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共产国际为什么批判宋庆龄宋庆龄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一个闪光的名字，国人评价她的一生离不开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些美誉，她的好友爱泼斯坦称她为“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但是宋庆龄的生活中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她曾经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判的对象，斯大林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拙文宋庆龄与第三党 （刊于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编孙中山宋庆龄文献与研究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年版）曾着重梳理宋庆龄与第三党的关系。众所周知，1927 年国共两党出现分裂后，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和跨党的谭平山等人开始酝酿组建第三
2、党。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此时对于国民党左派担任中国革命领导仍抱有期望，因此最初他们支持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建立于莫斯科的作为中国革命领导机关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及他们于1927 年 11 月 1 日在苏联发表的对中国民众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即莫斯科宣言 ，下用宣言 ） ，此后由于共产国际内部左倾盲动路线发力，向忠发为了向斯大林表忠心，制造第三党“反对中共反对共产国际，是机会主义倾向”的冤案，斯大林等也指示中共对第三党予以追究并安排对邓演达、宋庆龄的批判。本文的着重点即是通过勾勒第三党与国共两党及苏俄和共产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解读共产国际对宋庆龄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 2
3、因土地革命政策分歧 而另起炉灶的“第三党” 什么是第三党？这是介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个政党，因其政纲既非“国”也非“共” ，所以称第三党，其倡导者谭平山、宋庆龄及邓演达等主张抛弃国民党的道路，也修正共产党的道路，而走第三条道路。 “道路”主要指的是工农政策，特别是土地革命政策。 是谁最早提出组建第三党的主张？是谭平山，他是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 6 次扩大全会（1926 年 11-12 月）的中共代表。国民党代表是胡汉民。就是在这次全会上谭平山公开提出修正中共土地革命政策，建立一个“国” 、 “共”之外的第三党。 谭平山的支持者是哪些人？这里有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中共领导人张
4、国焘，国民党方面有被称左派人士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曾为孙中山秘书、主管国民党航空、外交等事务） 、徐谦、陈其瑗、彭泽民，稍后有章伯钧等。 为什么是谭平山先行提出？国共合作时期谭为国民党组织部长，他看到农民运动情况令人担忧，不可继续，必须改变。 先看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在 1920 年就阅读了苏俄的土地法令 。他不赞成苏俄那样激烈的道路。1923 年 10 月孙中山以广州大元帅大本营名义颁布了一个广东田土业佃保障条例 ，基本思想是调和地主与农民间的利益，即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保障田主和租佃者双方的利益，通过组织和教育农民，逐步改变和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达到耕者有其
5、田的目的。 3鲍罗庭 1923 年 10 月到广州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他一心想按照苏俄十月革命后颁布的土地法令的精神掀起激烈的阶级斗争及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革命。他曾经在 1923 年 11 月通过廖仲恺让孙中山立即颁布类似苏俄土地法令那样的文件。孙中山起初不予理睬，拖延了相当时间，后来鲍罗庭就催促廖仲恺去找孙中山，孙还是不办，并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详细介绍自己的主张，事实上孙中山是在暗渡陈仓，他强调的是不能在广东掀起激烈的没收地主土地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是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可将其概括为没收包括地主在内的一切有产者的财产，在农村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在湖南，彭湃在
6、海陆丰都是这样做的。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生动而全面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践。 被鼓动起来的农民表现着强烈的自发性，仅湖南一地“有组织、有册可查的”就达 518 万农协会员， “能影响的人数在千万以上” 。国民革命军将领谭延?的女婿被要求捐巨款，谭氏闻之大惊，急忙托人说情。煽动阶级斗争蛊惑仇恨和报复这个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就不可收拾。仿照苏俄土地法令组织的农民运动其破坏性立即昭显出来。 国民党人邓演达起初觉得毛泽东在湖南的做法值得仿效，但后来发生了改变。谭平山到湖南农民运动第一线考察，带回的不是激情昂扬赞颂农民运动“好得很”的印象，反倒在 1927 年 5 月发出布告，称“必
7、须纠正农民之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佚出轨范侵害多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需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4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 。为纠正农民运动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他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把没收地主土地的范围限制在拥有一定数量者如 20、30、50、200 亩以上者。可是一些激进者说这样做来就是“耕者无其田”了。徐特立和周恩来都认为谭平山的担心不无理由，然而谭平山被某些人斥责为“可耻” 。 不过支持谭平山的国共负责干部者大有人在，相当一部分人决心改变土地革命的路线方向，改革国民党，如陈独秀、张国焘，国民党人宋庆龄、邓演达，邓的苏联政治顾问杰罗尼也有
8、这样的意图。在国民党方面，邓演达在 1927 年 6 月发表了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一文，指出真正要革命的国民党的信徒，必须把青天白日旗抓在手上。亮出了撇开国共两党另外组党的意图，他的特点是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合作。 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宋庆龄对于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联俄的政策、分共、反共十分不满，于是同谭平山、邓演达一道加快了组党。 国民党中央的陈友仁、何香凝也持同样态度。于是他们和徐谦、陈其瑗等交换意见， “相约集合同志，为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而奋斗到底” 。他们的主张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一个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第三个政党，以继续领导国民革命。因为孙中山使用过“中
9、华革命党”这个名称，1927 年夏，谭平山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左派联合会”时，也考虑这样命名即将成立的党。 莫斯科支持高举国民党左派旗帜的第三党组党活动 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向来被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5分子的国民党人居然得到红都莫斯科的支持。 所以说“有趣”是指第三党的组党活动最初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因为莫斯科有过建立一个亲苏的国民党左派政府的打算。宋庆龄、邓演达等则试图高举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继续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希望像当年孙中山身处绝境时一样，得到苏联援助。 先是，经鲍罗庭帮助，1927 年 6 月 30 日，邓演达离开汉口，经香港前往苏联。邓走后，国共人士于 7
10、月初，自行聚集，谭平山分别与郑太朴、施复亮、陈公博等讨论组党。他们认为，陈独秀不行了，国民党也不行了，建立一个新党领导革命势在必行。总政治部的干部和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都赞成邓演达另外组党的想法。就连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本人，在 7 月 17 日离开武汉回苏联前的一段时间里，也曾“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对抗蒋介石和国民党上层。这就是为什么 8 月 15 日邓演达到莫斯科，苏联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后是，宋庆龄与陈友仁及其女儿 9 月 6 日到达莫斯科，也是一路受到热烈欢迎。 宋庆龄到达苏联初期，斯大林批示向她和同行者提供费用，命令苏共中央的叶努基泽周密地为他们安排活动
11、，这时莫斯科的基本路线依然是尽最大可能“使国民党革命化和民主化，并与共产党组成政府” 。斯大林感到武汉政府高层已经被 “充分利用” ，成了被挤干的柠檬。现在需要“做些努力掌握国民党的外围使之对抗高层” 。 在莫斯科，宋庆龄、陈友仁和邓演达共同商讨的是，成立一个组织6作为临时性革命领导机关。在他们的想法中，这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中国式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团体。可以与共产国际合作，可以与共产党合作。邓演达联络香港何香凝，邀请他们共同组建新党。 就这样经国内外互动才有 1927 年 11 月 1 日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 （简称莫斯科宣言 ）的发表。宣言发表者使用名义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
12、会” 。它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因为宋庆龄等“宣告南京武汉的伪党部中央之罪过” ，不承认其作用，二是高祭起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帜，称它要“临时行使革命领导之机能” ，直到中国国民党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之日，本会职权即行撤销。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策划 在中国建立苏维埃 尽管这个准政党性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出现了，它的宣言也使国内宋庆龄等人的支持者受到很大鼓舞。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方面中共、共产国际和国民党都没有承认其“领导”地位。第三党的酝酿一直是在共产国际的极左风雨中进行的。 共产国际左倾盲动路线发力，这是宋庆龄等第三党的筹组者并不知晓但对他们影响很大的因素。原来 1
13、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发生时，中国革命委员会超过 25 名委员（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黄琪翔、陈友仁、于右任、彭泽民、朱晖日和跨党的中共党员等）联合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时表明的政治主张，恰恰就是后来宋庆龄、谭平山和邓演达的主张：“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7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 ，以及“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 。 “平民利益”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个宣言的亮点。 然而谭平山的境遇开始恶化。几天后中共“八七会议”上谭平山被戴上“拒绝赞助土地革命”的帽子而受到批判。1927 年 9 月中共也改变了方针，认为一些人“打算创造秘密的革命国民党的组织，或稍为
14、团结左派分子，一直到现在尚无成绩之可言” 。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也“不耐烦” ，并在莫斯科紧锣密鼓策划着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产国际指示其代表罗敏纳兹“在国民党左派的思想完全失败和新的革命高潮出现的情况下，那就必须建立苏维埃了” 、 “彻底的民权革命一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了。 1927 年 10 月 6 日斯大林指示罗敏纳兹立即动手在广东组织苏维埃，提出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农会和农村” ，组织广州工人纠察队，教会他们使用武器，在共产党的政治委员会里设立契卡和革命法庭。像谭平山那样的动摇分子，一定要清除，给他一个名誉头衔。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又在“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乌托邦
15、的幻影广州苏维埃，以其取代武汉汪精卫政权和南京蒋介石的政权。 12 月 11 日发生了广州起义，它遵循的是共产党宣言关于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信条，提出了与十月革命一样的口号“一切权力归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 “尽死力鼓动农民武装起来争夺土地与政权，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宁枉杀不姑纵。没收地主富商之一切财产” 。几个月前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的“左派”将军张发奎和北伐名将黄琪翔及李福林、朱晖日等联合镇压了起义，成了“杂种们” “王8八蛋们” 。劳农国家苏联的副领事被杀。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参与是年 8 月 1 日联合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的国共人士至此彻底分道扬镳。此后，又一批人开始考
16、虑组建介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三党的问题。广州苏维埃政权仅仅存在两天就消失了。共产国际代表被召回苏联。许多起义的参加者如张国焘、叶挺、陈独秀等逃亡香港，在那里得到中共的老朋友彭泽民的帮助。大家都在考虑中共的路线是否正确。1928 年初中共领导人张国焘、陈独秀在香港讨论过摆脱共产国际，以原来的同志为基础“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问题。还有的人也在寻求不同于中共的另外一条道路，叶挺便是其中之一。这就是后来叶挺成为共产国际批判对象的主要原因。 斯大林试图利用宋庆龄分化、打击国民党上层 广州起义失败，共产国际丢了面子。是年托洛茨基败给斯大林。后者作为共产国际一度的执牛耳者表现了强大的震慑力。中共驻共产
17、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向忠发等人左性大发，为了表示对斯大林和苏式共产主义的忠诚，这位工人出身的中共总书记接连制造一个个针对自己同胞的冤案。 “江浙同乡会”的案子还没有平反，他就制造了另外一起冤案。这就是为第三党定性。作为该党筹建者之一，宋庆龄的处境也因之发生了微妙变化。 尽管 1927 年国共分裂前夕，斯大林承认自己和身边幕僚被中国复杂的形势弄“糊涂”了，但他让陈独秀当了所谓中国革命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替罪羊，洋人为陈独秀“量身定制”的这顶帽子压在他头上几十年，而且斯大林的做法在中共党内开创了“总书记9反党”的恶劣先例。 向忠发知道第三党的主张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中共党内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内许多
18、人对中共政策不满，便开始紧锣密鼓处理事态。1928 年 2月 11 日，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报告，说“中共正在分裂”，被开除出党的谭平山聚集了一批人在身边，反对中共，被列举的人有杨匏安、冯菊坡、郭瘦真、阮啸仙、张善铭、于树德、李求实、叶挺等，好像周恩来也有些倾向于谭平山。这一切“与谭平山的影响不无关系” 。紧接着，向忠发使出杀手锏，为谭平山等人和他们正在筹划的工农党定性：反对中共，反对共产国际；是机会主义倾向。 四天之后，2 月 15 日向忠发再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这个尚处于酝酿阶段的十分松散的群体定性为“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半孟什维克”性质，建议尽最大可能与谭平山进行斗争，要“从
19、思想上揭露之” ，以便“从组织上巩固”中共。 斯大林自然支持他的无产阶级战友，他不仅亲自过问此事，而且在 2 月 23 日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其决议中把向忠发使用的“半孟什维克”中的“半”字去掉，升级为“孟什维克” 。决议称：“中国共产党应当对那些原共产党员谭平山等为组建名为真正共产党的农工党 ，实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做法进行无情的斗争。事实上，这是孟什维克的、反对工农的政党，是蒋介石和其它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们的驯服工具” 。又过两天，2 月 2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9 次扩大全会把这一段话写入正式决议。再后，斯大林的观点载入了中共在莫斯科举行的第 6 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20、中，内称“第三党” 、 “工农党”是“要来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 ，中共要“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10奸细” 。 宋庆龄的地位可想而知。接下来的事更加离奇。1928 年 2 月 17、21日宋庆龄给时在德国的邓演达写了两封信。邓演达回了一封长信，告诉宋庆龄，最近收到“国内无量数的信件和请求”都向宋庆龄致意。邓演达告诉宋庆龄的信息是：叶挺要来苏联；彭泽民来信中认为“第三党的组织是必要的，容易成功的。 ”邓演达以为可以继续使用孙中山“从前在日本的主张，就以中华革命党为新党的名号”建党。为此他建议宋庆龄或到日本或到德国面谋建党的事。 不知道宋庆龄是否接到这封信。能够见到的是，信封和信完好地收藏在俄
21、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 。这封信遂引起了一阵波澜，它被译为俄文交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3 月 22 日，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会议并就邓演达信中提到的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等人逐一做出具体指示。 关于叶挺，斯大林令其到“疗养院住一个半月，然后给他一个机会提高军事素养” 。为不让叶挺与宋庆龄、邓演达很快相见，斯大林再指示“利用”宋庆龄：“最好让她到美国去一两个月，做报告，发表演说，宣传苏联和中国。 ”“如果宋庆龄愿意，可以让刘克司（即普利契，1926-1927 任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时与宋庆龄相识） 同志陪同。 ”次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米夫紧跟斯大林，就宋庆龄事向加拉罕和伏罗希洛夫提出四大项计九条建议。直言不讳地要“改造”宋庆龄，例如，让她参观苏联建设成就，安排人为她讲课， 让她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大会等。建议联共（布）中央“负责同志与宋庆龄谈一次话，摸清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