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国外研究进展（上）内容摘要：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是整个负所得税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负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到底如何，对于全面评估负所得税政策的可行性是不可或缺的。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劳动供给削减论” 、“劳动供给削减质疑论或增加论” 、 “负所得税修正论”的角度，对与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有关的国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就这一问题作了七点评论。文章填补了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国内研究的空白，可为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负所得税方案提供重要借鉴。 关键词：负所得税 劳动供给 效应 评论 “负所得税” （negative income tax，以下简称 NIT）的思想由数理经
2、济学创始人古诺首先用于经济学文献。NIT 一词则由C.E.Ayres（1952）首先提出。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NIT 历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詹姆斯托宾等大师之手不断发扬光大。 曼昆在经济学中将 NIT 简单定义为“向高收入家庭征税并给低收入家庭转移支付的税制” 。NIT 计划的目标一般是：为了更有效的达到反贫困的效果；提供一种对现有福利救助体系的替代；激励工作（Bender、Green，1968） 。 劳动供给削减论者的研究成果 （一）加里贝特里斯和杰里豪斯曼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加里贝特里斯和杰里豪斯曼（1978）通过在加里的青年男子负所得税的抽样调查得出的数据，构建出负所得
3、税下的劳动供给模型。他们发现有赖于工作时间的税后净工资额导致非线性预算集的产生。这些非线性关系可能受到累进的边际税率的影响，是一条外凸的预算线，也可能受政府转移支付计划的影响（如 AFDC 或负所得税） ，而成为非凸的预算线。这种非线性影响了边际工资和个人的实际非劳动收入。 非凸性是贝特里斯和豪斯曼论文的一个靓点。非凸性预算集强调了效用函数背后暗含的知识的重要性。非凸性的这种情形不仅在负所得税中遇到，在其他与劳动所得有关的税收或补贴中也同样存在。 作者使用劳动所得的简化形式研究发现，劳动供给对收入保障水平的反应比边际税率重要得多。然而也发现，几乎接近零的工资弹性会得出如下的结论：税后工资率的大
4、幅度变化对加里试验中黑人男性的劳动供给几乎没有效应。 收入效应导致周工作时间下降到 36.985 小时，每周下降 2.958 个小时，或者说下降 7.69%。反应模式表明，大多数个人对负所得税计划的劳动供给反应很小，这跟加里试验的结果是相似的。不过，一定数量的人劳动供给出现很大下降。工作时间的降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两份工作前后的间隔时间拉长了，个人没有去积极寻找工资更高的工作。 个人面临的税率越低，实际工作时间与持平水平的工作时间相比，越有可能更少，因而，个人对更高水平的非劳动收入比更高的负所得税税率更有可能作出反应。所以，收入效应比没有补偿的工资效应在决定负所得税引入的反应上重要得多。 作
5、者认为，以后研究的方向是政府计划引起预算集的非凸性对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这些计划或许导致个人经济活动很大的扭曲，在评价这一类计划时，这种效应的大小是重要的考虑。 （二）Keeley 等人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Michael C. Keeley、Philip K. Robins、Robert G. Spiegelman和 Richard W. West（1978）利用来自 SIME/DIME 的结果，预测全国的劳动供给效应和六个不同的负所得税计划的成本。为了做预测，使用将试验参数化的劳动供给模型对试验数据进行了估计。这个模型的参数被置入一个所谓家庭转移支付微观分析（简称 MATH）的微观
6、模拟模型。模拟使用 1975 年 3 月的当前人口调查（简称 CPS）数据。基于低收入的劳动需求是完全富有弹性假设的这一模拟是在局部均衡框架下进行的。模拟结果显示，全国负所得税计划的覆盖范围、成本和劳动供给效应随着计划参数的变化而变化，且波动很大。 1.研究方法以及其他问题的处理。为了便于预测，作者使用SIME/DIME 数据估计了劳动供给反应函数，总的预测通过个人反应和成本加权求和得到。鉴于试验样本是高度分层化的，使用全国性样本，而不是试验样本来进行预测。该研究首次尝试利用来自收入维持试验的结果进行全国性预测。 在一个可控的收入维持试验中，其他税收和转移支付计划的影响通过对公共转移支付征税和
7、对正税予以偿还的方式全部消除，假设全国计划有相同的特征。因为偿还正税部分，一个人得到的支付取决于总收入与试验税率和非试验税率。 由于在试验中采用指派和样本选择程序，按种族、家庭结构和收入划分的家庭分布不同于美国总体家庭分布。与美国的总体情况相比，参与 SIME/DIME 的家庭较大比例是收入较低的群体。而且，在 SIME/DIME人口中，试验组家庭比对照组的收入要低得多。当分析试验对劳动供给的效应，并用结果外推美国总体时，这些分布的差异必须要考虑到。 在 SIME/DIME 中，估计的三种家庭群体（丈夫、妻子和女性户主）的替代效应统计上都是显著的。估计的妻子和女性户主的收入效应统计上都是显著的
8、。结果也显示，3 年期和 5 年期家庭的反应不存在明显差异，每一群体的试验变量在 1%水平上是统计显著的。 为了便于 SIME/DIME 与新泽西试验的比较，有必要估计一个与新泽西报告相似的模型，最简单的模型是使用差异分析方法，控制试验前劳动供给、教育和家庭规模等人口统计变量，但没有控制试验前正常收入这一任务变量。 研究结果表明，新泽西试验（NJIME）中白人丈夫周工作时间的削减与 SIME/DIME 中黑人和白人丈夫是相似的。然而，这种比较不能看作相似反应的证据，这是因为它们是来自不同试验样本的均值。新泽西样本是一个平均收入相当低的样本，且得到不慷慨的试验待遇，以及有一个不同的分配程序。 这
9、里报告的平均反应也不能直接转化为全国的效应，因为：首先，试验样本的平均反应是几个不同计划的平均，故不能看作任何单个计划的代表。其次，依据估计的方程，试验样本的平均反应取决于可支配收入和净工资率的平均变化。这些平均变化取决于试验前的收入分布、福利支付、税率和人口统计变量，与全国样本的平均变化有很大不同。最后，与随机分配的计划相比，任务模型可能导致更小的平均反应，这是因为把收入更高的人被分配到更加慷慨的计划中。因而，为了得到某种全国性计划有价值的效应预测，必须使用与估计方程相似的劳动供给反应模型。 在进行全国预测时，作者提出了几个假设：第一，假设负所得税代替现有的 AFDC 和食品券计划。第二，假
10、设劳动需求富有完全弹性。这意味着总的工资率不受负所得税的影响，是否这是一个好的假设部分有赖于低收入劳动者他们极有可能是负所得税的参与者的可替代性。一般而言，若劳动存在很强的替代性，负所得税对工资率的效应很可能很小，这是因为总的劳动供给受负所得税的影响甚微。第三，假设不可能先验估价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对劳动供给的效应，既然这需要总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以及供给曲线是如何移动的（移动不是平行移动）等方面的知识。实际的反应可能大于或者小于计算的反应，这取决于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如果总劳动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总劳动供给反应将小于基于需求富有完全弹性的假设算出的结果。如果总劳动供给曲线是后弯的，总劳动供给反
11、应将大于基于需求富有完全弹性的假设算出的结果。第四，假设正税收体系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假设意味着没有考虑为计划融资的额外税收是怎样实现的。最有可能的来源联邦所得税税率的提高产生额外的劳动供给效应。这项研究就是要通过运用一些方法分析负所得税对那些有可能参与计划的人的效应。最后，因为试验是临时的，影响的仅仅是一部分有资格获得计划补助的人口，试验结果和全国预测都不能反映可能来自永久性全国计划的社区态度的任何改变。 2.劳动供给反应研究报告。这些反应通过三种方式报告出来。首先，报告了税收持平水平以下家庭的平均劳动供给反应。其次，报告了税收持平水平以下和以上所有参与家庭的平均劳动供给反应。最后，报告了整个
12、美国人口的平均劳动供给反应。 在解释这些结果时，务必注意，反应程度的变化不仅与保障收入水平和税率的变化有关，也与参与者数量的变化有关。例如：给定保障收入水平，随着税率的提高，参与者数量会下降。另一方面，给定税率，随着保障收入水平提高，参与者数量会上升。参与数量的变化方式取决相关的人口子群内收入分布状况。 对于持平水平以下丈夫和妻子型家庭来说，平均反应的程度（绝对值）是与税率正相关的。这可能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税收变化引起的收入效应程度没有抵消替代效应，于是，平均反应与税率是正相关的。第二，更低的税率可能导致收到很少补贴的家庭比例更高，从而以至于没有什么反应。对于女性户主家庭来说，平均反应并不
13、随着税率的变化而变化。 当计划参与的数量固定时，随着保障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效应导致平均反应程度提高。尽管收入效应或许为参与数量（无论是丈夫和妻子型家庭，还是女性户主家庭）变化的效应所抵消，平均反应程度随着保障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变得更大。 税收持平水平以下家庭的结果显示，所有群体的劳动供给都有相当大的削减比例。对于丈夫和妻子型家庭，总工作时间的削减比例在 9%和16%之间。其中，丈夫劳动供给削减比例 在 6 %和 12%之间，妻子削减劳动供给在 21%和 32%之间，女性户主家庭削减她们的劳动供给比例在 0%和 15%之间。 研究结果包括了税收持平水平以上参与家庭的反应。所有参与家庭的平均反应跟
14、税收持平水平以下家庭的平均反应是很相似的，这是因为参与到计划的税收持平水平以上家庭数量不多。原先税收持平水平以上的家庭总的参与比例依不同计划而定，其中，丈夫和妻子型家庭在 7%和12%之间，女性户主家庭在 0%和 5%之间。 研究结果也提供了整个美国人口（包括负所得税计划的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平均劳动供给反应。一些非参与者以前收到福利补贴，特别是面临低的保障收入水平和（或）高税率的负所得税计划的那些人。因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当负所得税取代福利计划时，以前收到福利补贴的非参与家庭提高他们的劳动供给；当引入负所得税时，剩余的非参与者没有改变劳动供给。 整个美国人口的平均反应相对于参与人口很小，这
15、是因为美国的大多数家庭没有选择参与计划。对丈夫和妻子型家庭来说，尤其如此。随着税率的提高，丈夫和妻子型家庭的平均反应程度下降了（与前面报告的上升相比） ，这是因为相对于总人口，参与数量下降了。对女性户主家庭而言，平均反应随着税率的变化轻微下降，这是因为参与数量相当固定。无论是丈夫和妻子型家庭，还是女性户主家庭，保障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引起平均反应程度的增加。 3.研究结论。Keeley 等人提供过一种研究方法，运用这个方法可以在试验数据的基础上，估计全国的劳动供给效应和各种负所得税计划的成本。程序是使用试验数据估计劳动供给效应函数的参数，接着用反应函数在一个全国的数据集（CPS）范围内预测个人的劳
16、动供给效应。预测是借助所谓 MATH 的一个微观模拟模型进行的。程序背后的一个关键假设是低收入的劳动需求是完全富有弹性的。 结果显示，劳动供给效应和计划的成本随着保障收入水平和税率的变化而变化，且波动很大。对于保障收入水平和税率而言，参与计划的丈夫和妻子型家庭的平均劳动供给效应提高了。对于保障收入水平而言，参与计划的女性户主家庭平均劳动供给效应提高了，但是这一效应几乎不受税率的影响。参加试验的那些家庭劳动供给的平均削减幅度在 0%和 32 %之间，其大小依不同的计划和子群而定。 （三）Ashenfelter 和 Plant 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非参数估计 Orley Ashenfelter
17、 和 Mark W. Plant（1990）报告了劳动供给行为对参加西雅图丹佛收入维持试验（SIME/DIME）的家庭支付效应的非参数估计。在这个试验中，试验组的家庭被随机指派的任务是配合这些非参数估计的计算。然而，这些非参数估计至今没有报道过，即便可以通过简单的加权程序构建。 1.对 Keeley 等人研究的批评。SIME/DIME 试验的意图在于通过对试验组和对照组平均收入的简单比较，以期“测量现金转移支付对补贴接受者劳动参与的负激励效应” 。试验的最后报告中，斯坦福国际研究院 （1983）花了很大的气力把不同的研究提炼成一个有机整体，但是它并没有提到试验设计时预设的任何简单的双向对比。这
18、是由于试验者不知道非参数估计的简单构建方法，或者是因为其他一些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坦率的说，当我们开始这项研究时，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些基本实证结果从来没有被整理过。直到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研究，我们才了解没有做的部分原因。我们发现，SIME/DIME 试验的基本问题是因其设计和所承诺的非参数估计根本无法计算所致。简单的说，针对 SIME/DIME 试验设计的缺陷，我们在今后的试验设计中可以吸取大量的经验教训。 2.研究遇到的问题与研究内容。所有负所得税试验面临的难题在于，为了降低转移支付成本，试验前收入高的家庭被系统性的分配给慷慨的计划，试验前收入低的家庭则被系统性的分配给不慷慨的计划。 SIM
19、E/DIME 试验的关键问题还在于，用于分析而建立的数据收集系统不能独立于试验而运行。简单的说，试验的损耗与参与试验家庭所在的计划类型密切相关。这一事实使得力图通过 SIME/DIME 试验得出推论变得相当复杂。 应用 SIME/DIME 数据对方程估计的难度在于各种试验的分配不是随机的。因此，给定非随机分配的情况，对照组家庭不能正确反映试验外劳动所得分配的特征，上述的简单比较也表明不能估计出试验的劳动供给效应。乍一看，这样的设计决定似乎已经破坏了整个试验，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为了了解为什么对于劳动供给效应的简单的非参数估计仍然是可行的，有必要了解整个试验的设计。 从 3 年期的试验来看，作
20、者注意到，试验后预测的支付差异往往小于任何试验差异，且不是统计上显著不为零。尽管如此，大多数试验后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差是正的，这实际上表明劳动所得在试验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因此，观察到的差异似乎并不是特定样本设计的人为因素或其他一些影响了样本组成的“看不见”因素所致。另一方面，试验后持续的正的试验效应表明，试验可能对永久性收入有一定影响。 从 5 年期的试验来看，值得指出的是，样本量为 5 年的试验计划大大小于为期 3 年的计划，因此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整个计划中会有更多变化。小样本也反映在大的标准误上。从参与 5 年负所得税计划的家庭结果来看，对 5 年的家庭来说支付的差异更大，而且随着时
21、间的推移在支付差异中有一些混合的增长证据。人员减少在试验的第四年和第五年成为严重的问题，因此，小样本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作者用两个表格给出了基本的非参数的试验结果。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是进一步试验分析结果的逻辑起点，因为任何额外的结构会给基本数据增加额外的外源性和特别信息。能获取的有关所有这些计划的支付效应的预测资料，都在这些表格中总结出来。如果没有任何参数的假设，这些都是试验结果。 对于上面提到的损耗的事实，作者认为这需要某种样本的参数假设。要么假设离开的家庭与这些留下来的家庭在收入分布和预期的额外支付方面都是随机选择的，要么假设他们实际上支付应该为零。作者的研究可以在两者之间做一些工作，但是对于任何一种来说，任意的假设方式都是必须的。需要重点分析的是，当事人预期收入超过补贴的标准，自然退出试验。另一种情况是家庭结构在试验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因为研究仅仅考虑了双亲家庭的情况。此种样本损耗对研究的结果没有影响。 通过研究，作者可以得到两个清楚的结论：第一，预期支付的实际差距大大依赖于一个家庭获得支付的可能性。结果显示，负所得税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