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古风与新潮的碰撞与交融摘要： 共和国后期，罗马国家颁布过两项教师法令：公元前 161年法令规定驱逐在罗马用希腊语演说与教学的希腊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公元前 92 年法令则禁止希腊演说家在罗马城开办拉丁语演说学校。这两项法令显然是罗马精英以所谓的传统社会道德和价值理念应对希腊文化挑战的措施。它们表明，在接受希腊文化过程中，罗马精英们已经由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选择者。这两项教师法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希腊文化参与新的罗马文化传统的创造，达到了重塑罗马城市贵族精英的目标。关键词： 古罗马；教师法令；普罗提乌斯；西塞罗 中图分类号：K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6001
2、907 罗马共和国早期，教育通常被认为是个人之事，国家很少像希腊那样颁布强制公民接受教育的法令。然而，当罗马传统教育受到希腊文化的强大冲击时，政府曾多次采取干预措施，禁止对现存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的教师和学者开办学校，甚至将其驱逐出罗马城。共和中后期，罗马政府对学校教育的干预主要体现为两项教师法令。第一项颁布于公元前 161 年，目的在于驱逐常住罗马的希腊哲学家和修辞学家教授希腊2演说术和哲学；第二项颁布于公元前 92 年，禁止希腊教师开办拉丁语演说术学校。如果说前项法令是为阻止希腊人侵蚀罗马的传统文化，那么后项法令禁止希腊演说术教师在罗马城开办拉丁语演说学校，似乎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其实，这
3、两项法令都是罗马统治阶层在社会转型时期应对希腊文化入侵的策略，体现出身为政治、军事霸主但文化相对落后的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爱恨交织的微妙心态，其间充斥着紧张与忧虑、推崇与批评、反思与对照、选择与摒弃等无法完全排解的复杂情结。 一、公元前 161 年的教师法令 早在公元前 8 世纪伊特拉里亚时期和南部意大利的大希腊时代，希腊文化就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罗马人。不过，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大规模“侵略”发端于后者军事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公元前 3 世纪初期。这场文化入侵首先开始于教育领域，是由来自希腊的第一批教师揭开序幕的。当时，不少来自希腊的演说家和文法家在罗马广场发表哲学演说、开办演说术学校，并受聘为贵族家庭
4、的教师。罗马社会也掀起了一股持久不衰的“希腊热” ，学习希腊语及其文化蔚然成风。社会上流人士钟情于希腊的道德、哲学和文学艺术，而平民更倾慕希腊的宗教和喜剧。希腊文化的“征服”步伐显然势不可挡，正如西塞罗所言：“自希腊流入我们城市的不是一条小溪，而是文化和学问的一条巨川。 ”贺拉斯也慨叹：“被征服的希腊人征服了它粗鲁的征服者，把艺术带进了具有乡村气息的拉丁姆。 ” 这股希腊化风潮很快引起罗马贵族“保守派”的恐慌和抵制，他们心存紧张和忧虑，尤其担忧希腊化世界的道德衰落和浮华的社会风气会3腐蚀罗马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于是，政府开始强制性地驱逐常住罗马城的希腊哲学家和演说术教师。早在公元前 173 年
5、，元老院就驱逐过两个伊壁鸠鲁派哲学家，即阿尔吉乌斯（Alcius）和菲利斯库斯（Philiscus.） 。公元前 161 年，元老院颁布驱逐哲学家和修辞学家的公告： 盖乌斯?法尼乌斯?斯特拉波和马尔库斯?瓦列里乌斯?麦撒拉执政时（161B.C.） ，大法官马尔库斯?庞波尼乌斯向元老院提出了一个建议。元老院讨论了哲学家和修辞学家问题之后做出决议， “要求大法官马尔库斯?庞波尼乌斯提高警惕，保证为了国家的利益遵守自己的就职誓言，不许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居住在罗马” 。 上述法令并非摘自原始文献，而是取自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 Anius Tranquillus，约 67120 年）的罗马
6、十二帝王传 。考虑到苏氏曾担任学者型皇帝哈德良的秘书，管理往来公文信件，有机会阅读和抄录罗马的官方档案，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应当比较可靠。该文件也在奥鲁斯.格鲁利乌斯（Aulus Gellius，约 125180 年）的拉丁语法家中出现，可作为苏氏的记载佐证。目前，学术界对其真实性基本没有异议，认为它是苏维托尼乌斯为证明修辞学在罗马城遭受到比语法更大的阻力而援引的元老院公告。根据目前所见的资料，这是罗马共和时期国家首次颁布垄断高等教育的法令。 然而，就此后的形势来看，该法令形同一纸空文。公元前 159 年，帕加马的著名文法学家及演说家克拉特斯（Crates）出使罗马。他精彩的演说令钦羡希腊文化的罗
7、马人大开眼界，继而掀起了学习希腊文化的4新热潮。公元前 155 年，雅典为抗议罗马驱逐希腊哲学家和演说家，向罗马派谴了由三大哲学派别领袖组成的使团。他们的精妙演说使罗马人对希腊文学的热情再度进发， “就象狂风席卷了整个城市人们不再谈论其他的事情” 。尤其是柏拉图学派的卡尔奈德斯口若悬河的辩才令无数罗马年轻人为之倾倒。普鲁塔克曾这样评论说：“尤其是具有无穷魅力的卡尔奈德斯赢得了大量崇拜他的听众，他那神奇的雄辩化解了所有的非议，而且在罗马年轻人的心中融汇成了一股强大的狂热，结果他们摈弃了其他的兴趣和追求，而完全被哲学迷住了。 ” 希腊演说术在罗马的风行引起了以监察官老伽图为代表的贵族“保守派”的强
8、烈不满。老伽图曾斥责一切希腊学问（包括文学、哲学、医学等）都是“伤风败俗”的。公元前 154 年，他在元老院振臂斥责官员竟允许这样一个使团长期留驻罗马，并强烈建议尽快遣返他们。他说：“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下定决心，投票通过这个使团所提的要求，以便于这两个人（即卡尔奈德斯和第欧根尼）回到他们学校去教授希腊子弟，罗马的青年要一如既往，倾听法律和官员的教诲。 ”上述建议在元老院获得广泛的支持。翌年，伊壁鸠鲁派哲学家也因向罗马年轻人讲授自己的学说而被判有罪，继而被逐出罗马城。 当然，老伽图对希腊文化的“反动”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民族自尊心作祟，对优秀的希腊文化一概排斥。据普鲁塔克记载，他儿子就有一个希腊奴隶
9、教仆；他晚年也学习希腊语，经常阅读修昔底德和德摩斯梯尼的作品以提高自己的演说能力。然而，当看到希腊演说家、哲学家在罗马名声日盛，怀疑主义和享乐主义日趋流行时，他还是担心罗马年轻5一代被引向靠言词博取声名而不愿再以征战为荣的歧途。他指出：“那些巧舌如簧的人对所有的事务都拿来评论。人们一旦听信了他们的学说，就分辨不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由此可知，正是担心希腊哲学家、演说家对罗马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和“父亲即教师”教育理念构成威胁，对青年人教育和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促使罗马元老院采取了上述举措。事实上， “旧式”罗马人抵制希腊文化新潮也在情理之中。他们推崇古典希腊的优秀文化成果，但希腊化世界的道德
10、堕落和生活腐朽不能不让他们深感焦虑。传人罗马社会的一些希腊思想对罗马人确实也产生过一些不良的影响，如特利维尔（Trever）指出的那样：“斯多噶主义取代了传统保守的思维，而蕴含于其中的道德力量慢慢地涌现出浅薄庸俗和强烈的个人主义；启发想象力为卖弄学问和虚伪的炫耀开辟了道路。”这些负面的影响显然是素以严肃、保守著称的罗马贵族阶层难以接受的。 然而，当时不少罗马贵族已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如演说术、宗教、哲学和文学等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逐渐形成了影响很大的“亲希腊派” 。例如，老格拉古（Sempronius Gracchus）曾于公元前 164 年在希腊的鲁德斯发表著名的希腊文演说，他的妻子科涅利娅
11、也通晓希腊哲学并擅长演说。后来，他们还专门聘请著名的希腊哲学家和演说术教师教育格拉古兄弟。亲希腊主义者阿米里乌斯?保罗斯（Aemilius Paullus）也让自己的儿子费边（Fabius Maximus Aemilianus）和小西比奥（Scipio Aemilianus）接受完整的希腊式教育。总体而言，连绵不绝的希腊化风潮激起了罗马人对希腊学术的兴趣和热情，催生了他们参与讨论与批判6公众事务的意识。由此，罗马社会上层逐渐出现了一群全新的罗马文化精英，并形成了著名的西比奥文化圈。 对于希腊文化，西比奥派已经没有老伽图等人的过度焦虑，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此时，罗马已成为疆域广袤的大
12、帝国，霸主的气魄需要容纳四海的开阔胸襟，以取代原有狭隘的爱国主义和虔诚敬神的家庭本位主义。当然，西比奥派并非无条件地把希腊文化全部奉为圭臬，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其精髓部分，而把不符合罗马社会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裸体体操、音乐和跳舞等视为“不健康”活动而加以排斥。实质上，他们与老伽图做法的根本目的并无二致，即实行拿来主义，让罗马文化建设保持“门窗洞开，蚊蝇少见”的局面。 二、公元前 92 年的教师法令 自公元前 3 世纪初始，希腊的修辞学和演说术历经 2 多个世纪的重重困难，最终确立了在罗马教育中的至高地位。以理性、务实闻名的罗马人虽然善于学习外来文化，但是第一所拉丁语演说术学校却迟至公元前 1 世
13、纪初期才悄然出现。照理说，新兴的拉丁演说术学校理应受到以拉丁语为母语的罗马人的欢迎。然而，公元前 92 年监察官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和鲁基乌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斯却针对拉丁演说家教师联合发布了一道禁令： 我们听说有一类人引进一种新的学问，而我们的年轻人常常成群结队地去听他们讲课。这些人自封为拉丁语修辞学家，年青人整天与他们混在一起，不干实事。我们祖先已为自己的子孙规定了要上的学校和要学的课程。这些违背祖先规矩和习俗的改革，既不受我们欢迎，看来也7不合适。因此，看来有必要把我们的看法告诉那些人开办此类学校和常去听课的那些人，他们是不受我们欢迎的。 对上述监察官法令的真实性，有学
14、者怀疑是苏维托尼乌斯伪造。奥波利证明了其真实性，其理由是苏维托尼乌斯没有伪造该文件的动机，而且在苏氏之前也曾有两人记载过这一法令。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让克拉苏斯独自承担了发布这一禁令的责任，并说“我通过法令取缔这些新教师们的学校” ， “作为一个监察官制止这种危险是我的责任” 。塔西佗在演说家对话集中提供了另一个细节，即该法令是克拉苏斯和米提乌斯共同颁布，这可作为苏氏记载的佐证。 迄今，学术界对该法令的真实性基本达成共识，但就其颁布的动因尚存争议。以奥波利为代表的早期学者认为，该法令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动机，即贵族保守派代表克拉苏斯以普罗提乌斯办学违背祖先传统为借口，打击以马略为首的民主派。这种
15、观点遭到现代学者的质疑。例如，邦纳和马丁反驳说，就在该法令颁布前不久，克拉苏斯把女儿嫁给马略的儿子，两家的政治联姻很难解释双方政治上的敌对。 确实，把精通希腊文化的克拉苏斯看作贵族保守派代表，或是把军人出身的马略看作民主派代表都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其实，这项法令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希腊罗马教育文化之争，涉及罗马年轻人的道德问题，并折射出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复杂态度和矛盾情感。 对于公元前 92 年法令提到的“自称拉丁修辞学家的教师” ，目前只能确定一位名叫普罗提乌斯（L.Plotiu8 Gallus）的人。由这个名字可判定他是来自大希腊世界的文化奴隶。由于他在古典文献中始终是个8“失语”者、被表述者，
16、我们只能从西塞罗的论演说家 、 布鲁图斯 、瓦罗的著作残篇，或昆体良的片言只语、苏维托尼乌斯带有偏见的记载中了解他的基本情况。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只是把普罗提乌斯作为完美演说家的一个粗俗的反面衬托角色。事实上，后者并非傲慢自负、行为怪异、刻意求奇的“小希腊人” ，而被昆体良称赞为是克拉苏末期把当代事件作为练习演说主题的最优秀的拉丁语修辞学教师。苏维托尼乌斯根据西塞罗给马尔库斯?提提尼乌斯（M.Titinius）的一封信证实，普罗提乌斯是第一位在罗马使用拉丁语教授演说术的教师。 普罗提乌斯改变了以往雇佣家庭教师教授希腊修辞学的传统模式，开创了一所使用拉丁语培养专职演说家的新学校。他利用罗马现实生活
17、事件当作训练主题，采用当时希腊流行的声音训练（voice training）方法（西塞罗蔑称为 Asiatic） 。这种教学模式大受罗马青年学子的欢迎。西塞罗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有一个名叫普罗提乌斯的人首先开始拉丁语教学。当时，成群结队的学生上门求教，所有勤奋的学生都在他那里接受训练。 ”他本人也“曾遗憾自己没能如此” ，因为“一些经验丰富的学者的忠告安慰了我，他们认为，希腊语的训练能更好地发展一个人的心智” 。 据其自传推测，西塞罗入学时间应在公元前 93 或 94 年，即 13 或 14岁时，而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克拉苏斯就是他的导师。西塞罗把他看作最完美演说家的代表，
18、并让其作为论演说家中自己的代言人。在该书中，西塞罗借克拉苏斯之口表现出把希腊文化与罗马传统完美结合的愿望。他既对希腊演说术的很多“陈腐规则”表示蔑视，又说自己花费9大量时间模仿并练习希腊演说，再将之翻译成拉丁文，逐渐形成自己的演说风格。这实际上阐明了他心目中理想演说家的标准：既熟谙希腊文化又具有罗马民族道德，既能领略哲学和演说艺术的魅力又要精通法律和历史，既举止优雅庄重又具备处理国家政务的能力。那么，普罗提乌斯的拉丁语修辞学校能否培养出如此高素质的演说家呢？克拉苏斯和西塞罗的答复无疑是否定的。 首先，普罗提乌斯开办学校、使用拉丁语培养演说家不符合罗马一个多世纪来的传统教育模式。共和中后期，罗马
19、贵族秉承“父亲即教师”的教育理念，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要求他们虔诚敬祖、遵纪守法、尊父为师、在生活中学习等，而对希腊理论式的学校教育长期持排斥态度。但是，希腊演说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在罗马落地生根，成为其新的传统（mos maiorum）和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公元前 92 年法令提到的传统惯例显然就是指罗马贵族家庭内进行的希腊式演说术教育的方法。乍看起来，该法令抵制拉丁演说学校的理由令人奇怪，特别是把希腊演说术教育制度看作是罗马教育传统的言辞。其实，这并非是对希腊文化的“谄媚” ，而是对业已成为传统的希腊修辞学教育的认可。 然而，罗马人当时并不赞成希腊人在罗马城开办修辞学学校，一是由于希
20、腊奴隶或被释奴身份低下，罗马人普遍对他们及其从事的职业持鄙视态度，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尊学贬教”的风气。老塞涅卡曾哀叹：“这种风气简直让人难以接受，学习是令人尊敬的，可教学却被认为是可耻的。 ”二是罗马人认为希腊式学校教育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训练。西塞罗强调实践经验和演说家基本素质的培养应优先于对希腊演说术教10材中规定的枯燥辩术规则的掌握。演说能力并非来源于演说术，而是演说术产生于演说能力，演说术理论建立在演说训练经验的基础之上。罗马贵族家庭往往雇用希腊学者为家庭教师，对孩子进行系统的希腊文法、修辞、哲学等知识的教育和训练，然后让他们跟随经验丰富的罗马雄辩家到法庭或广场做学徒。例如，西塞罗曾
21、被送到希腊学习，回罗马后跟随经验丰富的政坛人物著名法学家斯卡沃拉（Scaevola） ，观察并模仿其在广场、法庭、元老院的政治活动。学徒期满，他才有机会登上政坛发表演说，进入社会名流的社交圈。这是一个长期的、耗资甚巨的训练过程，多数情况下还需要私人或亲戚关系才能完成。 普罗提乌斯侧重于青年人修辞学后期阶段的教育，把希腊修辞学的理论和知识用拉丁语教学，带有职业培训学校的性质。这种学校教育方式打破了上述家庭教育的传统观念和社会关系的链条，或多或少地为那些想成为演说家的平民子弟提供了相对平等的机会。在克拉苏斯看来，普罗提乌斯提供的是一条学习希腊传统课程和训练的捷径，培养的演说家是“速成”的和不健康的。这样的演说家可能为沽名钓誉，在法庭、广场、元老院中夸夸其谈、好斗争狠。因此， “那些自称拉丁演说术教师的人教授的东西并不比广场上民众性的武器好多少” 。显然，这种学校教育目标悖离了他们要求演说家文德兼备的理想目标，也打破了“家庭广场元老院”培养演说家的传统模式。 其次，他们反对普罗提乌斯的学校采用希腊流行的“声音训练法”（voice training） 。在罗马贵族保守派看来，真正的演说家应该声调抑扬顿挫，姿态优雅，情感饱满， “具有论辩家的敏锐，哲学家的思想，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