，200

5、5；赵旋，1993；陈友华，1991） ，少数研究则基于局部地区的数据资料，从宏观因素（如人口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婚姻观念等）或微观因素（如外出经历、社会网络等）探讨初婚年龄变化的原因（王跃生，2005；叶文振，1995；郑真真，2002；靳小恰等，2005；刘利鸽、3靳小怡，2011） 。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迁，在此过程中，女性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否会影响其初婚行为，尚缺乏相应的经验研究；其次，按照现代化理论的假设，家庭背景对个人婚姻行为的影响日趋式微，这能否得到中国经验的证明？再者，上述因素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异？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长

6、期作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存在巨大差异，城乡户籍居民的个人生活，如教育、职业、婚姻等方面也深受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城乡户籍两个层面对初婚时间进行研究。另外，已有研究表明，农村男性在婚姻市场上面临着更大的劣势（刘利鸽、靳小怡，2011；齐亚强、牛建林，2012） 。这种婚姻挤压现象，是否关乎人口性别比，尚需结合上述自致性和先赋性因素对男性和女性初婚行为的影响机制作深入研究。 因此，本研究利用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试考察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个人教育和职业对初婚年龄有何作用，家庭背景对个人初婚年龄有何影响，以及上述自致性和先赋性因素对初婚年龄的作用是否存

7、在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个人教育与初婚年龄 个人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校就读时间的延长客观上推迟了结婚年龄（Goldscheider and Waite，1986；Blossfeld and Huinink，1991；Thornton，et 4al，1995；Sweeney，2002） 。如果说，完成学校教育是向成年人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Marini，1985） ，那么，婚姻则通常被看做是正式进入成年状态。婚姻角色不但要求个人在经济上独立，而且要与另一个人保持亲密关系，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生在经济上大多依赖父母，而且

8、学业要求较高，学生角色与婚姻角色存在不相容性，加之倘若退学结婚所带来的高昂的机会成本，使得人们期望学生先完成学业，再去承担婚姻和家庭的责任（Thornton，et al，1995） 。基于上述理论推理，本文提出： 假设 1a：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大。 第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教育程度的增加意味着信息、技能的积累和学历的提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就越高。 根据“性别角色专业化假设” （assumption of gender role specialization） （Becker，1973；Goldscheider and Waite，1986；Preston

9、 and Richards，1975） ，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内部的生产与再生产，男性则致力于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具有不同相对优势的、收入差异较大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的形式可以使自身及双方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婚姻的主要收益就来自于性别角色分工所导致的配偶之间的相互依赖。 因此，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越高，独立支撑一个家庭的能力越强，从而增加他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许多研究表明，男性潜在收入对其进入婚姻有着显著的正面效应（Cooney and Hogan，1991；Goldscheider and Waite，1986；Lloyd andSouth，1996；Oooenhei

10、mer，et 5al，1997；Sassler and Schoen，1999；Sweeney，2002；Xie，et al，2003） 。而随着女性教育地位的提高，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从婚姻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对减少，这就推迟了女性的初婚年龄。 国内关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城镇不同学历层次上，大学以上的教育收益率是最高的（李实、丁赛，2003） 。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女性明显高于男性（郝大海、李路路，2006） 。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越高，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越高，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推迟结婚年龄。由此得出： 假设 1b

11、：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要大于男性。 第三，在婚姻匹配的经验研究中，教育是一个常用变量，因为它同时反映了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资本。许多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国家，教育的同类婚现象相当普遍（Kalmijin，1991；Qian and Preston，1993；Raymo and Xie，2000） 。中国关于婚姻匹配的研究也表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初婚夫妇教育的同质性呈现了不断增强的特征（张翼，2003；李煜，2008，2011；齐亚强、牛建林，2012） 。结构理论（Blau，et al，1982）对这种现象做了解释，即在婚姻市场上具有相似社会地位的男女相遇的机会更大，而

12、在生命历程中遇到具有同等资历的潜在配偶的机会又与教育程度密切相关（Blossfeld，2009） 。 但是，教育的同类婚又因性别而呈现差异。根据性别角色专业化模型，男性是家庭经济的支撑者，而女性主要承担家庭内部的劳动。因此，在性别分工更为传统的社会中，女性倾向于寻找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6位高于自己的配偶，而男性恰恰相反。这已经得到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Kalmijin，1998；Blossfeld，2009） 。 在中国，男性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于女性，城市户籍居民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于农村户籍居民，这种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在高等教育的层次上尤为明显（下文的表 1 说明了这点） 。从婚姻匹配的角度来看，接

13、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寻找配偶的范围小于男性，这可从另一个侧面推论高等教育对女性的推迟效应要大于男性。农村户籍男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户籍男性，尽管农村户籍女性的择偶对象并不局限于农村户籍男性，但已有的研究表明，户籍匹配在婚姻匹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户籍制度松动之前（齐亚强、牛建林，2012） 。因此，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农村户籍女性遇到同等或更高资历男性的机会要低于城市户籍女性。由此得出： 假设 1c：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 （二）职业与初婚年龄 稳定的职业生涯对初婚年龄有着重要的影响。奥芬海默（Oppenheimer，1988，1997）

14、认为，性别的专业化角色通过影响婚姻匹配过程而造成了结婚时间的性别差异。 对于女性而言，稳定的职业使其在经济上更加独立，工作不仅减少了女性对未来配偶的依赖，使其不必为了寻找经济依靠而不得不早结婚，而且还降低了对父母的依赖，从而减少了父母对女儿施加早婚的压力。同时，如前所述，由于女性倾向于寻找社会经济地位高于自己的配偶，7因此，女性的职业地位越高，对未来配偶在教育背景、经济能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期望会越高，择偶的范围可能会越小，寻找配偶的过程也会更长。 对于男性来说，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支持，男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对其结婚年龄有重要的影响（Bennett，et al，1989；Lichter，et a

15、l，1992；Qian and Preston，1993；South and Lioyd，1992） 。男性职业发展越困难，发展过程越拖延，结婚年龄越可能推迟；相反，男性职业发展越顺利，结婚年龄越可能提前（Oppenheimer，et al，1997） 。由此得出： 假设 2：职业地位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即对男性的初婚年龄有提前效应，对女性的初婚年龄有推迟效应，且同时适用于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居民。 （三）家庭社会经济特征与初婚年龄 第三种理论解释强调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本文将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简单划分为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兄弟姐妹数目。许多研究发现，父母的社会经

16、济地位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Axinn and Thornton，1992 Blossfeld and Huinink，1991；South，2001） 。 父母受教育程度经常被作为衡量家庭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家庭文化资本会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这由布迪厄和帕斯隆（Bourdieu and Passeron，1977）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提出，也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证实（李煜，2006；Wu，2008） ，即父母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8的教育期望也越高，则子女在教育获得上越享有优势。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认为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有着推迟的作用。基于此，父母的教育程度会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而

17、间接地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推迟效应。由此得出： 假设 3a：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大。 父辈职业地位对子女初婚年龄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1）父母的经济资源可帮助子女建立新家，即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子女所获得的经济帮助越多，在婚姻市场越处于有利的位置，结婚年龄可能会越小（Mulder and Smits，1999；Kalmijn，2004） 。 （2）父母职业会影响代际关系的价值观和实践模式。经验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职业位置和经验的影响，这可用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经验来解释。受教育程度越高，观念越开放，看问题的视角也多元化；职业经验越自由，越倾向于自我引导

18、（Kuhn and Schooler，1969） 。这种价值观的区分又会被带人家庭生活，即如果父母职业主要是自我指导的，那么他们与子女的相处更加平等，更尊重孩子的自我导引；如果父母职业更看重遵从权威，那么与孩子相处时往往更倾向于运用父母的权威（Kuhn，1976） 。 在已有的关于父母职业与子女初婚年龄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技术类与管理类是作为同一类职业与其他职业进行比较的（Sweeney，2002；Raymo，2003） 。但是，根据父母职业与代际关系的研究，我们认为，管理类和技术类的职业经验会有所不同，并进一步影响与子女的关系；另外，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管

19、理人员（包括政府机关、事业、企业、社会团体单9位负责人）比技术人员（包括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医疗、文化、教育、商业、政法等专业人员）享有更大的利益（边燕杰、刘勇利，2005） 。因此，本研究将父亲的职业划分为管理类、技术类和非技术非管理类。其中，技术类职业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职业经验的自由度也最高；管理类职业者的经验更强调对权威的服从，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最丰富。我们认为，从事技术类职业的父母更倾向于对子女的尊重和自我引导，而从事管理类职业的父母对子女更偏向于控制和支配。由此得出： 假设 3b：父亲的职业会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不同的效应，即管理类职业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提前效应，技术类职业对

20、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推迟效应。 另外，相比城市而言，中国农村中的传统家庭文化对代际关系的影响更为深刻，掌握家庭财产权的父亲更愿意使用权威，让子女处于依附和服从的状态。并且，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有着强烈的性别倾向，即对儿子的偏好，要求儿子早日成婚并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尽管城乡居住地与户籍并非完全吻合，但由于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绝大多数属于农村户籍，由此推断： 假设 3c：父亲职业对子女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户籍差异，即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子女初婚年龄有提前效应，农村户籍大于城市户籍，男性高于女性。 尽管在以往研究中，兄弟姐妹数目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证实（Blossfeld，1991） ，但

21、是兄弟姐妹数目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共同的发现是兄弟姐妹数与儿童的教育获得呈10反向关系（Blake，1981；Downey，1995） 。资源稀释假设（the resourcedilution hypothesis）经常被用于解释这种现象。该假设认为，家庭的资源是有限的，子女数目越多，分配到每一位子女的资源就越少，因而子女的教育获得就越差（Blake，1981） 。根据这一假设，我们认为，在中国，家庭资源直接与家庭住房空间相关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时代，住房都是社会经济分层的重要指标之一，人们所拥有的权力、收入和职业会影响住房的面积和质量（边

22、燕杰、刘勇利，2005） 。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是稀缺性资源，普通职工的住房面积相当小，只有少数有权力、有资历、有技术或社会资本充裕的人才能分配到面积大的住房，所以，年轻人分配到住房的可能性较小，男性在结婚后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很常见。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城市住房紧缺的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住房面积与质量直接与收入联系在一起，城市中大多数的普通家庭，如果没有充裕的购买能力，住房空间仍然紧张。因此，对于城市户籍居民而言，兄弟姐妹越多，家庭成员的住房空间就越小，达到结婚年龄的成员，尤其是女性就有可能被要求尽早结婚，离开父母家庭。在农村户籍居民中，住房几乎没有受到再分配体制的影响，儿子结婚是可以通过自建房屋来拓展家庭住房空间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也远不及城市户籍居民，兄弟姐妹数目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可能不太明显。据此得出： 假设 3d：兄弟姐妹数目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存在户籍差异，即城市户籍家庭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小；对于农村户籍家庭，该变量的影响则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