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当今边疆地区环境史视野下的“瘴”研究辩析摘要：环境史是当今史学研究中的热门。在对边疆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尤其是在对“瘴”的研究上，很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但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往往持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取向，违背史料运用的基本原则，在论证过程中，其逻辑思维本身是矛盾的，得出的结论不少与科学原理、生活常识相悖。 关键词：边疆地区；环境史；瘴；史料运用；逻辑思维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6-0077-12 在环境问题曰益突出的当代，环境史研究无疑是当今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其相关成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由于史料中有关“瘴”的记载极为丰富
2、，且存在的时间长达近两千年，很自然成为边疆地区环境史研究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十余年来，众多学者倾力研究，或侧重于瘴的名称及含义解释，或侧重于瘴区的历史变迁，或侧重于从疾病医学角度以及文化学、传播学、地理学、景观学等角度来研究瘴，已取得了不少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成果。在这些成果中，颇值得指出的是张文的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和张轲风的从“障”到“瘴”“瘴气”说生成的地理空间基础两文。前者认为瘴乃古代的文化概念而已，是统治者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地域歧视的重要表现。后者主要从词的释义角度考证了“瘴”字的演变过程，2认为瘴的广泛使用，体现出中原汉文化的强烈意识。但在众多的研究
3、成果中，不少研究者往往以一种先人为主的思维取向从事研究，在史料的分析与运用上，违背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以致在研究中常出现逻辑自相矛盾的现象，这一现象是颇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在“瘴”研究已持续一段时间并取得相当成绩的情况下，很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与争鸣，才能推动“瘴”研究向纵深发展。在此，笔者对于瘴气、瘴疠等历史名词、概念不作具体的辨析，只从史学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近十年来以边疆地区环境史为视角的瘴研究，阐述自己的一孔之见。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尊重诸多学者所付出的努力，所提出的不同见解，丝毫没有贬低已有成果之意。只是从反向思维的角度。对现今的瘴研究进行必要的学术争鸣。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
4、者批评指正！ 一、 “瘴”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近世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就曾明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学者也持相同的论点，认为“没有史料，没有历史”。在史学研究中，史料正确与否，不仅决定史学研究结论的正误，同时也决定着研究本身的价值。中国史料浩如烟海，又往往真伪并存，故史学研究对史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忠实、准确。在征引史料前，对史料本身进行必要的考证，信而后引，这也是最基本的原则。但近来的边疆地区环境史研究，特别是对“瘴”的研究上，不少研究者却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大致
5、有如下数端： 31 盲信所谓的原始记载。直接引用明显具有逻辑矛盾的史料 关于“瘴”的最早记载，一些学者认为出自东汉， 后汉书是首部记载瘴的正史。仅马援传中就有 3 处明确提到瘴。其一是记载马援南征交阯，斩征侧、征贰，班师回朝。因其有功，东汉封其为新息侯。马援于是“击牛酾酒，劳飨军士” 。在宴会中，马援谓官属曰：“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 ，又言“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 。这里显然是指瘴气，瘴气的杀伤威力已然超过了手持武器的敌人。其二载“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 ；其三，云阳令朱勃上疏
6、为马援伸冤，声称“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 ”其中尤以马援声称的“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 ，为后世津津乐道，奉为圭臬。以此为发端，有关瘴的记载才逐渐多了起来。先不论此条史料存在的问题。即使为真，也只能说明东汉时期在交阯才有所谓的“瘴”存在。然而。让人不明白的是，何以自东汉后，瘴气会蔓延到交阯以外的整个中国广大南方地区？所有的研究者对此均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仅从后汉书记载的这条史料本身看。至少也是存在明显问题的。笔者认为：这条史料的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自相矛盾，缺乏可信度。试想，按马援描述，交阯的瘴气是如此之毒，能够“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
7、，说明是近距离观察了。问题是在弥漫着巨毒的“瘴气”熏蒸之下，既然飞禽之类的生物，立刻堕毙水中，而同样作为生物体的亲历者，又怎么能安然无恙？更何况马援叙述此事时，是在犒劳士卒的宴会上，也就是说纯4属酒后“真言” 。酒饱饭足之际，对部属吹嘘一下自己的战功，与所经历的危险故事，本是一种正常行为，但却不能将这些酒后真言当作信史看待。在他之后，其他人所提到的“瘴” ，也是根据马援所说的“瘴”加以陈述的，并非亲身经历。还有就是“瘴”一出现便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从史料记载看，既具有“气”的属性，即为自然界散发的“有毒气体” 。又具有“病”的特征，所谓“瘴疫” 。不论史料描述的瘴为烈性有毒气体，还是疾病，士卒染
8、瘴而死者均在十分之四、五左右，但如从后汉书“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的记载来看，瘴并非毒不可治，其时人们显然已掌握了食用薏苡以胜瘴气的办法。问题是既然人们已找到战胜瘴气的办法，士卒又为何还有死亡十分之四、五的高死亡率呢？而且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这个士卒死亡的比例，到魏晋南北朝再至宋代都是如此！如南史卷 66杜僧明传载，梁大同年间，杜子雄率军讨伐叛军，士卒中瘴毒， “至合浦，死者十之六七” ；宋史卷 348王祖道传载“祖道在桂四年，其地瘴疠，戍者岁亡十之五六” ；文彦博疏称：“北兵往戍，不习水土，每至岁满，戍还，瘴死者十有三四” 。由此可见，自汉以来，中瘴死者的比例多在十之五
9、左右波动，当然也有一些人宣称“岭南外区，瘴疠薰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生” 。而同样的，至少在宋代，时人已掌握应对“瘴”的办法了。也就是说，从史料记载的源头看，士卒染瘴的高致死率从一开始就与其时人们的认识与防治是自相矛盾的。 自马援描述瘴气之毒后，广为后世史家所引述。至宋代时，在史料记载上，对于其所说的看见飞鸟堕地的地址至少出现了相互矛盾的两处。其一为广西容州。史称“此地多瘴5气，江水即马援云仰视鸟鸢跕跕堕水中，即此地也” ；其二为广西合浦。史载“春，青草瘴；秋，黄茅瘴。元和郡县志云：自瘴江至此，瘴疠尤甚，中之者多死。举体如墨，春秋两时弥盛，春谓青草瘴，秋谓黄茅瘴。马援所谓仰视鸟鸢跕跕堕水中，
10、即此也。 ”同一作者写的同一部史书，对此记载即出现了矛盾的状况，说明史料记载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即后代存在套用前代记载的情况。 又如有关“瘴母”的记载，其实源自西晋时期的“鬼弹” ，其中干宝的搜神记卷 12 有载。称“汉永昌郡不违县有禁水，水有毒气，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辄病杀人。其气中有恶物，不见其形，其似有声，如有所投击。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土俗号为鬼弹。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条材料，一些学者竟深信不疑。稍具史学常识的人，即可知道， 搜神记作为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所载皆多怪异。作为史学研究者，是不应该将其所载内容视作史实对待的。更何况“鬼弹” ， “中木则折，中人
11、则害” ，威力如此巨大，凡人自是难以接近，旁观者又如何能够逃脱？ 2 没有注意到史料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重复”性 不可否认。自东汉后，有关“瘴”的史料记载，越来越多，有一个曰渐丰富的过程。如以瘴的史料记载多寡而论，大体是隋以前属萌芽期，隋唐时属发展期，宋至清中叶则属爆发期，这一时期有关“瘴”的史料记载丰富程度达到顶峰。清末以后为衰落期，史料对瘴的记载才渐渐减少。 然而，在这些“丰富”的史料中，只要细心考察，便可发现，不论6是正史、私人笔记还是地方志，其所记载的史料均有相当的“重复”性。即不少所谓的史料完全是后人“抄袭”前人史料的结果。这是从事瘴研究不能回避的事实。这样，史料层层相因，无疑给人“瘴
12、”气极盛的深刻印象。 如前述之“鬼弹”与后来的“瘴母”的史料流传就很能说明问题。关于“鬼弹” ，西晋干宝搜神记与左思别传均有提及。 左思别传称“初， （左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冈，碧鸡振翼而云披，鬼弹飞丸以礌礅，火井腾光而赫曦” 。左思所处年代略早于干宝，考虑到左思别传为南朝人注引，且版本文字并不相同，并不能排除后人添加的可能。故谁是“鬼弹”的最早提及者，实已难详考，但最早出现于西晋应是没有问题的。自此之后，关于“鬼弹”的史料记载开始多了起来，且有所变化。先是晋代佚名所编南中八郡志作了摘录，其后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卷 38若水以及萧统在昭明文选也都作了摘引。宋以后的史书、医书皆引用不
13、断，但多以引南中八郡志为主，其书佚失后，宋代太平御览卷 15天部十五气即作了摘引，并进一步作了发挥，称“南中八郡志曰：永昌郡有禁水，水有恶毒气，中物则有声，中树木则折，名曰：鬼弹 。中人则奄然溃烂。 ”北宋时伪托晋人李石所撰的续博物志卷 2 对“鬼弹”的记载称“先提山有钧蛇，水傍瘴气特恶，气中有物，不见其形，其作有声，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名曰鬼弹。 ”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 42虫部附录水虎鬼弹将之列为“溪毒”之类，也是引用了已佚的南中八郡志 ，称“其气有恶物作声，不见其形，中人则青烂，名曰鬼弹 ”。7至清代医书所引，皆不出此内容。 至于史书中的“瘴母”即由“鬼弹”演义而来。晚唐时，瘴母之说开始
14、流行，先是刘恂在岭表录异卷上载“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 ”唐人郑熊番禺杂记中有关“瘴母”的记载，从文字到内容与此完全一致，因郑熊所处年代略晚于刘恂，故应是摘引岭表录异之故。其后陆游在避暑漫抄中又作了摘引， “瘴母”之说遂逐渐流传开来。至明代，邝露在其赤雅卷下，再对“瘴母”作了更加具体、形象生动的描述。称“瘴起时，望之有气一道，上冲如柱，少顷散漫，下似黄雾，空中如弹丸，渐大如车轮，四下掷人。中之者为痞闷，为疯痖，为汗死。人若伏地，从其自掷，则无恙。 ”由于作者出生于广东南海，且有游历广西民族地区的亲身经历，故他所述，总能给人场景逼真的感觉。晚明汤显
15、祖的戏剧邯郸记第二十二出也有这样的描写： 过了连州地方与广东接界。童脑领上黑碌碌的一大古子来了。（生禁声！那是瘴气头，号为瘴母。叹介黑碌碌瘴影天笼罩，和你护着嘴鼻过去。 （走介好了，瘴头过了。童又一个瘴头。生怎了，怎了，这里有天难靠，北地里坚牢，偏到的南方寿夭。 至清代，史家及西南各省方志所载“瘴母” ，皆与前述大同小异。惟文字不同而已。 又如关于“瘴”的种类，也有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较早以植物命名的瘴，是在晋代。其时史料有载“芒茅枯时，瘴疫大作，交广皆尔也。土人呼曰黄茅瘴，又曰黄芒瘴” 。之后，在唐代开始盛传开来。在唐人所8修的陈书 、 南史中均有记载，称“时春草已生，瘴疠方起” 。其时民间
16、已有“青草黄茅瘴，不死成和尚”的谚语， 元和郡县志也载“青草黄茅瘴，瘴疠尤甚” 。至宋代开始，种类又进一步增多了。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杂志记载的植物瘴已有数种之多，称“邕州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 ”其后，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风土门按发病症状将瘴分为冷瘴、热瘴等。邝露赤雅卷下所录之瘴，皆采自桂海虞衡志 ，清代闵叙粤述在原有基础上，又新增了桂花瘴、菊花瘴。至于以动物命名的瘴，则始自唐代，较早的记载有“瘴广之南新、勤春十州，呼为南道，多鹦鹉。食木叶榕实。凡养之俗，忌以手频触其背，犯者即多病颤而卒。土人谓为鹦鹉瘴” 。之后，这
17、一史料开始为宋人所引用。范成大则作了更进一步的描述，称“南人养鹦鹉者云，此物出炎方，稍北，中冷则发瘴，噤战如人患寒热，以柑子饲之则愈，不然必死。 ”明人王圻所纂稗史汇编卷 159禽兽门禽上也作了摘录。 以上记载中，尤以桂海虞衡志 、 岭外代答 、 赤雅等私人著述广为广西、云南等地方志以及医书所引。只要仔细检阅，便可发现自宋以后， “瘴”这一名称有一个明显的丰富、发展过程。在原有植物命名的瘴上，甚至出现了黄瓜瘴、芳草瘴。以动物为名的瘴中，有虾蟆瘴、朴蛇瘴、蚺蛇瘴、孔雀瘴等，甚至还出现了人瘴。林林总总，无不是不同朝代，不同作者之间不断转述、渲染的结果，从而导致有关瘴的史料记载，在不同作品间，不同地
18、区间均出现了高度一致的状况。正如史料所载：“人有恒言，五岭之外多瘴，今广之9东西是也” 。这个“恒言” ，正说明了所谓岭南多瘴系由历代人士反复重述而来这个事实。如果对这一问题不从史料学上深加辨析，而是以此作为研究基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科学、不可靠的。 从最原始的史料记载看，不少载“瘴”的古籍都有“述异” 、 “志怪”性质。经过一代代作者的反复转引、添补，最终成了“史料” 。但近来的研究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3 只摘引于己有用的史料，回避于己不利的史料 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历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复原客观真实的历史。要求研究者在众多的史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现实是近来部分研究
19、者在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瘴时，在史料运用这个原则问题上，却持一种先人为主的思维取向。采取了厚此薄彼的态度，甚至只摘引于己有用的史料，回避不利于己的史料这样的治学态度，因而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全面的。 诚然，历史上关于“瘴”的记载，委实不少，可称俯拾即是。但是否有瘴，即使在古人看来也是大有分歧的。尤其是宋以来，对瘴之说表示怀疑、甚至断然否定其存在的，也大有人在。这样，在史料中，常常出现较为明显的相互矛盾的记载。 如桂林，唐诗人许浑在送杜秀才归桂林中称：“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 。白居易则称“桂林无瘴气。柏署有清风” 。白居易（772 年 846 年）与许浑（生卒年不详，史载其于唐文宗大和六
20、年即公元 832 年中进士）生活的年代，大体相近，何以在一人嘴里称有瘴，在另一人嘴里则称无瘴了？至宋代桂海虞衡志杂志又载“瘴，二广10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 。宋代的昭州（今平乐县） ，宋时一些人称其为“大法场” ，邹浩称其为“昏昏瘴海” ，庐陵人徐俯则称“两岁昭潭无瘴疠，清秋郁郁望神岗” 。海南岛，宋代周去非称“海南之琼管，海北之廉、雷、化，虽曰深广，而瘴乃稍轻” ，说明海南是有瘴气存在的，只不过程度轻微一些而已。但宋代赵汝适却称海南气候虽与中州异，但“地无烟瘴水潦之患” 。同样是同一地方，究竟是有瘴还是无瘴，同时代人的看法并不相同。至于后代，持异议者更是多见，如民国贵县志称“昔之
21、所谓瘴者，不独桂林无之，梧、浔以上之郡县皆无之，极之泗城、西隆之崇山峻岭，人迹罕经之处，亦无之，旧通志谓草木壅翳，蛇虺出没者，概乎其未之见也。至闵叙粤述谓地卑土薄，阳气常泄，人居其间，腠理不密，肤多汗出，往往致病。夫阴阳疵疠，何地无之，而且归咎于其地之气候，殆亦不必然也。 ” 还有就是，瘴既然毒害巨大，有瘴之地显然是不适于人类生存的。可事实上，有史以来，边疆地区所谓的“瘴乡” 、 “瘴海” ，却是古人类的故乡。目前已有的考古发掘中，已知的就有云南元谋人、广西柳江人、广东马坝人等，近来在广西古代号称“重瘴区”的百色市辖区内，就发掘了大量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明遗址与遗物。说明在很早时期，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明代，郁林、苍梧等地，为史料记载有瘴之地，可却是当时广西人口最为稠密之地。为解释这个问题，古人也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史料记载。一为土著居民适应当地环境了，具有免疫力，所谓“土人谙则不为病” ；“盖身居覆载之间，曰食动植之物。凡往来岭南之人，无不病且危殆，何也？若所谓南人生长其间，与水土之气相谙，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