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国民性到民族性：北伐后民族性概念的建构摘要：北伐战争后，中华民国进入民族国家构建时期。这一背景下，社会语境发生较大变化，作为现代国家主体的国民开始让位于民族国家构建基础的民族。原本界限并不清晰的国民性概念与民族性概念逐渐发生分化，且民族性概念愈来愈成为描述中华民族、塑造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概念。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民族性概念继承了“天下”概念的主要内容，并成为民族本真性的重要载体。 关键词：民族性；国民性；北伐战争；民族认同；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229?08 1916 年，笔名为实存的作者在民铎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国民
2、性概念与民族性概念并不相同。前者所适用的范畴是一国之国民，后者则适用于一个民族。其后，两概念使用上的交替与兴衰，代表了社会语境的变化，以及时人对于国家前景的不同期望。两概念虽能指不同，然而所指却越来越趋于同化。其区别也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多数论者都将民族性概念与国民性概念混同使用。有论者虽意识到两概念的不同，但也多从语义角度分析，而忽视了两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嬗变。笔者认为，国民性概念与民族性概念在近代历史上各有其独特的运动轨迹及语义演变的历史，两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甚至话语形态的交锋。本文力图展现民族性概念的发展轨迹，并通过考察北伐后，特别是抗战时期，2时人对民族性概念与国民性概念的取舍之中
3、，所展现的概念与社会语境、政治选择上的互动关系。此外，通过探究国民性与民族性之间概念的转换，考察这一概念的转向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 一、民族性概念溯源 民族性概念的溯源，关键是对民族概念的溯源。 “民族”一词并非纯舶来词汇，其在中文典籍中实则古已有之，然而最早出现于何时则尚未有定论。有论者认为， “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中。1或有论者认为， “民族”一词最早应见于南齐书 。2 对于近代“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何时，学界也尚无定论。彭英明认为，近代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应为王韬。3黄兴涛则认为， “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郭士立发表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之约书亚降迦南国 。然而，
4、细察这里使用的“民族”一词，则难以证明其区别于古籍中所使用的“民族”一词而具备了近代意义。单纯具有种族含义的“民族”概念，能否将其与传统范畴区别开来是需要存疑的。4 笔者通过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发现，孙宝?在其日记中曾多次使用“民族”一词，且具有明确的近代含义。1901 年孙宝?在日记中记述了其在阅读的美国伯盖司所著的政治学 ， “专论民族国家政治之美称，此为余素所未闻，又云民族国家之说足以破大同之说。 ”5（328）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又再次写到：“美国伯盖司政治学云，人类有生之初，惟能建立民族国家而已，待民族国家，遍播全球，而后世界国家或有发现之一日。 ”5（427） 由上述内容来看，孙宝?所使
5、用的民族概念已摆脱了传统的种族论述，3且认为民族与组成国家之国民是基本重合的，而“按照国民国家理论的思想框架，将民族与国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 。4而日本在翻译 nation 一词的时候，也首先是从“国民”角度进行理解的，且明治前半期尚未形成现在所使用的民族概念。这也可以看出，中文“民族”一词实受日本影响甚深。值得注意的是，孙宝?所阅读之政治学是由译书汇编社所翻译。译书汇编社是清末留日学生最早创建的翻译出版团体，1900 年成立于东京，并在上海设有发行所。孙宝?所读之政治学便是刊登在译书汇编创刊号的日文书籍。而大部分国人可能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新概念、新名
6、词。 笔者在此并不试图为近代“民族”概念的出现寻找一准确的上限，而是旨在通过辨明民族概念的早期轨迹，由此讨论民族性概念之源头。由上文所论可知，中文“民族”一词深受日语影响。而与之关系极其密切的民族性概念，也无法摆脱日语的影响。 据笔者所见， “民族性”一词较早出现在 1916 年的国民性篇一文中。该文作者认为，应辨明国民性与民族性之不同， “普遍于国民者，曰国民性，普遍于一民族者，曰民族性” ，且认为“国民性与民族性乃缘之而异，大都民族之根本性为其国性国民性之根本要素。然民族性强而国民性未必强” 。61917 年东方杂志刊载了中国民族性论一文，该文由章锡琛译自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作者主要从地理、
7、历史、文化等角度分析了中国民族性的形成及其内容。7由此看来，国人至少在1916 年便已使用“民族性”一词，并已基本熟悉了这一概念范畴。 4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检索，1928 年前以“民族性”为题的文章较少，且包含译文。其中，谢晋青日本民族性底研究一文对民族性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谢晋青认为，民族性与人种有所不同， “民族性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关于动作诸表现，都是不可捉摸 的” 。8可以看出，谢晋青对民族性概念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对于其研究内容做了初步的界定。有趣的是，这一研究同样与日本有着密切联系。 统观 1928 年前的民族性研究文章，其中有 3 篇刊登于东方杂志 ，且分别发表于 1920
8、年前后，分别为：日本民族性底研究 中国民族性论及朝鲜之民族性 。其中， 中国民族性论一文所论范围虽与“国民性”内容相似，然而，两者对待具体内容的态度则大相径庭。比如，章文认为，具备卑弱、耐久、务实的特质， “中国民族必能永久存在，且大有发展之望，可断言也” 。7同是这三个特点，在国民性范畴之下，所得之评价则完全不同。梁启超便认为，国人以“柔弱为善人”是中国积弱之溯源， “此误尽天下之言也。夫人而至于唾面自干，天下之顽钝无耻，孰过是焉” 。9（25）傅斯年则批判国人好行小慧，进而批判国人“心气薄弱” ， “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 。10 这三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正处于东西文化论战期间，杂志刊登这
9、3 篇文章，尤其是中国民族性论一文，不免有“扯虎皮，拉大旗”之感。杜亚泉于中国民族性论同期，发表了中国人果惰乎一文，对国民性概念下对于中国人形象的描述提出了异议。尽管，此时正处于国民性改造热潮之中，但以杜亚泉为首的东方文化派似乎试图确立一个不同于国民性的概念范畴。他们通过使用民族性概念，以区别于国民性概念。5当然，这一时期民族性概念与国民性概念还不能判然两分，两者之间有不少的相似和暧昧之处。而且处于国民性改造思潮之下，民族性概念的出现多少有些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构建民族国家的期望之下，与民族概念密切相关的民族性概念显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二、北伐前后社会语境的转向 学界对于第二
10、次北伐过程的研究已较为充分，而对北伐与当时社会之间的互动影响研究则较少。就笔者看来，北伐统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社会语境发生转向，进而对国民性概念向民族性概念的转向产生影响。1928 年 12 月“东北易帜” ，中华民国第一次实现了“统一” ，尽管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却对近代中国进一步向民族国家过渡影响巨大。 北伐战争在开始之时，国民党便以反帝及统一为口号，以民族主义相号召。而实际上，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北伐前便酝酿已久。巴黎和会的失败引发了新文化运动的转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再次被引爆。特别是欧战后，西方迷思某种程度上的破产，使得部分学人开始反思“趋新” ，并重拾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与
11、此同时，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十月革命的映衬下特具魅力。列宁所宣传的民族革命理论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北伐战争脱离了军阀混战的叙事，被纳入到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叙述中来，同时也被赋予了向世界革命转化的任务，北伐不仅要实现民族解放，同时也要完成世界革命。11此外，威尔逊所提出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巴黎和会虽然归于失败，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国人的失望情绪又从另一6面验证了这一理论的巨大号召力。在“国民”淡出“民族”凸显的背景之下，任何给予弱小民族以反抗正当性的西方理论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北伐之中，国共双方从各自角度论证和宣传了北伐的正当性，及其与中华民族
12、之间的关系， “北伐胜利，中华民族就得救了，世界弱小民族也就得救了；北伐失败，结果正是一个反比例” 。12民族话语在宣讲中得到放大，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北伐后社会语境的转换。 北伐时期，蒋介石在各种场合一再阐发“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内容。他认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才能完成民族革命，才能“排除帝国主义者对我国的种种侵略压迫” 。13（251）从一般舆论来看，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使得北伐后的社会语境发生了变化，皆因“中国民族在近三年来所得之教训与经验，其深切广大，殆五千年来所未经。此诚国家多难之时，而亦未尝非吾族之厚幸也” 。14民族国家欲求得独立则必须推翻帝国主义之侵略，而帝
13、国主义之侵略则又激发了民族意识，从而引发民族主义运动。此外，蒋介石在战中还一再宣讲北伐与民族解放及民众福祉之间的逻辑关系，北伐是“要一切百姓的生活都能得良好的结果，要中华民国能自由独立，不受外国人欺侮” 。13（322）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不仅通过反军阀与反帝的联结，为北伐寻找合理性和正当性，也在这样的论述中为新政府寻求合法性。有论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威权观中始终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因素，即判断一个政权的“合法” “有道”与否，标准之一即是看其对外的表现如何。715（340）外部的侵略因素导致了民族主义因素的产生，一个政权的对外能力则必然成为其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北伐通过反帝与反军阀的
14、联结证明了北伐的合理性，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国家也得到初步的统一。时人对这样的“新国”也多充满了期待，希望能摆脱不平等条约的限制，将国家建设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 “对于国民政府，期待十分热烈而急迫，巴不得他立刻拿人民困苦解除，把国际地位增高” 。16 中共则主要通过论证军阀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联系，进而论证北伐的正当性。他们将北方军阀统治的黑暗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并且认为要联合国外非帝国主义的国家与国内非军阀的军事势力，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宣战，才是民族自由运动的唯一出 路。17（992）而且“由日英系帝国主义与奉直两系军阀所合作建立的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现在北方已经实现了” ，18要结束帝国主义
15、与军阀的恐怖统治只有进行北伐。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还对军阀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军阀必须具备两个特性：“凡军阀必然勾结外国帝国主义” “凡军阀必然摧残民众的自由” 。通过对军阀的界定，可以看到，个人掌握军队不再成为军阀的标准，是否与帝国主义相勾、是否摧残民众自由成为了新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之下， “不但蒋介石绝对不是军阀，一即冯玉祥目前也还不能说是军 阀” 。17（990?991）这样的界定固然与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有关，但更是社会语境转换的表现。民族话语逐渐取代国民话语，成为社会的强势话语，民族利益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判断标准。 北伐在时人的印象中是一场为民族独立解放而发起的正义战争，而非此前的军阀
16、混战可比。北伐战争是“直接秉承总理的遗愿，间接就是8负有历史的使命！有这一次战争，才来扫荡社会上的旧污；有这一次战争，才来开辟适合民族生存的新境界” 。19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给予时人的是革命的激情。民族、革命等相关概念在宣传中频繁使用，进而形成了颇具权力的话语体系。民族概念也在这样的语境氛围中突显出来，并得到强化，且与国家概念初步整合。北伐中外国列强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干涉也在反方向上强化了民族概念的使用及与国家概念的整合。“济南惨案”的发生便极大地刺激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时人认为惨案发生于“五七国耻日” ，是耻上加耻，并进而号召“要发扬光大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建国精神” ，20打败日本侵略
17、者。 北伐成功后，国家进入了众所期盼的建设时期，民众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身处北京的周作人感慨着“获得了一个不曾有过的好的国庆日”，谨慎如胡适也在战后发表了一番对“新国”新生活的构想，“今年是统一后的第一年，我们做老百姓的，在庆祝新年的热闹里，总不免有时要白昼做梦，想像我们今年可以眼见的好现象，想像我们今年可以身受的好福气” 。21（141）在这一氛围中，国民政府似乎也要振作精神建设国家，民族、国家概念也频繁出现于官方口径中。蒋介石提出要“保持中国固有之德性，以铲除苟且自私之恶习” ，且认为这四端是“我国家存亡之所关，亦民族消长之所系” 。22（106） 应当注意的是，此时民族概念在面对不同的对
18、象时其内容也发生着变化，或特指汉族，或与中华民国并提，成为国家的另一意义上的代名词。不管在哪一个意义上使用，民族概念都具有极强的道德意味及正面价值。在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民族实际上经历了与版图不断磨9合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逐渐成为更常使用的词汇，成为nation 的对译词，国民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失去描述中国人的正当性。民族构成国家，国家也成为民族解放的载体。而这也为民族性概念凸显，国民性概念淡出打下了基础。 三、北伐后民族性概念与国民性概念的选择 “民族”与“国民”实际上都是 nation 的对译词，然而在转译过程中则分裂为两个词。从形式上来看，两者都是合成词，其在古汉语中更多的
19、时候是复合意义。进入近代社会后，在翻译过程中被采用为 nation的对译词。 “民族”与“国民”虽都是集合概念，但“民族”之个体成分已难以觉察， “国民”之个体成分反而更为凸显。汪精卫便认为， “国民”概念从个人方面来看， “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而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 。23（83）虽然，无论是民族建国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兴国论者都试图构建国民民族一体的民族国家，但他们都必须面对的是国民与民族的差别所带来的不同。如果使用国民概念，则“通国名为四万万人，竟没有一个能够合国民的资格，当这种生存竞争的时代，拿这种无国民资格的人，和有国民资格的人来
20、比较，怎怪得动不动就要失败呢？”24中国无合格之国民，这只能说明中国国民性之低劣，因此需要改造中国之国民性。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造成了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国民性概念本身的正当性则不在其考虑之中。 民族概念虽是西方概念，然而由于其本身的种族内容，以及中文词汇翻译过程中的“透明性假象” ，使得国人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并没有很强10的规范意识。国人不会怀疑中国有无民族，因为“民族是含有文化意义的，是指一群有同一种族语言和文化种族关系的人民而言” 。25不同于国民概念中个体意味的突出，民族则主要指精神上的联结，用以维系个人，使他们觉得自己归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基于此，民族性概念便产生了不同于国民性的
21、内容。 当“国民”这一规范性概念与作为传统概念范畴“性”结合在一起，用以描述中国人特性后，其对于描述中国人之内容必然发生较大的影响。国民性概念之下，中国人被描述为形象怪异的“中国佬” ，中国人被认为是傲慢和自私的， “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和礼仪和粗俗的言行的牢固结合” 。26（6）类似的描述，伴随着军事上的征服开始侵入中国社会。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萨义德以此作为其著作东方学的题记，并用其概括西方社会对于非西方社会的“东方化” ，使其成为外在并对立于西方社会的“他者” ，以此来认识、塑造文明进步的西方。 “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 ”，27（29）至于真实的东方则无关紧要。自始至终，东方不过是西方社会的“参照组” ，西方社会通过虚幻的东方以及中国形象完成了自我的身份认同。萨义德的另一条题记似乎并不那么广为人知，但却更为一语中的“东方是一种谋生之道” 。只有将东方描述为野蛮、落后、道德败坏的世界，西方的政府与侵略才具有合理性。只有将中国人描述为卑弱、狡猾、不诚实的物种，西方才能名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