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从一家民间智库说开去最近又与王德禄交谈,使我决心介绍他的事业,即科学与民主在中关村所结的果实,而中国的希望,始终就在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自由民主精神的发扬光大。 独立的民间智库 我认识王德禄有 20 年了,他原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工作。1992 年人大通过三峡上马的决定后,由我的朋友范岱年介绍他来采访我。不久,这篇采访记就发表在刊物上。没想到,第二年他便下海创办了民间咨询机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后的决定。因为他想以“经济独立”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从属于人的生存方式。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缺乏独立的人格和应有的地位,我在许多文章中论述过,以下作一些引述:“自
2、古以来,学而优则仕。士人习惯依附权门,揣摩皇帝脾胃做文章,有的变成奴才学大师,代有传人。北宋以后,称夷为父,变为奴才的奴才,如秦桧(状元) 、贾似道、洪承畴等。当然也不乏人格独立的学者,如叶水心、顾亭林、黄宗羲、王船山等。我国自古无科学传统与民主传统,甚至不存在对自由的向往。无视自由妄谈民主,实缘木求鱼。个人自由乃民主社会的前提。西方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二三百年的努力实践,实现了工业革命,发达了自然科学,人权、自由、民主这些问题早就不在议事日程了。 ” 2“共产党的创始人以及后来的许多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可是为了所谓不断革命 ,知识与知识分子却化为异己的对立物。这个问题不彻底弄清楚
3、,我们走过的可怕的弯路不彻底弄明白,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搞不好的:我们必须从理论到实践澄清这些问题。 ” 毛泽东“长期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理论上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知识分子是毛 ,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面。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持这种态度?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回顾一下,把问题弄清楚。对待知识分子,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长期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和错误的认识” 。毛泽东“从世界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是由来已久的” 。 “毛泽东一生都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民问题。他只讲过一句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这也是从农业合作化的困难而言。他对农民的革命性
4、总是估计过高。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种劳动化才能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 。毛泽东“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绝对化,将知识分子与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把他们完全归属于旧的统治阶级,从而总是将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看待” 。 “我这里只简单谈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过去叫做皮上的毛 ,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关系到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问题。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他创造的剩余价值论,3都
5、值得重新研究,现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这方面的专著不少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体力劳动是简单劳动,似容易说通;但应用到复杂的劳动上,就比较困难了:尤其应用到脑力劳动特别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上,就更说不通了。人的智力、灵感这些属于知识水平与思维能力的脑力劳动,因人而异,是不可能计量化的。 红楼梦只有曹雪芹才能写得出来,你怎样计算其劳动价值?现在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宝贵的财富,如何计算其价值?比尔?盖茨的资产几百亿美元,怎样计算他创造的价值?科学技术所创造的价值,同工人、农民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怎样对比计算?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其载体是知识和知
6、识分子,是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是硕士、博士、博士后,还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所有这些人、这些知识分子同工人一样,都是生产力,都是创造劳动价值的,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以人体作比喻,知识分子是人的头脑。 ” 以“独立、科学、低调”为其生存之道,二十年来,王德禄创办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1986 年万里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讲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改革。在我看来,如果社会上不存在独立的民间咨询机构,不存在独立的民间智库,没有他们做出的独立性研究和判断,政府就很难做到决策的科学化。2011 年 5
7、 月 6 日,王德禄和范岱年又来我家时,送我他这几年的博客集共四本,知道他在市场经济具体事务的所思所想,特别他在硅谷与各种人物交流,所体现出新经济的新模式时,感到兴奋。他还谈到,不4要称“海归”要称“海鸥” ,同硅谷的有关人士应经常来往。2012 年,我与王德禄见面时,主动为他大写了“民间智库”四个字,这里面既有我对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些期许,也有对长城所取得成绩的赞誉。 新技术革命与民间智库 由于我对王德禄的一些咨询实践很感兴趣,就关心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王说他是中国石油大学毕业的,他的导师是戈革。戈革是研究玻尔的权威。王 2010 年 6 月 21 日在哥本哈根拜访玻尔研究所这篇博文中说:“这
8、次欧洲之行中,瑞士的苏黎世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苏黎世我拜访了爱因斯坦生活和工作过的苏黎世理工大学;而在哥本哈根则拜访了另一个上世纪伟大的科学巨匠尼尔斯?玻尔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玻尔研究所。这两位大师和我是有渊源的,我的大学老师戈革先生一辈子都在研究尼尔斯?玻尔,而影响我最深的许良英老师则一辈子在研究爱因斯坦。这两位长者对我的人生有巨大的影响,从七十年代末至今,我都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今天行将拜访的玻尔研究所,我有很多的期待。 ”参观完玻尔办公室后,他在留言簿上的留言是“玻尔是新经济的先驱” 。 中国的新经济发展,发端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胡赵执政时期的“新技术革
9、命”大讨论。当时关于新技术革命大讨论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人认为“新技术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概念。然而胡耀邦有一句反驳的话,很经典:“我们要过的两条河,不是长江与黄河,是愚昧与贫穷。无知是可以的,但是狂妄自大是不对的。 ”1985 年 3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个决定把全面应对新技术革命的5问题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技术市场、鼓励创业、发展风险投资以及建立科技园区等一系列政策。在国务院总理的主持下,国务院批准了中关村一个科技园区,也就是今天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现在看来胡赵时期对新技术革命的讨论,对中国的影响是持续的、深远的。可以说,改革开放为
10、王德禄他们下海提供了机遇,新技术革命为长城所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王德禄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正是受到新技术革命影响很大的一批年轻人。他回忆说,当时三本美国未来学家的书使他心潮澎湃:丹尼尔?贝尔 1973 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阿尔文?托夫勒 1980 年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 1982 年的大趋势 。他正是受这些影响,选择了咨询业创业,决定用大脑里的知识、智慧创造财富,独立思考养活自己,贡献国家。 中关村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 我在“十八大”书面发言中专门讲到科学与民主:“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的创新;此种创新又同
11、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1919 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 ” 今年 2 月 12 日王德禄与范岱年、刘志光来我处,整整谈了一上午。我同他们谈到,如果说世界上有些独裁者用专政的手段统治,毛泽东是他们中最厉害的,因为他想尽办法给人洗脑,都当螺丝钉(学雷锋就是当螺丝钉) 。中国要走向民主、走向宪政,必须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6出来。我在总结毛泽东的历史教训方面一共出了 5 本书, 早年毛泽东 、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 、 庐山会议实录 、 大跃进亲历记 、 毛泽东晚年悲剧 。
12、我最后出的一本书是香港版何时宪政大开张 。因为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的权术,又吸收了近代专政的手段,所以我认为总结毛泽东的教训是比较难的,从中国人来讲,政治家玩弄权术似乎非常自然,政治家从来没有感到权力容易给人民造成伤害;对西方人来讲,似乎很难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帝王的权谋。 在王德禄的博客集里对温家宝的关于“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表述,有一个很好的诠释:温总理说得很诚恳,很多都是对的,温总理表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却对权力的可怕性缺乏警觉。西方有名的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他没有意识到,权力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东西,它像一只老虎,随时会侵害无辜的人。权力不但侵害无辜的人,也会侵蚀执掌权力
13、的人的心灵。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意识到了权力的可怕,认识到权力就像一只老虎,所以几乎每一任总统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没有对权力产生过恐惧。当权者一旦拿到权力,往往就在某些方面丧失了自制力,开始玩弄权术,丝毫不会意识到自己心灵的扭曲;比较好一些的,尚能在操守上把持住自己,但这并不等于对权力的警觉即使是出于好意,也可能产生坏的结果。所以,一定要监督权力、约束权力。 “如何来约束权力” ,正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要做到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是让媒体监督权力,第二是让权力多元化,第三是让权力受到真正的制衡。 7中关村成为中国的科学城,可追溯到清朝
14、末年的清华学堂和近代的燕京大学,陈毅决定科学院选址在中关村。今天,在市场经济和创业自由方面,中关村做出了很多探索,并取得了成功。在读王德禄的博客时,我注意到了关于“中关村文化”的讨论,核心观点是:中关村的文化是“科学、民主、与时俱进、鼓励冒险、宽容失败” 。可以说,五四以来“科学与民主”精神,只有在中关村的发展中才真正得到了继承。 首先,中关村发展的“科学”突出体现在两点:一是依靠科学技术创造社会财富;二是遵循市场经济和新经济的发展规律。中国传统体制将科学与经济分离,其负面影响至今还需持续清除。历史上中国不遵循客观规律的事太多了,并因此拖了中国发展的后腿。而这两点,在中关村都有本质的改变。 其
15、二,中关村发展的“民主” ,突出体现在基于市场规律的经济民主,以及创新型企业内部的思想民主。没有前者,就没有今日中关村数以万计的自由创业者,也无法形成政府服务于企业的新型的政企关系;而没有后者,则无法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大公司。 其三,中关村的成功,也得益于思想自由,这种思想自由体现在对“想法”的尊重、对“创业”的尊重,许多自由思想来自于从硅谷回国的创业者。 2012 年 12 月 13 日,温家宝考察中关村时说,中关村发展的经验,一是人的解放,让人活起来,自由地去创造。这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也是中关村发展的根本。二是体制创新,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经济与科技紧密结合,这是科技体制
16、改革的核心,也是中关村成功的道8路。我认为温家宝的这两点说到了根本。 中关村是中国的希望 王德禄告诉我,近几年,他频繁来往于硅谷和中关村,并且写了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一书。他说,如今硅谷许多经济现象都出现在中关村,像系列创业家和天使投资网络等等。 在王德禄的博客集里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反思:2012 年 2-3 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更大的开放性和普世人权的保护是促进所有国家创新的最好方式,中国也不例外” ,认为“专制体制限制人们的思考,禁锢创新精神” , “美国的经济相比中国经济,至少有一个关键的优势创新” ,而这种优势又依赖于“美国自由” 。他认为“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具创新能力的
17、国家” ,而“依中国目前这种体制,中国无法主导世界,美国才能主导世界” ,并不客气地说“中国缺乏创新能力”。王德禄由于做“海鸥”的身份,感触太深,才引出拜登这段话。这里,我举出一个统计数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占 70%。这就说明,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确实在一张白纸上画了最新最美的图画,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应该说, “创新”是美国人真正值得骄傲和沾沾自喜的地方。的确,自由主义的文化,创新条件的完备,大量技术移民的融入,全球经济霸主及新兴产业引领者的地位,等等,使美国在全球呈现出创新环境最好、创新群体最大、创新能力最强、创新阶段最高的发展态势。中国在中长期科技规划后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
18、的国家战略后,方方面面都在进行创新方面的努力。拜登的这次讲话应该理解成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泼了一次冷水,应引起中国各方面关注。中国在创新发展的9过程中,不仅存在高端创新领军人才匮乏等现实障碍,还存在长久以来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包袱,也存在限制人们思想自由、抑制原创等不利的体制、机制障碍。不过,拜登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不同的国家或时代需要有不同的创新范式,而不同的范式则取决于一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及战略需求。就技术层面、需求层面、竞争层面而言,发达国家往往需要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引领性创新,而欠发达国家更多的需要集成性创新、适应性创新和跟随式创新。对于中国创新发展的判断,首先应该立足于中国欠发达的发
19、展阶段,着眼于中国的超赶战略。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 30 年,就是通过大量跟随式创新紧紧跟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 30 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我们确实需要从原有的创新范式逐步向集成创新、适应性创新同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引领性创新并重的创新范式转变。但是,创新范式的转换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要弥补人家发展几百年沉淀下的差距,还要破除几千年来留下的思想文化包袱,更要扫清 60年来累积下的体制机制障碍。就这一点而言,拜登说的是正确的。 我认为,中国经济未来有没有希望,在于今后的 30
20、年是否能走上原始创新、原创产业发展之路。所谓原创,必须来自思想自由,从本质上来说,只有在思想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原创。要想真正做到思想自由,就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目前的中国急需第二次思想解放,只有打开一切束缚人们手脚的锁链,才能最大地激发人的潜能,发挥出无限的创造力。 10中关村一直在努力追赶硅谷,与硅谷间建立起了发达的人脉网络,二者差距正在缩小。根据长城所的研究,中关村是世界第二大高新区,仅次于硅谷。近些年,中关村出现了很多“海鸥” 、系列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也出现了怀揣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他们来到中关村,为中关村发展带来新的活力,而中关村也越来越强调原创、鼓励改变世界、不断扩大思想自由。 科学、民主、自由的深化与相应的新的制度安排,已渗透到中关村的所有人、所有事、所有环节中,并且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责任编辑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