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华北农村妇女的手工纺织活动变迁看地方社会的社会主义实践摘要1949-1976 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彻底改变了农村地区存在的劳动分工方式和日常生活模式。以关中地区为例，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农村妇女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与纺织密切相关。社会主义改造初期，乡村妇女成为劳动力的重要来源，此前附着在妇女身上的纺织任务被田间劳作所取代。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农村地区的妇女实际参与了四种类型的经济：首先是计划经济，此种类型的经济首先满足国家对土地、劳动力、产品的需求，仅根据国家的估计留给集体和个人必须的物资；其次是家庭经济，妇女们供养孩子，为丈夫和公婆的需要而劳作；再次是黑市经济，黑市的市场流动将棉花、布匹、各种
2、票券等资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第四是礼物经济，如果没有仪式性的布匹交换，婚姻无法缔结，新生儿不会被家族接受，也无法为逝者举行葬礼。从 1949-1976 年，中国农村女性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然而相关的叙述却与土地改革、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和政治运动叙事大相径庭。 关键词农村；妇女；手工纺织；社会主义实践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3-0025-14 作者简介：雅各布伊弗斯（Jacob Eyferth） ，男，德国籍，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副教授，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研究方2向：20 世纪中国社会史、乡村史和物质文化研究；胡冬
3、雯（1985-） ，女，山东泰安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保护。四川 成都 610041 社会主义革命曾许诺改变中国农村人的物质生活，将新目标和新技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带入农村地区，为了实现这样的许诺，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地改变了当时农村地区存在的劳动分工方式和日常生活模式。理解基层百姓如何经历社会主义，依赖于理解不连贯且不规律的物质生活变革，也同样依赖于理解通常被我们用来分析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系列斗争和政治运动。在这些农村变化中，鲜有比农民如何满足穿衣需求更重要者。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变化相对缓慢的服装形式，而是指布和衣服的生产方式。 迟至 1936 年，中国三分之
4、二以上的布匹都是由城市小工厂（small urban workshop）或农村家庭手工生产的1。大部分妇女至少季节性地参加农业生产，部分男性也会参与纺线织布，因此“男耕女织”的古老谚语并不准确。真实的情况是，在帝国时代晚期，从寻常百姓到精英家庭的所有妇女都被期待从事纺织。纺织在诸多方面形塑了妇女的生活：纺织既使她们深居闺房，又与遥远的集市相联系；在精英的诗词和仪式的哀歌中，纺织隐喻着精神的寂寞和身体的隔离（physical isolation） ，但同时也带来了所有女性社会化的途径和技艺交换网络2。对于极少离家外出，甚至对邻居也不可露面（至少在中国北方是如此）的妇女来说，纺织是她们的公众形象。
5、以聘礼、嫁妆、生日礼物和寿衣的形式，妇女的劳动成果创造和加强了人际关系，即从事纺织的妇女用她们的手再造3了社会网络。纺织甚至还形塑了妇女的身体：妇女们由于在生活中长时间蹲坐在纺车或织布机前而形成了一种独特身体姿势和感觉习惯，乃至从视觉上就可以将她们与下一代妇女区别开来。 众多研究成果表明，面对机械化的竞争，手工纺线和手工织布很好地保持了自己。19 世纪末期洋纱的进口和 20 世纪初期机械纺纱厂的出现，极大地减少了费时费力的手工纺纱，到二十世纪之交，全中国使用的纱大约一半是由机器生产的。然而在中国，机纱的先进性被降低的部分原因在于织布者将机制经纱和家纺纬纱结合使用。在产棉区，为了满足家庭需要，人
6、们仍旧花费人力纺纱，有时则为了满足出口导向的商业织布的需求，因此手工纺纱得以存留下来3。织布的情况更为复杂。机器织布起初从大阪和孟买进口，后由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生产与中国的手工织布竞争，同时大量廉价机制纱的使用促使上海和天津周边形成新的手工织布中心。至 1935 年，中国的农村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家庭从事纺纱或织布，像河南这样的产棉区，有近百分之六十的家庭纺纱或织布4。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战事和日占区切断了布匹的供给，导致一些地区已经消失的手工纺织再次复苏，此时这一数字可能有所增长。 当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壮大时，农村各阶层的绝大多数人均穿着家庭制作的土布衣服，数百万的农村妇女将工作生活的大多数时间用
7、于织布制衣。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社会主义革命就用城市农村的纵向劳动分工替代了农村家庭内部的横向的男女性别分工。所有的农村人，无论男女，都被动员从事农业生产（work in agriculture） ，并且越来越多的4农村人事实上只从事农业劳动，随之地方手工业和各种副业逐渐被废止。几个世纪以来与粮食生产一起作为农村经济必要组成部分的纺织品生产被带出农村，并被定义为一项具有城市工业性质的事业。在共产党的逻辑里，手工纺纱和手工织布是对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浪费，它们存留于 20世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畸形现象的证据。一旦社会主义革命将经济推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对这种技术落后工业的需求就应该开始减少，
8、并迅速消失。 然而，它们的消失，既不迅速，也不正常。直到集体经济时期结束时，关中地区陕西省的绝大多数农村人还穿家纺的土布，各种轶闻证实这种现象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存在。这种现象令人困惑，因为除了少量用于制作棉衣棉被的自留棉，所有收获的棉花都要上交国家。而且，在1954 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农村人得到定量的配给票券，尽管数额远远低于城市人的配给额，但毕竟他们可以用票券购买机器织布。另外，从 1960 年开始，为了确保全中国的棉花都流入国有工厂，并通过国家渠道进行分配，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不断发出咄咄逼人的号召以抑制手工纺纱和手工织布。面对国家的压力，土布保留下来有复杂的原因：由于起初机器织布的质量
9、并不好，一些农民或许更偏爱结实的家纺布，并且，很多农村人，无论男女，都认为手工纺织与“合适”的性别角色、体面的身份和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相关。然而，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有棉纺厂完全没能满足农村人对布的需求。20 世纪 60 年代，农村的平均配给额基本上持续低于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s） ，在 70 年代，也只是略高于更替水平。配给额的分配因地域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在配给低于5国家平均水平的地方，如果仅仅依靠配给，人们会发现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内他们身上穿的衣服越来越少。然而，数百万的农村人从来没有宣称配给匮乏，相反，他们在黑市上出售布票棉花票，将换来的现金用于其他更为迫切的需求。为了
10、满足农村人的穿衣需求，简而言之，妇女们除了利用在棉田里偷到的或从黑市买来的棉花碎屑在家里纺线织布外，通常没有其他选择。 这种情况意味着妇女的工作负荷急剧增加。纺织是极为耗时的工作：满足一个五口之家的最低穿衣需求每人一套夏装（每三年更换一次） 、一套冬装（每五年更换一次） 、半床被子和褥子（每十年更换一次） ，需要工作 60 天。如果一个家庭想要按照中等标准穿得体面，即户主有一套好衣服在逢集的时候穿，孩子们每两年一套新衣服，一个妇女就要把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睡眠外的时间都用于纺线、织布和缝纫。中国政府没有意识到农村纺织品危机的存在，农业生产队也没有给需要为家人织布的妇女们提供特殊安排。尽管未被严
11、格强迫劳动，妇女们还是被期待像男人一样全天参与农业生产。妇女们在男人和孩子们睡觉后，在灯光下纺织，通过此种加班来解决农业劳动和纺织间的矛盾。 下文的各章节，透过棉花种植和纺织工作我讨论了毛泽东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everyday Maoism） 。我关注的焦点在于，面对物质极为匮乏的境况，农村妇女如何选择。她们如何挤出时间、如何得到材料为家人织布制衣？她们又是如何处理家人、亲戚和国家需求间的冲突？不同选择间的道德帷幔（the moral valences）是什么？为公公綉烟袋的年轻妇女是在履行习俗的职责，还是浪费了本应用于集体生产的时间6和材料？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希望有助于理解地方社会如
12、何实践和经历社会主义，这些实践和经历又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我的研究基于两类材料，一是在陕西省中部周至县和兴平县的田野调查；二是相关县级和省级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 一、关中地区妇女的工作和纺织 陕西省的大部分平原和肥沃土地都集中在渭河谷地也就是关中，即“四条通道之间的区域”，西安市是渭河谷地的中心。关中地区的棉花种植可以上溯到明代早期，在军阀混战时期，这一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鸦片种植被彻底铲除，陇海线使得西安（1935 年陇海铁路潼关至西安段正式通车）与国家铁路网相连接，以及陕西政府推广棉花种植的显著成效，关中地区的棉花种植得以复苏。出产的棉花运往中国沿海地区，直
13、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将关中地区变为上海天津棉纺厂的主要原料供给地，关中的产棉量才急剧增加。尽管在渭河泾河沿岸开垦了新的灌溉区，以输出为导向的棉花种植并没有替代以家庭使用为目的的种植模式。在兴平县，流传着着“家家纺线不卖花，村村织布不卖纱”的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在 20 世纪30 年代棉花种植的繁荣时期，棉花是利润可佳的物品，很多农民都会出售一部分自家收获的棉花。农民们几乎不会将多于三成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通常的种植面积就是一到两亩。棉花是一种高风险的作物：秋初一场连下一周的大雨就可能摧毁全部收成。它的种植成本也很高，需要投入种子、肥料、灭虫和灌溉，而且要比种植小麦、玉米、高粱多投入三
14、倍的劳动量1（P.46） 。种植棉花的多少因此与增加财富相关：只7有那些资金和粮食有盈余的家庭才能够将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棉花，从20 世纪 30 年代的高棉价中获利。 在周至和兴平县，大多数农民种植的棉花数量能够满足他们的穿衣需求，还有一些余量用于出售。而居住在干旱高地的农民从灌溉平原地区购买棉花，这种情况在兴平县尤其普遍。正是因为这样，几乎不出产棉花的兴平，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却成为关中地区主要的手工纺织中心。兴平的妇女生产两类布：“穿布” ，即质量相对较好供当地人使用的布；“换布” ，即质地粗糙出售给甘肃农民和牧民的布。周至的妇女们带着自制的布匹，穿过渭河来到兴平县的市场上，参与此种
15、交易。周至妇女手工织布的另一个销路是秦岭山区：每年冬天第一场雪之前，住在山上的村民和伐木工都会下山，来到马召和店镇的集市用猎物和山货换取布匹和冬季贮存物品。 以出售为目的的纺织，尽管并非致富之路，但也不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无利可图。虽然在物资匮乏年代，一块标准布段仅能换 30 斤小麦，但在正常年景下，可以换 50 至 70 斤。如果减去种植棉花的成本，净收入为 23 斤到 43 斤小麦。一个人每天的标准消耗量是 19 斤到 36 斤小麦，因此这样的收入意味着一个人 12 天的口粮。换句话讲，一位纺织妇女的收入可以养活她自己以及另外一到三个家庭成员。兴平的老人们承认妇女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要比男人多
16、：在手工纺织集中的地区，家庭粮食支出中，高达四分之三的比重来自妇女纺织的收入。 关中地区，农村妇女生命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与纺织品的交换或学习新的纺织技术密切相关。大多数女孩在 7 岁时就开始学习纺线，10 到814 岁间开始学习织布（确切的年龄取决于她们使用织布机的大小） 。那些不需要女儿在田里劳作的家庭，在女孩子开始学习纺线后不久，就将其禁锢在家里，过着名副其实的待嫁闺中的生活。我采访的一位妇女在 9岁时就被禁止同朋友们玩耍，只在有庙会时才被允许外出。每逢庙会，她和姐妹们一起坐在四周挂着帷幔的牛车上听戏。就这样，她一直到结婚时都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家。待嫁闺房并非总是这么严格，但是我采访的大多数
17、妇女都记得她们儿时在纺车和织布机前的时光。这种管束每年仅有一次放松的机会，即农历七月初七，女孩子们和年轻的妇女聚在一起拜祭“七姐” （也被称为七仙） ，祈求能够做一手漂亮的针线活，能够心灵手巧，眼明嘴利，凭此赢得未来丈夫的爱慕和婆家的尊重。这是全体女性的节日，女孩子和未婚女性一起唱歌、跳舞、祈祷，已婚妇女坐在屏风后观看。七夕前的一周，女孩子们聚在一起制作七姐形象的彩扎，练习唱歌跳舞，这是那些平日被深锁庭院中的女孩和年轻妇女们集中进行社交的时候。 母亲认为女儿在婚姻上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的纺织技术，因此向女儿传授纺织技术的训练十分严格。周至县流传的歌谣表达了对未来婚姻的希望与焦虑： 白杨树
18、，两杈权，两旁住了两邻家。你家娃子会写，我家女子会扎花。 大姐扎的牡丹花，二姐扎的石榴花，剩下三姐不会扎，打到炕下纺棉花。 婚后第一年是大多数妇女生活中最艰难的一年。有一首民谣描述了9那些被婆家当作廉价劳力的年轻儿媳的命运。 一旦妇女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为自己的小家庭织布制衣，而不是在婆婆的监督下为扩展家庭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针线活成为一个妇女的公众形象（public face）因为妇女几乎不离开自己的院子，她们做的针线活事实上比本人更有知名度。邻居和亲戚根据一家人的衣服来评价一个女人，即整齐的针脚是一个富足家庭拥有勤劳妻子和母亲的标志。按当地的习俗，人们认为衣服上有补丁是正常的
19、，并不会为此感到羞耻，但厌恶裸露身体，除了手和脸，女人不应该露出身体的任何部分，即便盛夏时节在田里劳作的男人，也不能袒胸露臂赤裸身体，一个母亲如不能确保孩子穿着得体则会被嘲笑，被人看不起。 在关中农村，几乎所有重要的活动都会涉及纺织品的交换。生日、周期性节日和回娘家都理所当然地需要纺织品作礼物，如果缺少了布料和棉花作为礼物，婚姻将无法缔结。按照周至地区的习俗，标准的新娘价格是“两捆棉花，四个布” ，即足够制作两套冬装、两床薄被，或者，如果将棉花纺成线，可以做十套夹衣。事实上，这些礼物是彩礼的一种形式，新娘家会把大部分彩礼都用于为新娘制作衣服和被褥，使新娘在穿衣盖被方面可以体现婆家的风格。婚后的
20、最初几年，亲戚们期待新媳妇亲手缝制的礼物，为婆婆缝制绣花枕套，为公公绣烟袋。如果婆家允许，新媳妇也会带着礼物回娘家。孩子出生时，做礼物的布料和衣服也是必需的，通常会将做鞋子的布料送给接生婆。甚至过世的人也必须穿衣服，因为他们将穿着这身衣服进入后世的生活，所以必须用质量很好的布做寿衣。通常情况下，寿衣由三套衣服组成，即一套夏天的单衣，10一套春秋穿的夹衣，一套冬天的棉衣。为自己和至亲缝制寿衣，被认为是一名妇女工作生活得体而庄重的结局。 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纺织密切相关。精英家庭和普通百姓似乎都在追求一种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谓的“体面经济” （economics of resp
21、ectability） ，即社会地位和赚钱能力源自将妇女留在家里。全年完全将妇女隔离在家的情况在精英家庭中十分普遍，只有他们能够种植或购买足够的棉花供妇女们持续纺纱织布，也只有这些家庭才会赞同严格的礼教，大多数家庭至少在农忙的播种和收获季节需要妇女们干农活。只在那些非常穷的家庭中，妇女才会参与田里的日常劳作，这是一种使她们自己及其男性亲属感到羞辱的境况。对于妇女，种庄稼或养动物的技术并不会给她们带来认可，最适合她们的工作在家庭内部，只有通过家务劳动才能为自己和家庭赢得赞美。 尽管人们对妇女独坐织布机前有着刻板的印象，但纺织是具有强烈社会性的工作。女孩和年轻女性聚在一起纺线，通常边纺线，边唱歌或讲故事。织布是孤独的工作，但任何人在织布前，都需要先将线缠绕在线锭子上，再把缠好的线上浆，待上浆的线晾干后，再将其套在织布机的经板上，这些工作无一不需要数个人间的密切合作。因为她们是在娘家学到的这些技术，所以通常要求自己的母亲、姨姨或者兄弟姐妹帮忙。中国异族通婚形成的亲属系统将妇女与其至亲隔离，而围绕织布机的合作激活（reactivate）了妇女们自己的亲属网络，使其得以与娘家的近亲相联系。 纺织工作使妇女形成了特殊的肢体习惯（specific bodi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