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魏晋南北朝复仇现象看“礼”对“法”的影响摘 要：复仇是中国古代社会经常出现的现象，秦汉时期，有关禁止复仇的法令，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但复仇现象始终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魏晋南北朝明令禁止复仇，所见文献记载的复仇事件也大大少于秦汉时期。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礼制的变化及礼对法的影响密切相关。礼法结合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讲究法“理” ，重视生命，法贵得中，宽法倡德，越来越充满了“礼”的精神。在这种结合中，礼对法产生的影响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的一面。在礼的影响下，冷峻严酷的法具有了尊重生命的人性，刚硬的律条注入情和理的灵魂，杀罚止恶的同时又兼道德提倡，从而提高了服务国家政治的效率。 关键词：复仇；礼法
2、结合；道德；法律 作者简介：梁满仓，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 ，项目编号：12&ZD134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155-08 复仇是中国古代社会经常出现的现象，唯其如此，才吸引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先秦至秦汉 1，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较少；从法律角度研究者多 2，从礼对法的影响角度关注者少。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复仇与秦汉时期有何不同？为什么会造成这些不同？在这些不同中， “礼”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是本
3、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秦汉时期复仇法令的逐步建立 秦汉时期，有关禁止复仇的法令，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文献记载看，秦朝看不到有关禁止复仇的法令。秦统一前，利用奖励军功和严刑厉法使国内民众“勇于公战，怯于私斗”1（P2231） 。 “私斗”当然包括私下复仇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禁止私斗不是禁止复仇的专门法令。秦统一以后，法律的重点放在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上，重点惩罚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和尊严、妖言诽谤、叛乱、以古非今、挟书、妄言、非所宜言等行为。2（P99-100）刘邦的父亲吕公， “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3（P3） 。项梁“尝杀人，与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
4、皆出梁下。每有大徭役及丧，梁常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以知其能”3（P1796） 。栾布为主人报仇，被举为都尉。3（P1980）杀了人逃避的不是法律而是仇家，可见仇家复仇对杀人者是最大的威胁，复仇杀人没有法律约束。杀人者一走了之，跑到另一个地方，或有官府庇护，或发展个人势力自保，亦见秦末杀人偿命之法形同虚设。 对于复仇现象，西汉基本没有专门的法律约束。汉宣帝元康四年诏书说：“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 ”3（P3673）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3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
5、廷尉以闻，得减死。 ”3（P3673）这些法令不过是刘邦入关时“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约法三章的延续，当然包括仇杀，但并非是禁止复仇的专门法令。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逃入长安。3（P2214）元朔中，睢阳人犴反，人辱其父，而与睢阳太守客俱出同车。犴反杀其仇车上，亡去。3（P2214）朱博为郡守九卿，宾客满门，欲仕宦者荐举之，欲报仇怨者解剑以带之。3（P3407）这几个报仇杀人者，或逃亡后安然无恙，或怂恿鼓励报仇杀人，可见当时没有禁止报仇的法令。 当然，也有因报仇杀人而被治罪的例子，但分析起来，其所犯之罪并非报仇杀人。例如淮南王刘长刺杀辟阳侯审食其一案。刘长的生母是赵王张敖的美
6、人，刘邦过赵国的时候，张敖献美人给刘邦，结果怀上刘长。后来赵相贯高谋反之事被告发，刘长的母亲受到牵连，而辟阳侯审食其有能力却不肯尽力相救，结果刘长的母亲自杀。为此，刘长对审食其怀有刻骨仇恨。孝文帝时，刘长依仗自己是皇帝至亲，将审食其刺杀，然后到文帝处请罪。值得玩味的是其解释为什么杀审食其之词： 臣母不当坐赵时事，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不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不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不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报母之仇，伏阙下请罪。3（P2136） 为天下诛贼、为母亲报仇这两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说明，为母报仇并非犯罪，当时并无禁止血亲报仇之法。刘长所犯之罪
7、，应当是擅自杀害朝廷官员之罪。这个推断可以用薛宣之案作为旁证。 4宰相薛宣的继母去世，薛宣不服三年之丧，并因此事与坚持服三年之丧的弟弟不和。博士给事中申咸弹劾薛宣，不宜复列封侯。薛宣的儿子薛况便雇用刺客杨明在宫门外砍伤申咸。在给薛况定罪的时候有两种意见。御史中丞认为：薛况知道申咸为给事中，又恐怕他任司隶校尉而举奏薛宣，公然令杨明等在宫阙要地拦截朝廷大臣，绝非一般的凡民愤怒争斗。薛况为本案首恶，杨明亲手加害，都应当弃市。而廷尉认为：春秋之义，原心定罪。薛况本意是因为见到父亲被别人诽谤而生愤怒，并没有其他大恶。如果判死罪，有违明诏，恐非法意。通过这两种意见可知，伤害朝廷大臣要判重罪，而薛况减罪一等
8、，说明为父亲报仇而伤人杀人所受责罚要轻得多。3（P3394-3396） 由于国家对社会上的复仇现象没有有效的法律约束，所以，解决仇杀往往靠民间的、个人的力量。 汉书游侠郭解传载：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谓仇家：“吾闻洛阳诸公在间，多不听。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从它县夺人邑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阳豪居间乃听。 ” 乡邑中贤豪十数次都没有调停的仇恨，最终还是通过民间侠客的影响化解。当然，化解调停只是少数解决仇恨的办法，大多数还要靠报仇杀戮。所以，西汉时期的复仇现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汉哀帝时，谏大夫鲍宣指
9、出，民有“七亡”和“七死” ， “民有七亡而无一得” ， “民有七死而无一生” ，而“怨仇相残”便是“七死”之一。3（P3089） 复仇无法律约束状态到西汉末期才有所改观。汉哀帝时，谷口县令原涉5季父被茂陵秦氏所杀，原涉居谷口半岁所，自劾去官，欲报仇。谷口豪杰为杀秦氏，亡命岁余，逢赦出。3（P3715）原涉复仇后逃亡，逢朝廷赦令才敢出来，可见逃避的不是仇家，而是朝廷的法律。光武帝时，桓谭上书说：“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
10、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4（P958）从“宜申明旧令”之语，可见西汉末年已有禁止民间复仇的法令。东汉时期，许多复仇杀人者不再逍遥法外。郅恽为友人报杀父之仇，杀死仇人之后，到县衙投案自首。4（P1027）堂邑县民防广为父报仇，杀死仇人后被关进监狱。4（P1407）缑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被县吏抓捕到县衙。4（P1751）贾淑为舅宋瑗报仇于县中，为吏所捕，系狱当死。4（P2230）这些报仇杀人者要负法律责任，可见当时已有禁止复仇的法令。然而章帝继明帝之后又实行轻侮法 ，即父亲受人侮辱，其子若杀侮辱者报仇，可以得到宽宥。到后来，为父报仇而得到宽宥的理由多至四五
11、百种，使仇杀之事“弥复增甚”4（P1503） ，复仇现象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二、魏晋南北朝明令禁止复仇 魏晋南北朝时期禁止复仇的法令屡屡见诸文献记载。建安十年，曹操下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5（P27） 。魏文帝黄初四年下诏：“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6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 ”5（P82）魏明帝时又对此法作进一步补充：“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 ”6（P925） 晋律规定：“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 ”7（P1550）梁武帝太清元年诏：“不得挟以私仇而相报复。若有犯者，严加裁问。 ”8（P9
12、2）北魏拓跋焘太延元年十二月下诏：“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 ”9（P86）北周规定：“禁天下报仇，犯者以杀人论”10（P68） ， “若报仇者，告于法而自杀之，不坐”11（P708） 。 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禁止复仇法令会被反复提出、明确记载于史籍呢？按照常理推测，法律是现实的反映，正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复仇相残的风气太盛，所以有必要制定法律，以法律的强制力加以遏制。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魏晋南北朝时期复仇现象比两汉时期大大减弱。彭卫先生曾经做过统计，汉代见于史籍记载的整个中国复仇事件为 59 例。12应当指出，实际数字要大大高于此。这些汉代典籍记载所反映的
13、复仇现象是无法用数字表示的。当代史学家吕思勉曾这样概括秦汉时期的复仇现象：“复仇之风，秦、汉时尚极盛。 ”13（P638）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见文献记载的复仇事件却大大少于秦汉时期。兹将这些事件胪列如下： 西晋 2 例。索 为兄报仇，手杀 37 人， “时人壮之”6（P1650） 。张兑为父报仇，被捕入狱，县令乔智明怜其有妻无子，停其狱，会赦得免。6（P2337） 十六国 1 例。前赵刘聪西扬州刺史王广被蛮人梅芳所杀，王广女美7姿容，被梅芳强娶，于暗室中刺杀梅芳，未遂。14（P2025） 东晋 5 例。沈充为部将吴儒所杀，其子沈劲为父报仇，族灭吴氏。6（P2567）宗室司马无忌，其父司马承在王敦
14、之乱中被荆州刺史王廙所杀。成帝咸和年间，江州刺史褚裒赴任之际，司马无忌及丹杨尹桓景等饯送于版桥。时王廙子丹杨丞王耆之在坐，无忌志欲复仇，拔刀将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获免。6（P1106）桓温的父亲桓彝在苏峻之乱中被泾江县令江播所害，后江播死，桓温乘其丧事之机，诡称吊唁宾客，尽杀江播之子。6（P2568）吴兴乌程人王谈，父为邻人窦度所杀。王谈阴有复仇志，十八岁时，手持锋利的农具，假装农夫。窦度常乘船出入，经一桥下，王谈潜伏草中，窦度刚走过来，王谈于桥上用农具将窦度杀死。6（P2273）东晋末，沈林子之父沈穆夫参与了孙恩起义，被宗人沈预告发而被处死，沈林子与兄沈田子还东报仇。五月夏节日至，沈预正
15、大集会，子弟盈堂，沈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杀沈预，男女无长幼悉屠之，以沈预首祭父、祖墓。7（P2453） 南朝宋 4 例。颍阴人荀琼，15 岁时为父亲复仇，在成都将仇人杀死。8（P649）明帝泰始二年，长城人奚庆思杀同县钱仲期，钱仲期子钱延庆属役在都，闻父死，驰还，于庚浦埭逢奚庆思，手刃杀之。7（P2257）南阳叶人宗越，父为蛮人所杀，杀其父者尝出郡，宗越于市中刺杀之。7（P2109）清河人傅灵越的哥哥傅灵庆被从叔傅乾爱所害，傅灵越毒杀傅乾爱，为兄报仇。9（P1555-1557） 南朝齐 3 例。吴兴人闻人敻，年十七，结客报父仇，为齐高帝所赏，位至长水校尉。15（P1819）广汉郪人李庆绪，父为
16、人所害，庆绪九岁8而孤，为兄所养，日夜号泣，志在复仇。投州将陈显达，仍于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缚归罪，州将义而释之。15（P1845）朱谦之母墓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朱谦之手刃朱幼方，诣狱自系，武帝嘉其义，虑相复报，乃遣谦之随曹虎西行。将发，幼方子朱恽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之兄选之又刺杀恽。16（P962-963） 南朝梁 7 例。侯景乱梁，立萧纲为帝。梁宗室萧谘与王克、殷不害日夜陪伴萧纲。后南康王萧会理密谋除掉侯景失败，王克、殷不害惧祸疏远萧纲，萧谘不忍离开，朝觐无绝。侯景恶之，令其仇人刁戌刺杀咨于广莫门外。15（P1298）广平张景仁，其父梁天监初为同县韦法所杀，张景仁时年八岁。及长，志在复
17、仇。普通七年，遇韦法于公田渚，手斩其首以祭父墓。15（P1843）杜叔毗，萧梁时兄、侄被曹策等人陷害。后曹策等人降周，杜叔毗白日手刃曹策于长安。10（P829）淳于诞，其父淳于兴宗，萧赜时任南安太守。淳于诞年十二，随父向扬州。父于路为群盗所害。诞虽童稚，而哀感奋发，倾资结客，旬朔之内，遂得复仇。9（P1592）来护儿，侯景之乱时，伯父为乡人陶武子所害，来护儿乘其有婚礼，结客数人，直入其家，引陶武子斩之，乃以其头祭伯父墓。17（P2590）范阳人成景俊，其父成安乐任北魏淮阳太守。梁天监六年，北魏常邕和杀成安乐，以城投降萧梁。成景俊谋复仇，因杀魏宿预城主，也投入南朝梁。普通六年，常邕和为鄱阳内史，
18、成景俊购人刺杀之。不久，又收买常邕和家人鸩杀其子弟。15（P1844）巴西充国人侯瑱，其父侯弘远，世为西蜀酋豪。蜀人张文萼据白崖山，有众万人，梁益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命侯弘远征讨之。侯弘远战死，侯瑱固请复仇，9每战必先锋陷阵，遂斩张文萼。18（P153） 北魏 4 例。乐安人孙益德，其母为人所害，益德童幼为母复仇。9（P1883）河东闻喜人吴悉达，父母为人所杀，弟兄三人，年并幼小，四时号慕，悲感乡邻，及长报仇，避地永安。9（P1885）李德广之父李彦在秦州刺史任上被叛民所杀，李德广随军西征，战捷，乃手刃仇人。17（P3323）平原鄃县人孙男玉，丈夫为灵县民所杀。孙男玉兄弟追执仇人，孙男玉亲手以杖殴
19、杀之。9（P1980） 北齐 1 例。崔达拏，娶高洋侄女乐安公主为妻，妻子在高洋处讲婆婆坏话，致使崔达拏母亲被杀，北齐灭，崔达拏杀乐安公主以复仇。19（P406） 北周 2 例。后梁柳雄亮之父柳桧在太守任上被反叛者黄众宝所杀。后黄众宝率众归顺北周，北周朝廷待以优礼。数年后，柳雄亮手刃黄众宝于北周京城。10（P827-829）孝女王舜，其父被从兄王长忻所杀，姊妹各持刀，手杀长忻夫妇，以告父墓。17（P3009） 无法确定朝代 3 例。项县民姚牛年十余，其父为乡人所杀。牛常卖衣物市刀戟，图欲报仇，后在县署前手刃仇人。14（P2207）卫义姬丈夫有先人之仇。仇家来报，丈夫避之。仇家得卫义姬，问其丈夫
20、所在，乃积薪燎之，卫义姬遂不言而被烧死。14（P2207）京师节女者，长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仇家欲报夫而无道，闻其妻孝义，乃劫其妻父父呼其女而告之计。节女念不听则杀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义，不孝不义，虽生不可以行于代。欲以身当之，且曰：“诺。夜在楼上新沐头东首卧则是矣。妾请开户。 ”而夜半仇家果至，断头持去，明视之，10乃其妻之头也。14（P2207） 上述事件总共有 32 例，显然比两汉时期少了许多。这种情况的出现，应当视为历朝历代不断明令禁止复仇的显著效果。除此，笔者认为，礼制的变化及礼对法的融合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两汉时期的礼制，是“推士礼以及天子” ，即以冠、婚、丧、祭、乡、
21、相见六礼为基础，进而扩大到天子祭祀、治军等国家层面。六礼与国家大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家大礼虽然是由“士礼”推及的，但具有不可侵犯的法律效力。如对皇帝不敬，诸侯对祭祀皇家宗庙的贡金不合标准等，都要判以重罪。然而六礼部分却与国家大礼若即若离。此时的礼法关系又是“援礼入法”的初级结合，在面临民间复仇相残这类事物时，礼与法的冲突则表现得十分尖锐，冲突的结果往往是礼处于支配地位。“杀人者死”是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只是原则，具体到谁杀了人，杀了什么人，为什么杀，则有千差万别，法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无能为力而屈从于礼。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礼制度经过了孕育、发展、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礼与法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最终形成有机的整体。礼有法的效力，法有礼的精神，在面临复仇残杀的社会现象时，礼与法变得可以协调。因此，一系列禁止仇杀法令的颁布，不仅没有表现为与礼的尖锐冲突，而且还与之互为补充。 三、 “礼”对禁复仇之法的影响 不应否认，建安年间曹操严令禁止复仇，针对的是东汉末年民间复仇之风。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曹操发出禁止复仇令以后，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各个时期一系列同类禁令的颁布，复仇现象得到一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