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快立法铲毒瘤打着“资本运作” 、 “阳光工程”的“政府项目”旗号，从异地招揽、以“五级三阶制”发展下线，入伙则需缴纳一笔少则上千、多则上万的入门费，依靠发展下线业绩节节攀升。这是王逸（化名）经朋友肖琪（化名）在安徽合肥接触到的“生意机会” 。 “这就是传销！”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的创始人邹凌波向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这种异地发展下线的传销模式只是现代新型传销的冰山一角，网络已经成为传销组织的主战场，且名目繁多，令人难辨真假。 如何识破传销的骗局？公安机关支招，只需看是否具备 3 个特征：是否交纳“入门费” ；是否需要发展下线而不论下线是谁；是否按发展下线业绩计酬瓜分资金。只要符合这 3 个条
2、件，那就肯定是传销。 邹凌波透露，每天从电话或者网络能接到二三十个求助信息，遍布黑龙江、江西、河北、广西、湖南等全国各地。另有许多人不知道民间反传销组织的存在，寄希望于政府，但由于法律法规滞后、执法部门权责不明等原因，难有帮助。 新型传销脱胎换骨 在上海街头，本刊记者随机采访了 10 个路人，包括大学生、公司白领、退休工人等。在他们眼中，销售特定产品、限制人生自由、暴力黑社会等是传销的典型特征。殊不知，新型传销早已脱胎换骨。 “七八年前，传销组织就一改传统的销售产品模式，没有公司和产品了，也不限制人生自由。 ”邹凌波表示， “老百姓对传销的认识早就已经行不通了。 ” 从有形的“连锁销售”传销产
3、品到纯粹的“资本运作” ，现在的传销模式以“消费返利” 、 “网络游戏理财” 、 “PE（私募股权投资） ”、 “理财基金” 、 “爱心公益基金”等为名，吹嘘高额利润，空手套白狼。 所谓的“新人考察”的过程也有所改变，来去自由。王逸说：“那几天，他们也没收我的手机，非常客气，跟我说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不做。 ”这种不为普通老百姓所知的改变，就成了他们的一种洗脑手段，借此宣称自己不是传销。 邹凌波认为，传销组织抓住了现实社会比较稀缺或不够浓厚的感情因素，如人们之间的关怀、尊重、鼓励、赞美以及社会缺少的温暖。很多人因为自己并没有遭受损失产生好奇而抱着观望的态度，最终因经受不住传销人员谎言无数次重
4、复而真正陷入进去。 另外，传销组织主要利用信息的封闭。 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就是对人的思想软禁，减少对外面世界的接触。邹凌波解释道， “我遇到过很多案例，本来他们都不相信这个东西，但在封闭的环境里，被一个劲儿地宣传这笔生意赚钱，是由国家支持的，还有许多真假难辨的现象为辅。就这样待了七八天，一旦放松自己的警惕，就容易栽进去，无论学历多高，阅历多丰富。 ”王逸在洗脑的过程中，遇到过下岗工人、大学生，也见到过记者、退休干部、酒店经理等。 上演家庭悲剧 现代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人心浮躁、信仰缺失，更多的人渴望一夜暴富。传销组织以“1040 万元”等诱惑吸引眼球，设套步步为营。从2006 年起致力于反传销的
5、邹凌波看到了太多悲剧，人心扭曲、亲友信任遭遇践踏、家庭遭受经济浩劫 在王逸眼中，肖琪是个善良的人，对成功的渴望比自己强烈得多。“我相信，他是为了兄弟们都有好发展，才推荐给我的。他只是被洗脑了，我根本劝不动他。 ” 邹凌波认为，传销在中国的蔓延和猖獗，从宏观上讲，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极大地冲击了社会秩序和道德体系的良性循环；从微观上看，伤害最大的是一个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经济上的损失不言而喻。一位从事经侦工作多年的民警透露，以前传销案涉案金额达到两三亿元就是特大案了，现在则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元，使得更多家庭倾家荡产。 “如果家人不支持做，被传销组织迷
6、惑的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甚至断绝关系，对家庭和谐造成伤害。有人在幡然悔悟后，为了把被骗的几万甚至几十万元讨回来，不惜绑架勒索，最后锒铛入狱。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邹凌波无奈地叹息。 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醒悟过来时，他们不会自我反思，也不会责怪将他们推进狼穴的推荐人，而是把自己的经济受损、精神伤害转嫁到政府身上为什么政府不打击传销？更不用说那些被洗脑的人，在政府展开集中打击活动时暴力抗法，破坏社会稳定。 今年 5 月 15 日晚 9 点左右，在安徽合肥同和民康小区巡查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遭到传销人员的疯狂攻击，一辆警车被砸，十余人受伤。“他们见到穿警服的就打，真是无法无天啊！”居民张阿姨回忆，
7、 “两辆警车被十多人围着打砸，其中一辆警车准备掉头离开，一名传销分子抡起石块就朝后窗玻璃砸去。 ” 民间组织能力有限 邹凌波告诉本刊记者，每天都能接到二三十个求助信息。见到受骗者后，他会进行“反洗脑” ，向他们展示大量的事实依据像相关的法律依据，讲述遇到的典型案例，对他们洗脑课程里的内容分析漏洞，并对那些信手拈来的现象给予正确的解读。 比如，传销组织内人员提供的两份所谓国家支持文件，发文机构署名“中国国内贸易部”早在 1998 年就已经撤销，2001 年也还没有“商务部” 。另外，手机集团网络的办理也并没有传销组织所描述的那么困难。 传销人员宣称“我们这个行业还要向国家纳税，每笔入股资金里要拿
8、出 45%来缴税。 ”广西自治区北海市委宣传部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无稽之谈” ， “连工商注册登记都没有，他们怎么纳税？” “不过，我们民间组织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关键要靠政府打击。 ”邹凌波感叹。一位民间反传销人员曾在网上发表文章：传销的毒瘤侵害一个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拿什么去阻止，去拯救那些被传销催残得支离破碎的家庭。我们只能恳求政府能加大打击力度，希望更多的热心人士参与到反传销的活动中来，让社会和媒体关爱这些受害人。 政府打击需给力 邹凌波坦言，由于传销模式转变，政府打击难度增强。 “以前的传销有产品销售，就意味着有经营行为，取证比较容易。现在的新型传销组织性严密、迷惑性强、活动
9、隐秘，一改过去一对多的形式，以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形式对新人进行洗脑，调查取证更加困难。 ” 不仅打击成本高，成效也不明显。 “以前的传销会限制人身自由，公安机关进行集中打击后，将他们解救出来，他们对政府心怀感激。现在则相反，政府赶他们走，他们就仇视政府，觉得政府阻挡了他们发财的道路。 ” 一位资深反传销人员告诉本刊记者：“过去的传销组织有公司主体，被查处后公司账户被冻结，地方政府就创收了。如今，出现非常多的异地组织，地方政府捞不到好处，就不愿意做了。另外，报案的人多了，一些公安人员也麻木了。 ” “但是，现在有些人打电话给警方并不是真的报警，像肖琪当时做新人考察的时候，报警只是为了试试政府究竟有
10、没有监管措施。结果却是，公安机关最多告诉他们远离传销，甚至像肖琪遇到的那样不问不管，反而促进了他对这个东西的信任，造成了恶性循环。 ” 邹凌波呼吁，中国法律需跟上时代的步伐，量刑标准应更具体，处罚程度更具威慑力，执法部门的权责需更清晰。 2009 年， 刑法增设“组织领导传销罪” 。 “但是，量刑标准为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 30 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按照每人 21份入伙申购上限，达到 600 份以上的老总级别甚至都不一定是组织者、领导者。 ”对于量刑标准，邹凌波显然不满。 处罚措施也缺少震慑力，通常只是驱散、遣返人员。像在 7 月 2 日至 3 日，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对安徽合肥
11、北城世纪城小区涉嫌传销住户进行重点排查，驱散一般传销分子 500 余名，集中遣返传销人员 206名，并对 21 名疑似传销活动组织者进行审查。 而刑法第 266 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今年 6 月 25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安部公布了 2012 年公安、工商部门查办的十起重大传销案件，涉案金额过亿元的“军圣营销管理有限公司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 ，主犯徐启军仅被判有期徒刑8 年。 “浙江亿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涉嫌传销犯罪案”涉及交易金额 280余亿元，据辩护律师章克俭在微博上透露，目前案件进入二审阶段。 现在，国内打击传销活动主要是由政府牵头，各个部门配合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进行。 “但是公安、工商的权责非常不明晰。以前的传销有经营行为，所以由工商来主导，但现在没有商品流通，前期却仍由工商主导查处，后期再移交给公安，协作机制不健全。 ” 今年 3 月，全国人大代表朱海燕建议，尽快制定严厉打击传销犯罪的法律，更加有效地铲除这种社会毒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