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聊斋志异司文郎看蒲松龄的晚年思想摘要：司文郎是蒲松龄晚年时期的作品，虽然写的是书生的科考经历，实际上它的内涵极为丰富，包含了蒲松龄晚年最深挚的人生感触，涉及了对科考录取结果所导致的南北文化争论、人生价值追求和命运穷通等问题的全面思考。 关键词：司文郎；蒲松龄；晚年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孤愤”之作，是他抒写人生感触的载体，尤其是那些与他生活经历相契合的反映科举的篇章，更是他思想情感的体现。在这些以科举为中心的故事中， 司文郎一文涉及面很广，内涵也很丰富。 司文郎在手稿本中编在卷六 ，相对于全书八卷 的篇幅来说，已属后半部分。关于司文郎的创作时
2、间，章培恒先生认为聊斋志异卷六应写于“康熙三十二年秋冬间至大约三十九年” 1 （P197） ，是蒲松龄 53 至 60 岁时的作品，袁世硕先生认为司文郎作于康熙二十七年前后 ，此时蒲松龄 48 岁。虽然章先生和袁先生的观点不太一致，但从蒲松龄的生卒年来看，这时都接近蒲松龄的晚年。相对于青年时的意气风发，此时的蒲松龄虽仍渴望通过科考以酬平生之志，但已经基本看透了人生。因此，当他在五十余岁仍想参加科考时，面对其妻刘氏“君勿须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2必以肉鼓吹为快哉”的劝告，他的态度是“善其言” 2 （P278） 。结合作者的身世和思想，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司文郎应该是晚年的蒲松
3、龄最真实的精神写照，包含了他深切而丰富的人生感慨。 一、为北方文人正名 司文郎主要塑造了四个形象：司文郎登州宋生、瞽僧、山西平阳王平子、余杭生。登州宋生和瞽僧是阴间鬼魂，王平子和余杭生是人间应试的读书人。蒲松龄让两个鬼魂游走人间，并让他们对当时读书人孜孜追求的科举考试予以评判。小说一开头，宋生和狂妄读书人余杭生争论的焦点就是南北文人孰优孰劣的问题，可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要高于通常人们所说的批判考官等内容。面对余杭生傲气十足的“山左、右并无一字通者”的观点，宋生毫不客气地说：“北人固少通者，而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 ”宋生对余杭生犀利的反驳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当时
4、人们鄙视北方文人的强烈不满之情。 从明代开始，在一般人眼中，南方文化的优势就远远超过北方。朱元璋在位期间举行的几次科举考试，状元都是南方人，而洪武三十年的科场冤案就是由于主考官只重视所谓试卷的优劣，使得中的 52 名贡士全是南方人，从而引起了北方文人的不满，并最终使主考官成为朱元璋政治算盘中的牺牲品。实际上由于明清实行八股等严格限制读书人思想和才情的取士方式，科考得中与否与文化水平的高低并无直接关系。但是由于对读书人只有这一条评价标准，因此自此之后，在天下人眼中，南方人是文化的精英，而北方人则是粗野的代名词。 3这种情况到清代依然如此 。而与蒲松龄一生相关的几次科考也几乎都是南方人的天下。具体
5、的录取情况，我们可以根据清朝进士题名录 3 （P115-341）中列出的人员名单的籍贯来分析。由于录取的进士分三甲，而人们最重视的是一甲和二甲，因此本文就以该书所录的一甲二甲为统计对象，分别通过江南浙江和山东山西四省的录取情况，来具体感知当时南北文人的科考差别。 据清朝进士题名录中进士的籍贯来看，在顺治朝，科考所录人员已多为江南人，而康熙朝除了康熙六十年山东人为状元外，其它二十次考试状元全是江浙人，而且有十三次考试一甲三名全为江浙人。在康熙朝，二甲的录取比例，江浙一代基本在 50%至 70%之间，而山东山西两省的总和则基本在 5%至 20%之间波动，甚至在康熙四十二年仅占 2%。这一方面固然显
6、示着江南科举水平的高超，而实际上科举水平并不能代表文化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科举选人制度的人情循环。正因为每次科举选拔的人才多是江浙人，那么在朝做官或任职的也以江浙人居多，他们在选人时一般都会倾向于自己的祖籍地或与自己有一定关系的人。这样，南方的进士就越来越多，北方则在日益减少。蒲松龄在康熙二十七年所作的诗歌读题名录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从来吴越产奇男，取得宫花更似探。一百余名金榜客，牙篦点去半江南。年来风气更如何？榜放天门国士多。窃喜当途皆巨眼，能将沈谢暗摩挲。 ” 4 （P671）蒲松龄不但写出了科举多点江南人的事实，而且对考官压抑人才，凭地取人的做法表示出辛辣的讽刺和强烈的抗议。结合康熙
7、二十七年戊辰科中一甲三名全为江浙人，二甲 40 人中有 29 人是江浙人，只有 2 人为山4东人的结果，我们不难想象南方人在科举中的优势地位和北方人备受压抑的状况。 平心而论，江浙地区固然文化发达，但经过明清两代相对安定的统治，北方的文化也有长足发展，很多家庭非常重视文化教育，这些地区也有大量像蒲松龄那样饱读史书的文人，与江浙人相比，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太大的差距。而科举结果的差异如此巨大，这有可能进一步刺激江浙文人的狂妄作风，而让北方的读书人更感举业无望而内心沮丧。在司文郎中司文郎对余杭生的反驳，正是蒲松龄对江浙文人骄傲轻狂的指责，以及对北方文人的鼓励。实际上，通过司文郎宋生和余杭生的唇枪舌战，
8、蒲松龄不但无情批评了江浙人中的狂妄之辈，而且暗示无论是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实际的文化底蕴，北方人丝毫不逊于江浙人。司文郎宋生的高谈阔论不仅是蒲松龄为自己科考不得意的辩解，更是他为北方文人一展胸中之气的表现，包含了半生沦落的蒲松龄对所处时代科举现状的清醒认识。 二、坚守“弘毅”精神 虽然读书人的生活艰辛、前途渺茫，但是蒲松龄始终顽强地生活着，并且在清冷而又贫寒的生活中走过了七十六年的人生旅程。相对于诸如受到政治打击而压抑至死的文学家贾谊、柳宗元、李商隐等人来说，蒲松龄的生命力是强大的。而蒲松龄为什么能在终生悲凉的生活中始终坚持不懈？这可以从司文郎对王平子的劝告中来感知。 面对着王平子的悲观失望，宋
9、慰王曰：“凡吾辈读书人，不当尤人，但当克己；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当前踧落，固是数之不5偶；平心而论，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 ”司文郎的话可以看做是饱经沧桑的蒲松龄最深沉的人生感触。他一方面指出读书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这是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大问题，那就是不要指责别人，而应当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只有不埋怨别人才能够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使自己的道德境界更进一步，而严格要求自己，永远保持不满足的心态，自己的学问才能更进一步。宋生的观点既是蒲松龄开阔心胸的展现，也是他真诚生活态度的体现。它的精神实质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慎独”观念和“弘毅”精神，但却比这些提法更具感染力
10、。 对于读书人的职责， 礼记大学篇曾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5 （P800） 。如何才能担当这一重任呢？论语中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6 （P80）要求读书人要心胸开阔、志向远大、意志坚定，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才能担负起对家庭、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使命。宋生对王平子的鼓励正是这种精神实质的具体化。而蒲松龄在清贫中七十六年的坚守与创作也是这种“弘毅”精神的体现。可见，蒲松龄是深受儒家传统精神所影响的一个正直文人，他既激励自己要有“弘毅”的心胸，也希望能用这种思想来激励其它的读书人。 司文郎的“当前踧落，固是数之不偶；平心而论，
11、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的观点，正揭示了蒲松龄得以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原因永不满足自己的知识储备和文学造诣。实际上这句话也反映出蒲松龄所追求的与当时科考所要求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蒲松龄要求的是文学造诣的提高，而当时的科考却以八股、四书五经等6方式严格限制读书人的思想和文采，科举是一种考试的机器，根本不需要个性和才华。因此蒲松龄所提出的“不盲之人” ，并不一定是指考官，也可能指的是能赏识他的世人或朋友，因为“不盲之人”的范围是“天下”人。假如这样理解的话，终生孜孜以求、勤奋著书的蒲松龄确实达到了他的目标，因为他著述丰厚，成就斐然，在当时就被文人推崇。其友朱湘曾在聊斋文集题辞中
12、说：“今披读先生文，苍润特出，秀拔天半，而又不费支撑，天然夷旷，固已大奇；及细按之，则又精细透削，呈览耸翠，非复人间有。 ” 2 （P292）而聊斋志异更是脍炙人口，受到了历代人们的追捧和喜爱。只要把对“不盲之人”的理解不再局限于那些考官，我们会发觉蒲松龄的心胸是多么地开阔，他对文学造诣是多么地看重。而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的“砥砺”之心也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在继承中向前发展的动力和基石，在今天也是社会前进的基础。这也可能是蒲松龄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望吧。 三、贫寒自励的价值追求 明清时期，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读书人大都清贫，蒲松龄就是如此。为了生活，他常年在别人家坐馆，过着“子
13、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 （聊斋自志 ）的清苦生活，甚至“六十余岁，犹往返百余里，时则冲风冒雨于奂山道中” 2 （P283） 。他就是那些贫寒读书人的代表。因此在他的笔下，那些书生往往是像“程孝思，剑南人，少惠能文。父母俱早丧，家赤贫，无衣食业，求佣为胡银台司笔札” （聊斋志异胡四娘 ） ，或是圣裔孔雪笠“寓菩陀寺，佣为寺僧抄录” （聊斋志异矫娜 ）之类。书生们不但承受着科考的精神压力，7更要面临物质生活的困扰。那么贫寒的读书人应该抱有什么样的钱财观呢？司文郎宋生和王平子的一段对话和王平子的所作所为，可以看作是蒲松龄为寒士树立的榜样。 “宋曰：都中薪桂米珠，勿忧资斧。舍后有窖镪，
14、可以发用。 即示之处。王谢曰：昔窦、范贫而能廉，今某幸能自给，敢自污乎？王一日醉眠，仆及庖人窃发之。王忽觉，闻舍后有声，出窥则金堆地上。情见事露，并相慑伏。方诃责间，见有金爵，类多镌款，审视皆大父字讳。盖王祖曾为南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遗也。王乃喜，称得金八百余两。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与瓜分，固辞乃已。以百金往赠瞽僧，僧已去。 ” 王平子面对司文郎所说的意外之财毫不动心，而是以宋代的贤人窦以和范仲淹为榜样，强调读书人应该保持高尚的道德节操，不能“自污” 。当后来确定窖银是祖上所留时，又能马上想到赠给自己的朋友和贫寒者，展示了文人的侠义心肠。王平子的所作所为正是蒲松龄为科举制度下的文
15、人提出的一种理想人格，他希望读书人不要被一些世俗常情所牵累，要保持高洁的品格和尊严。这仍是传统儒家所提倡的读书人要讲究“文行出处”的一种表现。而实际上，明清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很多都成了八股文的奴隶，根本不讲人品人格。明清科举之人的丑恶面目在晚蒲松龄半个多世纪的吴敬梓笔下有生动的展现， 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就通过王冕之口表达了作者对八股取士的态度，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因此书中塑造了大量不讲文行出处、道貌岸然的读书人。一生阅历丰富又品格高尚的蒲松龄应该对这一现象感受深切，因此才用王平子这个活生8生的例子告诫读书人不管生活多么艰辛，也
16、一定要保持清贵的节操，千万不要“自污” 。 四、壮志难酬的人生感慨 蒲松龄一生被科举所困，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他无意之中发挥自己个性而冲破八股文束缚的成分；有被考官昏庸和考场黑暗所耽误的因素；有无意中犯规或突然生病无法坚持考试等偶然的情况。总之，他的一生就是在充满希望而最终失望的心情中度过的，壮志难酬的悲愤充斥了他的全身。 司文郎一文对人生命运的感触和看法就非常真切和无奈。 在王平子和余杭生被瞽僧论文但结果却与之相反后，面对余杭生的质问，僧曰：“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 ”在瞽僧看来命运的穷通与人的才华高低往往是不成正比的。这一论断是蒲松龄结合自己的人生遭遇总结出来的，而这一观点极具普遍性，
17、可以说是那些怀才不遇文人的共同感受。在封建时代，文人的前途命运往往并不由才华决定，而是与家庭出身和人脉人情关系密切，正因为如此，那些命运坎坷、怀才不遇者往往通过文学创作抒发抑郁之情。贾谊吊屈原赋中的“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的悲愤；左思“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 （咏史 ）的愤慨；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 ）的激越；杜甫“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的激愤都属此类。与前代这些抑郁不平的文人相比，蒲松龄的一生更显悲凉，他的人生从没有得意过，连贾谊、李白等人短暂的荣光都没有，一辈子汲汲于仕进却终生清冷孤寂。因此，在仕进道路越来越窄，窄到只有
18、八股取士的清代，蒲松龄的才与命不相符的感慨更9透露出一种苍凉和无奈。 蒲松龄对读书人的悲哀命运看得非常透彻。因此在王平子又参加恩科加试时， “宋曰：此战不捷，始真是命矣！俄以犯规被黜宋曰：仆为造物所忌，困顿至于终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万事固有数在。如先生乃无志进取，非命也。 宋拭泪曰：久欲有言，恐相惊怪。某非生人，乃飘泊之游魂也。少负才名，不得志于场屋。佯狂至都，冀得知我者传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于难，岁岁飘蓬。幸相知爱，故极力为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愿，实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谁复能漠然哉！王亦感泣” 。宋生是前世不得志的鬼魂，王平子是今世落难的书生，两个人都
19、是蒲松龄胸中郁结不平之气的载体。他渴望读书人有志向得到伸展的那一时刻，即使是自己实现不了理想，哪怕是朋友实现也行。蒲松龄的要求是如此地卑微。但是现实是残酷的，那些正直的读书人即使想通过良朋以展胸中之志的愿望也很难实现。蒲松龄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所以王平子只能是“被黜”的命运。读书人的命运是如此艰辛，即使是阴间掌管科考的鬼魂想帮助这些阳间书生也不行。司文郎和王平子的谈话，感人至深，又力透纸背，蕴含了蒲松龄最悲痛的命运感慨。 面对艰难的人生、多舛的命运，蒲松龄无法解释这其中的原因，也无法安慰那些像他一样的读书人，所以只能以因果报应的态度作结。 “王归，弥自刻厉。一夜，梦宋舆盖而至，曰
20、：君向以小忿，误杀一婢，削去禄籍；今笃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任仕进也。 ”这实属无奈的托辞。如果有人以此来评论说蒲松龄就是在宣传因果报应的思想，那就大10错特错了。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蒲松龄对那些像他一样的读书人为什么一生困窘的真正原因是非常清楚的。但在那个时代，他无力改变统治阶级的意志，也撼动不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当人无力改变生存环境时，要想生存，只能是适应这个环境，并为自己找一个生活下去的理由或借口。因果报应就是最好的安慰剂，他在聊斋自志中对自己身世的解释“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 ，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而这种因果思想是一生困
21、窘的蒲松龄即使在最无奈、最困窘的时候也能保持生活的热情，而没有消沉下去的一根精神支柱。 司文郎一文正是蒲松龄晚年对人生有了最深切感悟后的表白。他巧妙地设计故事的角色，通过司文郎和余杭生的论辩驳斥时人重南人而轻北方的传统看法，在这里，司文郎就是蒲松龄的代言人。又通过司文郎对王平子的热切鼓励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以此来勉励读书人一定要振作起来，精进自己的学问，在这里，司文郎就是作为教师的蒲松龄对天下寒士谆谆教导的传声筒。通过王平子以先贤为榜样，不取外来之财的高尚行为展示了蒲松龄的理想人格。通过司文郎和王平子两个人在科场的不幸遭遇展现了蒲松龄对科考的终生追随和壮志难酬的人生悲哀。参考文献： 1章培恒.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A.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M.山东：齐 鲁书社，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