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观念“定势”中走出来的尝试摘要：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撰写（1979-1983 年） ，是其时作者从传统思想“定势”中走出来的一次尝试。作者之所以将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研究对象，是希望反思“文革”和专制主义的影响，重新核检中国的政治观念。该书对若干历史理论进行探索，提出政治思想既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君主专制是政治思想的主体等观点，探讨价值、是非的判定标准，尝试以人性论等作为分析的起点，拓宽政治思想研究对象的内容。 关键词：80 年代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 ；历史理论 中图分类号：D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5-0001-07 我在研讨历史的思想自述之一、之
2、二中回述了我在“文革”与其后两年中观念上的紧跟、错位和自主意识的萌生，作为个案有否代表性，请读者裁定。随着自主意识的萌生，我试图从传统的思想“定势”中走出来。在我撰写先秦政治思想史时（1979-1983 年） ，有成型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的定位，有唯物、唯心两大阵营的区划，有政治是阶级的集中表现的铁则，有彻底的阶级分析方法的通则等等，此前我也曾信奉不疑。1983 年的反精神污染又重新举起阶级斗争的巨斧指向刚刚起步的思想解冻。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深深感到“定势”的僵化；另一方面，想走出来既有胆怯问题，又有眼界和知识的局限。但我还是尝试从2“定势”中走出来。 撰写本书可以说是我的一次尝试。本书 198
3、4 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先秦史专家沈长云评价本著作：“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独树一帜。 ”是否树起来了，我也说不清。但我的确是照着这个方向做了点努力。现把我当时的思路做点介绍。 一、我为什么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 1949 年以前政治思想史的著作还是比较多的，这与当时很多高等院校设有政治系有极大关联。1952 年院系大调整之后，政治系基本被取消，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随之被边缘化，几近取消，只在哲学史、思想史中多少有一点点关照。据我所知，只有极少数几位还默默坚守在这个领域，且主要是近现代史，可怜的几位集中在人民大学，由何干之主持，接续了香火，功莫大焉！ 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我初涉中国思想
4、史时，读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 ，他在序论中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 ，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由此想到，研究历史不研究思想史是极大缺憾，而研究思想史不关注政治思想，则无所归。后来又读到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说：“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 ”钱穆当时是被批判的代表人物，但他说的，中国的士人以政治为宗教，对我也很有启发。张奚若说“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 ，是以西方为标准而导致的否定，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不研究政治思想史很难解析中国历史的真谛，因为中国历史进程中3政治思想的作用太突出了。政治思想是传统思想的主干和归宿，不研究政治
5、思想就很难说触及到中国传统思想的灵魂，也很难说清楚社会种种问题。 1961 和 1962 年光明日报发表了我论荀子和孔子政治思想的两篇处女作。后来在其他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几篇。 “文革”一来这些文字都成了“反党”的“黑话”：张扬孔子的“富民思想”是攻击三面红旗，张扬荀子的“重农思想”是攻击人民公社，说墨子的专制主义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再加上我是走资派的红人、是修正主义的苗子之类的罪名，6 月下旬我就被驱除出革命队伍，被编入“中间组” （不准革命，但也不是专政对象） 。1967 年造反派夺权之后，又以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为由，把我投入了“牛棚” 。 对“文革”我始终有些茫然。 “9
6、?13”事件后积极参与了批“极左” ，“批林批孔”时也想紧跟，出乎意外地又出现错位，挨了一顿批，我也做了检查。算啦，不再紧跟了。反之，我进入沉思，疑问不停地在内心鼓动，不可遏制之时，1976 年我秘密写起了日记，记述内心的苦痛、不满和批判。我写过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 ，刊于炎黄春秋2011 年第 9 期，其中有一节摘抄了部分日记。日记可以说是我对“文革”和最高领袖的反动。 “文革”是中国历史的一次浓缩性再现，其中有太浓的封建主义因素，特别是在思想上尤为突出。为了清理“文革”中的封建主义，必须回头分析一下封建主义的文化精神是如何形成的，这成为我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更强烈的驱动力。历史上的专制（
7、封建）主义与现代的专制主4义确实有着内在联系，因此只要说古代的专制主义，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的专制主义。且不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提法是否准确，研究思想史如果缺乏古今贯通的视觉，肯定就缺少了“思想” 。由于研究者本人是有思想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的思想带到认识过程，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想摆脱也不可能。所以我坦率地说，我的研究有我的价值取向在其中。但我又自信，我是根据历史资料来确保我的价值取向不是天马行空的肆说。 反思“文革”和专制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使命”的驱动，需要重新检核中国的政治观念。 二、对若干历史理论的探索 下边只就涉及本书进路的几个问题略作简述。 （一）关于政治思想既
8、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超阶级性）的问题 1979 年我曾著文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绝对化阶级斗争”说提出过质疑和修正，但整个的学术形势并未有明显的改观，阶级定性依然是确定政治的基本进路和基本观念。写政治思想史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成为我最费周折的难题。 说到政治思想总与政治相关联，古今中外的学者给“政治”下过很多定义，各种说法差异很大。我写书时只知道有两大派。 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都不从阶级性人手。如有人认为政治即国家事务，有人认为是与公共权力有关的现象，有人认为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还有一些人试图通过一系列关系的综合考察来多层次、多角度地界定这个概念。相应的对政治思想的看法也如是。这些观点
9、基5本上都是 1949 年以前的事。 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派，认定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政治是阶级关系的集中表现，政治思想更是阶级的集中表现。这是当时的主流观念。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的思想。典型者如吕振羽说：“我们说到政治思想是什么东西呢？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动指导的原理。所以政治思想史，本质上系同于社会思想史，只有其范围大小的差异。 ”1981 年，徐大同等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前言”中说：“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
10、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 ”以上的表述占统治地位。 1984 年“反精神污染”余威尚在，我不敢明确表达内心的疑问，只是泛泛地指出上述诸说“把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 。1985 年我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方法问题初探一文明确表达了我的看法，认为不能把政治思想都装入阶级的口袋，政治思想还有社会性，即超阶级的内容。下边把该文中的一段文字解析为如下几点： 1 在阶级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具有最明显的阶级性质。但从政治思想的总体看，又不能全部归入阶级范畴，比如关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除有阶级烙印外，还有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关系问题。 2 关于社会生活的认
11、识，也有一些超出了一个阶级的范围，比如调和阶级关系的某些论述，便包含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要求。 63 还有一些社会规范是人人需要遵守的，也不好简单地划入某一个阶级范畴之中。 4 就每个思想家而论情况更为复杂，虽然每个人都无法游离于阶级生活之外，但在观念上，并不妨碍某些人会提出超阶级的理论和主张。对于思想家的这些主张，从本质上看，无疑是掩盖了事物的本质，歪曲了事物的真象，但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出自真诚，并为之而献身。应该说，阶级的存在，恰恰又为某些人制造超阶级的幻想和理论提供了根据。 5 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一定要坚持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要求人们简单地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思想命题都统统编
12、排到阶级的行列中。比如说某个人代表某个阶级，于是便认为他讲的每一句话都代表某个阶级，每个命题都是阶级意志的体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人在这方面作得很彻底，结果如何呢？常常是捉襟见肘。例如，庄子的主旨并不是站在这个或那个阶级立场来讨论政治问题，而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看社会。 我的结论是：“即使在政治思想史范围内，也不能把每一种思想命题统统还原为阶级的命题，因为政治思想的对象本身并不都是阶级的。 ” 正是由于上述看法，书中都没有给论述对象简单的戴某个“阶级”的帽子，从盖盆式的阶级论中向外蠕动了一步。 这里要申明一点，我并不是全盘否定阶级分析，至今我认为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包括等级、阶层、集团等）
13、 ，一种政治思想对哪些人更为有利是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和分析点。 我怎样把握和分析社会性与阶级性的关系呢？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种7方式： 其一，从论题出发展开叙述。请稍稍翻阅一下全书的章、节、目以及小子目，没有一个是从阶级性立论的，所有的都是层次不同的论题，而论题又尽量来自思想家本人著作中的论题。 其二，突出利益分析。利益问题是政治思想的核心，而利益问题有的有明显的狭隘性，有的则具有广泛的兼顾性或包容性，有的则是交叉错综的结合。例如我在分析法家的利益观时是这样评述的：“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这种本性既改不了，也元需改。政治家的责任不是要改造人的本性，而是应该适应人的本性，并善于利用人的本性。高
14、明君主的妙术之一是搞好利的排列组合，使人们追逐利益的活动汇成一股合力，以利于君主或为君主所用。法家用利的观点考察人们的一切活动，也正是这个利字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运转。 ”“商君书的作者们主张君主以田宅作为争取民众和利用民众的资本。尽管事情是矛盾的，但依照这条道路走，双方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田宅，君从民那里获取了赋税、徭役与兵源。相反而相成，形成一股合力。这股合力极大的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 ”把利益看成单线的阶级问题，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简单化了。 其三，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分析问题，抛却了格式化的阶级定性。全书基本没有给任何思想家以固定的阶级
15、定位。当然从政治体制上说，我认为他们基本都是维护君主制的。 其四，不再谈“奴隶社会”问题。本著作不是论述社会形态的，但它是个大背景。我抛开了“奴隶社会”说，书中也没有使用过“奴隶社8会”这个大概念，没有关于“社会形态转变”的命题和“社会革命”之类的语言。只是具体地说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逐步转变或改革。避开了许多传统的阶级划分的纠缠。 （二）以人性论等作为分析的起点 与阶级分析拉开了距离，那么政治思想从何说起？我的论述多半从人性论以及历史观和社会矛盾观等政治哲学作为分析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这同以往的著作有很大的差异。1982 年我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文中对人性论问题做过如下的概述： 战国诸子最
16、有价值的认识是什么？在我看来，有关人性问题的讨论最有价值，至少是最有价值的认识之一。理由如次： 第一，殷周时期神权思想占统治地位，人，包括天子，是作为神的派生物或附属物存在的。世间一切祸福的终极原因都要到神那里去寻找。因此，人性问题，是针对神学而提出的。有关人性的讨论，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给了自身，还给了自然，还给了社会。这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第二，人性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广泛地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作用与地位，以及人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和完善等问题。 第三，关于人性的诸种理论是当时思想家们改造社会方案的理论基础。正如论衡?本性所说：“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
17、。 ” 第四，人性问题是贯通当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的一个重大的共同命题。 9人性问题发端于春秋。当时论及者多把感官欲望称之为人性，认为追求“利” 、 “富” 、 “贵” 、 “乐”是发自人的本性，而不是邪恶。战国诸子在此基础上，扩大了对人性问题的讨论。 为什么诸子热衷于讨论人性问题呢？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其一，由于政治经济的变革，割据与竞争，商品经济的活跃，使人的能力得到空前的发挥，加之人从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类迫切需要对自己进行再认识；其二，人心的向背在当时社会历史的变动中起了决定的作用。怎样才能把握住人的动向，就需要深入分析人的共同本质。谁能抓住人的共同本质，谁就能抓住历
18、史的链条。正是这两个原因推动了人们对人性问题的探讨。 1984 年我在论先秦的人性说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一文中更详细论述了人性论兴起的历史性的意义，文中说： 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特别是下层人们的个性表现得越突出、越多样化和越纷乱，统治者的统治就越困难，也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急切地去探索人的共同的本性，因为只有把握了共性，才可能指导个性，让个性为我所用。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之所以去积极地探讨人性，其目的就在于此。 春秋时期有关人性的论述，多把人性归之于感官欲与实际的物质利益欲，这虽然是朴素的，但却相当深刻，具有唯物主义因素。这种理论的基本点就是把人的生物本能要求和物质利益集中起来
19、，并宣布这种要求是人所共有的。这就动摇了关于人的神秘主义的理论基础，使理论更接近于事实。这种理论归结为一个字就是“利” 。由此出发，认为人们追10求“利” 、 “富” 、 “乐” 、 “贵”等等，是出自人的本性，而不是什么邪恶。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家与政治思想家认为，统治者的实际政策应当照顾和满足人的这种要求。由此他们提出了“利民” 、 “惠民” 、 “抚民” 、 “安民”等等主张。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是违反人性。如师旷批评晋君时就说：“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嵩并作，莫保其性。 ” 照顾民性的思想虽然在殷周时代有过萌芽，但当时是作为天意的指示器来论述的，而不是从人的自身中引申出来的。春秋时期“利民
20、”思想的主要依据则是从人的自身引申出来的人性。这两者在思想体系上是迥然不同的，后者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革命的意义。在人性提出之前，人的一切都要从天那里寻求原因和根据，而人性的提出则改变了这种认识路线，认为人事问题应从人自身中去寻找。所以人性与神性是对立的，人性又是在批判神性中发展起来的。 在当时，人性问题是探讨人的本质的一个最高命题，是各种有关人的认识与理论的核心。人性理论给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伦理道德、军事理论等等提供了一个指导原则。故我们主张给先秦诸子的人性论以充分的估价，其根据就在于此。上述两文关于人性的论述，是我写先秦政治思想史的理论概括。在论述具体的思想家时多以人性论以及历史观等理论作为分析的起点。这既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又突出了当时的政治哲学问题，还突破了以阶级论为大前提的束缚。人性问题曾是一个认识的禁区，因为有最高指示在，把人性视为一个先验性的问题，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阶级性是实在的。我撰写本书时便把人性问题作为一个实在问题（有些说法无疑有片面性） ，并作为政治思想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