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归有光、蒲松龄科举经历与态度之比较摘要：科举对于封建文人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却不是人人都能蟾宫折桂，摆脱困厄。归有光和蒲松龄就是这可悲的大多数中的代表。他们有相似的科考经历，对于科举制度都有比较深切的感受，但他们在批判力度和角度上又表现出了一些差异。 关键词：科举；归有光；蒲松龄；对比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统一集权的封建王朝既是这一制度顺利实施的保障，也需要这一制度笼络人才，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 “学而优则仕” ，科举制度是寒门庶子摆脱困厄、获取功名最主要的出路，所以早登要路、跃居龙津就成为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终
2、生追求。有的人早岁登科，极享尊荣；有的却屡屡碰壁，壮志难酬。归有光和蒲松龄就是科举受挫之群中极具代表性的两位。他们都承担着家族的殷殷期望，都天才早露但在科举之路上却又都蹭蹬蹉跌。所以他们都对这一制度感慨颇深，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对这一“选人之法”的感受。命运的相似使得他们有不少相同的感慨，而在各自身上又显现出一些值得深究的差异。 一 归有光、蒲松龄虽然都处在家境的败落之时，但是都有比较深厚的家学渊源，深受家庭的重托。归有光“家世科名” ， “归氏世著于吴。自2唐天宝迄于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学科名为公卿侍从，有至令仆封王者。” 1 （P541）归家在当地是望族， “宾客过从饮酒无虚日，而归氏世
3、世为县人所服。时人为之语曰：县官印，不如归家信 。 ” 1 （P638）由此可见其家在当地的声望之隆。曾经的辉煌抵挡不了家道的衰落， “归氏至于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远而末分，口多而心异。 ” 1 （P436）归有光自然就承担起了振兴家业的重任，力求在“读书久不效”的家庭中，通过科举中第，有所作为。而蒲松龄也是出身书香门第。 “万历间，阖邑诸生，食饩者八人，族中得六人焉，嗣后科甲相继，虽贵显不及崔、卢，而称望族者，往往指屈之。 ” 2 （P59）可见蒲氏宗族在科举上也是名气不小。虽然一直没有出现达官显宦，但是蒲家勤于耕读的传统，也必将对蒲松龄产生深刻的影响。蒲松龄之父蒲槃“少肯研读，文效陶、邓
4、，器识超远，淹博经史” ，虽然也没能科举中第，但是其学识深广， “宿儒无其渊博。 ” 2 （P1755）对于蒲氏子弟，更是“躬亲教之” 。蒲松龄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唯有通过科举中第才能弥补父辈终身布衣的遗憾，也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贫困境地。 归有光和蒲松龄都是天资聪颖，自少成名但仕进之路非常曲折。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载：“先生在孕时，家数见祯瑞，有虹起于庭，其光属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无童子之好。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大家之文，及濂、洛、关、闽之说。邑有吴纯甫先生，见熙甫所为文，大惊，以为当世无及此者，由是名动四方。 ” 1 （P976）归有光十四岁时开
5、始应童子试，二十岁时考取第一名。同年，他赴南京乡试，不中，直到三十五岁时才3中举人。后来屡次应试都未能考中，直到嘉靖四十四年，年近六十岁的归有光才九试方第， “赐同进士出身，除授浙江湖州府长兴县知县” 。1 （791）科考之路对于蒲松龄来说则更为漫长和艰苦。蒲松龄“天性慧，经史皆过目能了。 ” 2 （P1817）可见他聪慧不亚于归有光。他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但是初试的顺利并没有为蒲松龄继续带来好运。他三十岁以后，多次到济南参加乡试，但是都铩羽而归， “至五十余尚希进取” 2 （P1818） 。直至蒲松龄七十多岁时，才援例授贡生，结束了他一生的
6、赶考。年少时的风光没有为二人带来实质上的帮助，几十年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只是平添了他们难以抹去的遗憾和叹息。 归有光与蒲松龄科举失利的原因还有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人之“时文”都不十分合规。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试卷题目取自中庸 。归有光文章中有“山川鬼神莫不乂安，鸟兽鱼龟，莫不若”一句，被房考官大批一个“粗”字。这成为轻薄子弟取笑归有光的把柄。3 （P32）归有光虽是当时的古文大家，但从此事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应考之文或许并不是十分娴熟，不然不会出现这种失误。清世宗雍正秉承其父康熙皇帝“清真雅正”的标准来衡量科举制艺，指出部分士子为文或“故为艰深” ，或“矜为俳俪” ，认为这样会使文风日益
7、卑下。4蒲松龄留下来 23 篇八股文，是其考试之文和平时的窗课。我们从中可以窥见蒲松龄科举之文的写作水平。这些文章喜好小说笔法、学理不深、格式有欠严谨，并不符合当时科考的中式标准，所以如果单以文章定胜负，那么蒲松龄并不占胜场。5而且蒲松龄还有因为文章篇幅超过要求的篇幅4而被黜落的经历。所以说他连乡试的门槛都没迈过，是有自身原因的。 二 几十年科举之路荆棘遍布，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难以实现。家庭的重托有所辜负，由科举以荣身的努力不断失败，在应试过程中又饱受沮丧和屈辱。这些痛苦和无奈使得归有光和蒲松龄将笔锋指向了他们寄寓希望又不断让他们失望的科举制度。归有光与蒲松龄在实质上并不反对科举
8、制度本身，他们能坚持几十年的动力仍然是期望通过这一制度实现自己的入仕理想，他们反对和反感的是科举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 明代科举制度自洪武十七年一经确立，对考试内容和形式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永乐十五年，明朝颁布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之后，规定将宋儒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作为官方采用的唯一解释。读书人如果要进入仕途，在试卷中就必须恪守宋儒的注解。同时，朝廷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字数上的限制，导致了八股文的产生。出于对经义的死板恪守，读书人为应付科举而全心钻研性理，记诵“时文”而忽略了学习世务施政。归有光对此深感忧虑，他在山舍示学者中指出“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浅中之徒，转相仿效
9、，更以通经学古为拙然惟此学流传，败坏人才，其于世道，为害不浅。夫终日呻吟，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愿于诸君深戒之也。 ” 1 （P151-152）科举制度本来是选拔人才，但是徒以记诵，选拔出来的只能是“不知圣人之书为何物”的庸才，科举本身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再如归有光在陆允清墓志铭里道：5“天下之学者，莫不守国家之令试以求科举。然行之已二百年，人益巧而法益弊；相与剽剥窃攘，以坏烂熟软之词为工，而六经圣人之言，直土梗矣。 ” 1 （473）文人安身立命的就是手中之笔，口中之言。如若所写的文章都是程式单一、奇巧但内容空洞、乏味，那么立德、立功、立言之旨对于这些人来说将
10、是一纸空言。归有光认为作文须言之有物，讲求文章的社会作用，这与他的论文主张是一致的。归有光对当时以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文风提出了批评，他反对徒以形式为工，强调文章应质实、耐读。所以面对为科举而科举的空洞文风，他大加挞伐就十分自然了。 全社会对科举的重视，造成了对功名的非理性推崇，形成科举独重的局面。归有光在送计博士序中写道：“古今取士之途，未有如今世专为一科者也。 ” 1 （P213）入仕途径的单一难免造成人才的评价标准出现纰缪。归有光在杨渐斋寿序中，指出了科举独重给人才评判和吏治政治带来的不良影响， “御史所至，汲汲于问其官之所自。苟不肖也，进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礼貌之，必其所列状而荐
11、举之也苟贤也，非进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礼貌之，必非其所列状而荐举之也。 ” 1 （P329）社会风气已经被对科举的不理性追求异化。在读书人心中，科举被无限神化，已然成为评价一个读书人的终极标准。成者，极享荣宠；败者，无地自容。我们也就无怪乎归有光面对祖母的希冀， “长号不自禁”了。 蒲松龄的批判显然要比归有光犀利得多。他认为，科举中之所以出现“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 、 “黜佳才而进凡庸”的不公现象，罪责主要在于考官。首先，他们水平低下，连文章的优劣都分辨不清，以致科举6制度不能顺利地发挥选拔人才的正常功用。 贾奉雉写名冠一时的贾奉雉试辄不售，文章取榜尾而不足。后来在仙人的指点下，集粗冗泛滥之句
12、连缀成文，竟中经魁。 司文郎写一个瞽僧以鼻闻纸灰而辨文章之优劣。但他的判断却和考官的判断完全相反。所以他感叹：“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 ”让蒲松龄深恶痛绝的另一现象是考官的索贿、受贿。清政府实行捐纳制度，通过捐钱就可以走上仕途。这种请托的风气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科场。这就使得贫寒士子通过科举踏上青云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考弊司中考弊司堂下两碣，一云“孝弟忠信” ，一云“礼义廉耻” ，而割脾肉进献给司主虚肚鬼王却是旧例， “若丰于贿者”竟然“可赎也” 。这种赤裸裸的掠夺当不是只有鬼司才有，世间的情形或许有甚于此。在蒲松龄笔下，考官的昏聩、贪婪是让考生受黜的最关键一环，所以聊斋志异对
13、昏庸考官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 围绕科举而形成的种种恶性链条将士子们紧紧缠绕。要想脱离这种困窘就必须或者不参加科举，或者科举中式。儒家的致仕理想在读书人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而不参加科举或对科举不热情的人往往都会被视为另类。再者，科举考试对于寒门子弟来说，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身命运，又相对公平的出路。所以科举制度就像一个磁场，吸引着绝大多数读书人不断靠近，又规定着他们的人生道路。像蒲松龄这样从未感受过中第之喜的寒酸士子，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当时急切想通过中举而改变命运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他因为考官昏庸、科举舞弊而老死未第、宦梦难圆的悲苦与愤懑。蒲松龄寓大半生心血于聊斋志异 ，在青林黑塞间
14、历数自己的辛酸苦辣，正是这种心情的真切书写。我们不7能苛求他跳出历史的局限，像后来者那样对科举制度有深切、透彻地分析和批判，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蒲松龄所处的具体环境去理解他的所想、所为，给予他“了解之同情” 6 （P279） 。或许只有这样，在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才可以与这位悲苦之人形成历史的共鸣。 虽然归、蒲二人对科举的弊端大加挞伐，但是这却丝毫没有掩盖他们对科举的痴迷。这从归、蒲二人屡败屡战的努力中就可以看出来。归有光在落第之时，到处结交贤达，慕访官员，寄赠拜谒文章，以求他们能为自己的科举助力。蒲松龄从三十岁到七十岁，近四十年潜心考试，已是“从心所欲”之年还执著于功名。他还将这种坚
15、持和愿景融化在聊斋志异的诸多士子身上。他以赞许的态度一再肯定士子们孜孜不倦的攻读精神，他还让笔下的白衣士子们高中。 青梅中寒士张生官拜侍郎， 姊妹易嫁中的毛公官至宰相。蒲松龄在想象中为自己的愤懑之情找了一个可以释放的园地。虽然不无庸俗意味，但我们从中了解了他对科举的痴迷。科举中第像瘾一样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内心深处，督促他们，诱惑他们，也使他们在不断希望和不断失望间得到少许的充实和欣慰。 科举考试本无关乎命数，但在久困场屋的读书人心中，命数观却是普遍存在的。这成为他们失意后聊以自慰的舒心剂。归有光在王梅芳时义序中说：“夫人之所遇，非可前知，特以其至此若有定然，而谓之数云尔” 。1 （P50）在南云
16、翁生圹志中说：“国家以科举之文取士，士以科举之文升于朝，其为人之贤不肖，及其才与不才，皆不系于此。至于得失之数，虽科举之文，亦不系其工与拙。则司是者，岂非8命也夫？” 1 （P530）他认为科举中式并不完全取决于读书士子的文章及其品性，中第与否自有得失之数决定。命数观在聊斋志异中亦是极为明显。当书中主人公屡试不第时，蒲氏便将之归咎于“时数限人，文章憎命” （叶生 ） 。书中这样的命数描写还有很多，如“公一日谓生曰：君出余绪，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奈何！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 。”（司文郎 ）宋生向王生诉苦说：“仆为造物所忌。困顿至于终身，今
17、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这些议论都是主人公的自我安慰之词，又何尝不是作者相信命数的真实写照？蒲松龄五十余岁仍然困于场屋，其妻刘氏曾制止他道：“君勿复尔！倘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可见，这种命数观是人们对待科举的一种普遍态度。 命数观的被推崇表现出了科举考试偶然性强的特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明清两代 500 多年的时间里先后举行过进士考试 201科，取中的进士共有 51624 人。7这个数目与参与科举考试的总人数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更何况还有像归有光和蒲松龄这样不止一次地经历科考的人。所以，在封建社会，科举中第不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努力。这也就是归有光在与沈敬甫中所感叹的“科举自来皆
18、撞着，必无穿杨贯蝨之技” 。1 （P864）所以士子们将科举中式归之命数，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经历了科场数十年的起起伏伏后，归有光和蒲松龄都将自己的一些未完成的心愿，寄予在了后辈身上。归有光在山舍示学者中劝导后学说：“第今所学者虽曰举业，而所读者即圣人之书，所称述者即圣9人之道，所推衍论缀者，即圣人之绪言。无非所以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愿诸君相与悉心研究，毋事口耳剽窃。以吾心之理而会书之意，以书之旨而证吾心之理，则本愿洞然，意趣融液。与笔为文，辞达意精。去有司之程度亦不远矣。 ” 1 （P151）他告诫学生们不要为俗学所染，应以圣人之言为为人、做事的轨则，也应与圣人进
19、行心灵的沟通与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去有司之程度”越来越近，可见他所论还是以科举为中心。在蒲松龄的诗文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心态。在试后示篪、笏、筠中，蒲松龄首先对三个儿子讲述了今日童子科“身横如墙堵”的难度之大。接着他用“额虽十五人，其实仅四五”说明了科举考试的不透明和竞争之激烈。如果文章“矧在两可间” ，考中是几乎没有希望的。他还激励孩子道：“不受三年牢，遂得百年苦” 。最后他总结道：“不患世不公，所患力不努” 。2 （P575）这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谆谆教诲，但对于蒲松龄来说，更是一个久试不第的老生对于后生发自肺腑的血泪告诫。 三 归有光和蒲松龄在家学渊源、科举道路、对科举的深入观照、表现出
20、来的宿命观、对后辈奖掖等方面都极为相似，但在批判科举弊端的程度、归结科举不利的原因、改良科举制度的着眼点等方面有一些差别。 归有光虽然九试科场，但终得一第。这给了他一个“一念为民”机会， “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想在坎坷颠簸中实现了。这无疑是对近六十岁的归有光莫大的安慰。少年丧母、中年两度丧妻、连丧一子二女，这个迟来的官职让归有光的人生稍得圆满。而蒲松龄则没有那么幸运，终生不第的结局无疑是一名读书人最大的遗憾，援例所授的贡生之名根本10无法补偿他大半生在科举路上所耗费的心力。科举制度没有给蒲松龄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更遑论“修齐治平”的高远理想了。科举结果的不同，是导致归、蒲二人对科举弊端的批判程
21、度差别较大的最主要的原因。归有光相对温和，他看到了科举在选拔人才上的一些弊端，如士子们只知背诵时文而忽略了学习世务施政，对进士之名的过分推崇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科举的后果做出了预见，也是归有光对科举制度查缺补漏的一个愿望。但最关键的还是他能从千军万马中博得一第，久试不第的郁闷和怨愤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抒发。或许他也庆幸命数对他不薄，所以我们看到了他提出的完善科举制度的相关举措，但是没有很明确地感受到像蒲松龄那样投枪匕首般地猛烈之辞。蒲松龄终生未第，对科场弊端的感受要比归有光深刻得多。在他看来，正是考官昏聩、科场舞弊等现象造成了他的悲剧命运，使他在“头白齿牙缺”的年纪还
22、偃蹇落魄。而这些无一不是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的，所以他才将满腔的愤懑化成笔底的嘲讽文字，对科举弊端痛加针砭。 归有光这种较为的温和心态还与他与官员的交厚有关。在居乡期间，归有光就文名很盛，很多官员都与之交往并表现出对他的赏识，甚至有官员对他的科举失利表示遗憾。嘉靖十九年（1540）归有光参加应天府乡试，获第二名，当时的主考张治就“得先生（归有光）文而奇之” ，并“大以国士相许” 。1 （P975）在与赵子举书 ，归有光写道， “京师诸公皆云龙老两主试，不以子（指归有光）为拙，而每以失子为恨 ”。1 （P153）这种优势远非蒲松龄所能企及。所以在震川先生集中，归有光对考官的批评就较蒲松龄少而且相对温和。原因就在于两人在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