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财富话语到权利话语：转型中国的话语导向【内容摘要】文章认为，当一系列社会公正问题成为新的思想观念或新旧思想冲突的发源地时，人们所要求改变的就不仅仅是局部利益的分配体制，而是整个社会权利分配的制度安排。今天的中国社会应该超越物质主义，超越经济效率崇拜，需要从财富话语转换为权利话语，特别需要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去营造一个正派的社会生活结构。 【关 键 词】财富话语 权利话语 话语导向 中国社会 转型期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的生活是由语言或话语构成的意义世界，因而话语是人通过言语或者以言行事而对语言加以运用的最为基本的方式，它一般通过象征符号来表达或者传达其意图与内涵。诚如马克思所指出：“占统治
2、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1随着我国社会“加速转型” ，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主义的话语主体也在发生变化，形成了多元的话语态势和样式。直面这一现实，准确把握社会各个阶层对道德生活的态度、对道德热点问题的反映，进而引导、融合，形成主流话语支配下的“重叠共识” ，对于有效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建和谐社会，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对当前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现状的基本研判 当前中国社会传统的宏大理论叙事及其辅助性假设论证，不管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和政治上的纪律性被强调到何种高度，经济地位决定政治2态度的现实法
3、则始终是社会大众自我价值判断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的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 ”2特别是，由于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开放程度日益扩大，原有社会生活资源的国家计划控制强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党意识形态的控制力，都已大大降低，这不仅为经济发展与国家变革提供了市民社会基础，它也给生活于其中的国民带来了更多的自主判断与选择可能。然而，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能够被分配用于人们提高生活质量和休闲享受的人均资源却少之又少，加上社会分配机制的不合理，大多数的国民心理感受也就不会很幸福，即使是那些体制内的得益者
4、，也会因为横向比较带来的相对弱势或落差而心怀不甘。特别是那种弥漫于社会生活中的仇官和仇富的心理，已让许多人身心备受煎熬。与此同时，由于社会治理模式并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及成就主要表现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能力的相对提高，而这种变化还是在社会贫富差距日益紧张的背景下实现的，其中必然蕴含着大量的生活焦虑和道德义愤并积聚而成社会心理怨恨。这意味着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里的消费权利也存在着与之相关或与之相应的不公平问题。其实，这一问题在实际上已相当严重。需要严肃指出的是，从宏观上说，这对于那些在体制内外已经拥有某种社会资源和地位但却得不到权势集团足够尊重的新兴阶层或中产阶
5、层来说，缺乏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和真正体面的身份认同，无疑是十分沮丧或郁闷的。而从微观上来看，许多个人由于难以改变自身对现实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根本性依赖或日常性依3附，这决定了因横向比较而产生的各种生存处境的差别，会给人们带来严重的心理挫败感。因此，当一系列社会公正问题成为新的思想观念或新旧思想冲突的发源地时，人们所要求改变的就不仅仅是局部利益的分配体制，而是整个社会权利分配的制度安排。从表面上看，这种变革诉求对于体制内外的人都具有道德上的共享性收益，但实际上，在现有权力秩序格局中，却并不存在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收益，理由很简单，公共权力的大量腐败已经说明，特殊利益集团操控改革路径的影响力及其可持续
6、性非同一般。对此，社会的普遍认知是，这正是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基础出现明显裂隙的体制性根源。不管这一结论在正确性是否存在可以商榷的理由，至少人们在私人生活层面上交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共同道德体验时，都会从权力体制中去寻找主因，这也是多年来人们诟病现行政治权力体制但却难奈其何的烦心之源。 二、问题根源 上述问题的产生当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第一，日常生活处境的实质性改变导致了原有道德规范能见度的下降。随着商业社会的来临，消费已成为人们选择现实生活目标及其交往关系的普遍依据，而由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刺激起来的自我欲望，似乎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虚假需要但却未被识破。其中，青年的一代正是其中
7、最直接和最热情的追随者，因为他们出生后的处境就是如此的偏重物质而轻视精神。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生活重心已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日益发达的组织管理与技术监督主要服务于如何对消费欲望进行深度开发和控制的市场逻辑，恰如吉登斯所说，开始由“解放政治转向了生活政治” 。究其原因，是根本4的现代性的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相似的生活背景并使交往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吉登斯认为，解放政治包含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统治。解放政治所关心的是减少或是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解放政治产生了正义、平等和参与；解放政治背后的
8、原则是自主性；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而当选择的自由有了保障之后，生活政治便应运而生。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是一种选择的政治，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即“个人的便是政治的” 。3换言之，革命的逻辑业已让位于消费的逻辑，即用消费代替革命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生活状态和行动策略，这源于有效的社会秩序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福利公平之间保持一种长期且必要的妥协。而这样一种充满现代性色调的生活模式，事实上也已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明显特征。因此，面对体制性或结构性的生活压力，每个人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产生了基于消费能力增长而日益明确的个人权利诉求。这意味着，一种思想或理论的可接受性不仅取决于该社会本
9、身对它的需要程度，而且它还不可避免地要遵循或接受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与认可。因为，与以往那种单向的强制性消费约束明显不同的是，消费者主权概念已经渗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与消费者自身利益或趣味相关联的那些问题或矛盾，更是成为引发情感宣泄或无领袖舆论批判的导火线。与此同时，消费社会中个人生活的每一点改进，都是以民主为表现形式的公共选择或个人利益博弈的结果。因此，在整个社会关系饱受市场化力量多方面影响的时代背景之下，消费主义文化在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5态的同时也使自身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策源地。 第二，从思想阵营来看，不管是自由主义派，还是“新左派” ，他们都不满现行权力秩序的运行状态，这意味着合法性认
10、同的社会思想冲突将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对此，官方和民间的认识虽有立场或角度的不同，但危机意识或忧患意识却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在我看来，官民之间其实都已认识到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核心问题就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危机。这里， “合法性”指的是人们对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普遍认同、支持和拥护，是维护阶级统治和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和前提。哈贝马斯提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人认可的价值。 ”4李普塞特指出：“所谓合法性，也可以说是社会的组织机构自认为以及被认为是正确和正当的程度。 ”5特别是从经验层面来看，基层群体事件或维权运动此起彼伏，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等问题，就足以表明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下降或失
11、效，从而导致人们对制度公正性与权威性信任的瓦解。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在体制内部，由于某种不可治理状态的存在，曾经是刻意隐瞒思想不服从者，也开始变得具有某种自得其乐的理论自信并在行动上确实也能迎合某些社会群体泄愤心理的合理需要，但其动机却是以嘲讽现行体制从而激起相对弱者仇视情绪为目的的。可以说，体制内外，具有这种动机者已不在少数，只不过一些人在用巧妙的话语方式推波助澜，而另一些人则在行动上充分利用体制便利，去扩大或巩固自己与相对弱者在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消费权利差别，这两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叠加，客观上都会形成某种怨恨动员。显然，这必然使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可信度和可操作性深度蒙难，如果说，底层民众
12、对现行体制的不满更多地是来6源于生存资源的相对短缺，那么，体制内的中下层则由于发现或切身体会到权力场内潜规则的实际作用大大高于权力者本人所宣称的理论原则，久而久之，与其从善如流，不如随波逐流，于是，官风、政风和党风中那些久治不愈的问题，必然成为他们饱食终日、得过且过或养尊处优、进取心理怠倦、甚至违法乱纪的自慰借口。当然，还有更严重的体制内不服从，那就是具有明显个人意图的权力派系斗争。因此，我们发现难以摆脱这种思想尴尬：即历史厚重感、精神崇高感、社会整体感与个体使命感在某种程度上被解构的命运，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社会里， “个人的便是政治的” （吉登斯语）已成为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同时，它也是当下日
13、益澎湃的大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念。这是因为，个体不仅是现代文化形态中的重要元素，更重要的是，尊重个人价值已成为现代文化本身所要维护的价值目标。因此，仅仅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维护现实权力秩序合法性基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阐述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着眼于造就国民对于国家忠诚和社会责任的根源性探究和机制性建设。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所进行的基本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对个体精神成长进行强制干预和灌输的过程，从而使之嵌入一个既定的、独断的话语模式之中。事实证明，从个体道德人格的成长及其社会适应性来看，这不仅效果不佳，而且还难以为续。 三、问题求解 基于上述认识，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根据业界已有
14、不少真知灼见，本人特别主张和支持以下两种思路： 首先，从严治党。在当前，为什么生活中的各种极端事件层出不穷，7是源于官民之间的戾气太重，还是因为弱势群体的权益受损而缺乏表达渠道和维权途径？等等。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危险和风险，也许不是通货膨胀和房价居高不下，而是社会公正的制度基础过于薄弱。经验证明：如果公正规则失效或无效，那么就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危机。也就是说，如果一些人依靠制度缺陷快速致富，并利用这一优势获得权力的特殊青睐而进一步提升排他性的行动能力，那么，他们不仅会使整个社会倾向于投机取巧而非勤劳致富，同时也把“外无法持、内无操守
15、”的市侩戾气传播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由于近十几年间，政治体制改革明滞后于经济改革，权力制约机制事实上相当有限，因而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共同构成了大量滋生腐败的温床。同时，又由于缺乏一种宽松自由的思想文化氛围，以至在既有道德理念和规范难起作用的情况下，无法形成一种新的价值与规范认同，致使道德空场出现。 当今中国社会，从严治党本质上是一个重新认识党权和法权的关系问题。尽管我们在理论上已说得头头是道，但行动上人们还看不出有实质性的飞跃。毕竟它是一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问题。前南斯拉夫、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勃朗科霍尔瓦特也曾指出，在国家主义国家，说谎的习惯或更正确的说，是需要来源于领导层无法兑
16、现的革命的诺言。因为，党只是按照历史的规律行事。由于党的政策是符合规律的，所以它不是也不可能是错误的，党不对失败负责。结果是，说谎并没有产生良心上的不安。由此导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了教条，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现有的弊病被容忍，不同的意见变8成了沉默，可能的改革被推迟到未来，因为没有人愿意和国家这个庞然大物为敌。特别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边际效益已明显递减，特别是它对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因其技术性成分的增加而日益失去昔日政治动员与整合的力量。因此，权力核心层，虽然在促进社会和谐问题上与社会大众目标一致，但在维护权力秩序稳定上又必须依赖于现有的特殊利益集团，这意味着对既成利益格局的维护既
17、是策略性需要，也是稳固政权底线的需要。与此同时，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不仅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物质生活水平需要相应提高，而且每个人的体面和尊严以及平等、自由的权利也需得到相应保障。这表明，当今中国既重要又紧迫且构成基础性工程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需要在法理制度的层面上不断加厚与夯实；二是提升国民幸福感的现代道德文明建设需要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扎下根来。然而，在国家权力无孔不入的当代社会，公民何以维护自己的权利？经验表明：培育公民社会，仍然是我们的基础性工程。为此，就需要加强公民教育，这是一个以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教育目标体系。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这也是社会转型对学校
18、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然而，当前必须深度思考两大问题：一是目标问题：公民教育被简化为公民思想道德教育，在公民权利教育缺场的情况下，思想道德教育实效堪忧；二是内容问题： 公民教育附属于政治教育。两者目标与功能大不相同：一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一个是人之所以成为某种人的教育。 其次，重建社会。我们虽然告别了个人崇拜和政治威权时代，步履艰难地走进了市场经济社会，但迎面而来的却是对我们曾经笃信的解放政治理想具有挑战9性的两大平民性力量：一是个人主义原则，即个体以自我价值呈现为关注中心，并相信人们有权决定和选择个人生活的自由；二是工具理性原则，即目的不再充当手段合法性的明证，实用或功利性目的成为策
19、略行动的普遍动机。在现阶段，当这两大力量逐步被人们体验为一种颇有实效性的生活态度时，一方面，个体快感成为主导性生活目标追求，道德理性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个体无需通过自觉的内心反省来提升自律，而是被迫努力调整自我以适应不良的生活环境，这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另一方面，在日常交往关系中，由于公共秩序本身的道德价值时常受到权力精英的蔑视，而社会精英所凸显的仅仅是他们在实际利益领域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在许多人眼里并不是附有道德血液的事业辉煌。于是，实用主义被尊为行动规则，言行不一被奉为交往礼仪，社会大众的主流思维模式逐渐从传统的价值理性转向了工具理性，加之消费主义文化又在不
20、断强化人们的物欲感知能力，以致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不再追求超越的意义。时至今日，虽然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向我们提出了建设公民社会与公民伦理的现实任务，但社会结构的总体性特征在主要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并未消失，曾经习以为常的思想灌输方式虽遭遇抵触但还难以全面退场，在此，至少有一个突出问题值得关注，即教化主体的权威性问题，这一问题延伸性内涵是：教化者本身对思想政治教育是否还具有笃信与敬畏之心。 事实上，面对阶层利益明显分化和心理怨恨日益彰显的社会现实，任何来自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层面的国民精神塑造及其理性规划，都必需依托社会基础秩序建设的广泛性和共享性，其中，公共性的重建是极10其重要的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
21、，现代化即是民富国强，其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生活指标，因而现代性往往被现代化所替换并表现为一套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话语，它包括稳定、和谐、民生、国家利益、治理效率等。然而，在稳定与自由、和谐与多元、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治理效率与权力制衡之间需要一种均衡，前者不能完全代替后者，因为后者才是现代性的核心和基础。概言之，当前思想教化所依托的物质基础和社会背景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由利益基础的多元性决定的伦理立场的多样性，正在消解了作为价值认同基础的公共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纠正一个误解：相当多的人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目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分配不公，只要调整利益分配关系问题就可解决。其实，这是一种物质主义思维。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商业性社会，政府若只追求一个目标，必然会使社会放弃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应该超越物质主义，超越经济效率崇拜，中国社会需要从财富话语转换为权利话语，特别需要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去营造一个正派的社会生活结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1. 3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251-2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