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险社会：何以可能内容摘要：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及理论随着一系列全球灾难性事件的出现而备受关注。但这一概念的最大问题在于缺少系统性的理论论证。吉登斯从其建构的社会学元理论出发，运用结构化理论来分析社会转型中的风险概念，认为时空伸延、脱域机制和知识的反思性是现代社会的三大动力机制。在这三大动力机制运作下，尤其是在反思性的作用下，社会发展到了“传统和自然终结”的阶段，从而也就进入了所谓的风险社会时期。 关键词：风险社会 结构化 系统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不足与批判 当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时，其自身理论功底的不足也就显露无遗，“不可讳言，德国社会学的中生代新秀贝克在纯粹理论的基础
2、上不如他的前辈哈贝马斯、卢曼这是他发展另一个现代性理论的障碍” （胡正光，2003） 。在其代表作风险社会一书中，除了一些具体现象的描述和一些颇有启发性的概念，如风险社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外，整个论述的体系混乱不堪，以至于在风险社会概念的阐述中，对如此重要的概念都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批评，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贝克也在多篇论文中对风险社会的概念重新做解释，并逐渐把风险（社会）概念从八个方面来表述：既不是毁灭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实的虚拟” ；是有威胁的未来， （始终）与事实相反，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既是对事实也是对评价的陈述，它在“数字化的道德”中结合了起来；控制或缺乏
3、控制，就像在“人为的不稳定”中表现出来的那样；认识（再认识）冲突中表现出来的知识或不知；由于风险的“全球性”而使全球和本土同时重组；知识、潜在冲突和症候之间的差别；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二元性。 显然，贝克这一陈述试图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出发整合其对风险社会认识的资源，给出一个描述性的定义，以应对外界的批评，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架构，涵盖的信息之多几乎使人从中都无法绕出。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定义并不具有多大的建设性意义，其成功之处也导致了自身的失败：过于宽泛的架构和大量的信息使人无法抓到重点，学者在解读这一概念时更多的是建立在自己的“二度解释”基础上。
4、这就使许多人在认识这一概念时，仅仅看到了“风险” ，而忽略了“社会” （虽然风险概念是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础） ，在引用这一概念和理论用来解释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更多关注的是其“风险面” 。尤其是在国内，大多数学者在引用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时，其实并没有关注到这一概念的内涵，而仅仅是试图用“风险”来警示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危机感和与世界发展的阶段的重合性，同时也有扯虎皮当大旗之嫌，用的是风险社会概念，讲的是社会风险的事实。 另一方面，贝克在对风险社会论述的逻辑方面有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其体系论述方面的逻辑问题，导致了其对风险社会概念的模糊化。这一问题主要体现于其理论参照体的错位。在风
5、险社会一书的开头，贝克认为社会中财富分配逻辑已经逐渐转化风险分配的逻辑，这两种分配逻辑的不一致性使风险社会成为了可能，因此可以推出风险社会将取代马克思的“阶级社会” 。而在全书主题的论证过程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其使用“工业社会”概念作为整个理论阐述的参照体，甚至在序言中贝克也没有对这一建构有所保留：风险社会来源于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即自反性导致了风险社会， “在风险社会中，现代性原则从工业社会里的分离和限制状态之中被救赎了出来” 。在贝克看来， “阶级社会”和“工业社会”标志着同一内涵， “是围绕着社会生产的财富如何通过社会中不平等的然而又是合法的方式实行分配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
6、的” 。而显然，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这两个概念虽然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论述的，但从贝尔的中轴原理看来，其所描述社会的中轴是不同的。 “阶级社会”是围绕着政治经济轴展开论述的，而“工业社会”是围绕技术经济轴来阐述的，这也就形成了社会学中的人文主义学派与自然主义学派。从研究传统来看，前者关注的是人的自由与解放，在方法论上更多的采用个体主义；后者关注的是社会结构，方法论上采用的是整体主义。这样两个在内涵上明显有区别的概念，在贝克这边没有任何逻辑上的整合就合二为一，不得不说其所发挥的“社会学想象力”令人惊叹。 也正是在这种混乱的论述体系下，许多学者对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的可能性展开了强大的批评攻势。
7、总体来看，这一批评不外乎从个人（主观）与结构（客观）两方面来入手。从主观层面看，有学者认为所谓风险社会，更多的是由于个人心理焦虑所造成的，而德国人在此方面尤为严重，因此所谓风险社会也就成了“焦虑社会”的代名词，带有浓厚的巴伐利亚色彩或者德国中心主义。Engle 和 Strasser 则认为， “风险社会的错误在于其假设，这一假设混淆了风险分布、风险冲突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而忽略了风险归因与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 。这一批评的理论根据可以上推到道格拉斯和维达夫斯基在风险文化中的观点：即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更多的是由于文化定义所造成的，而不是真实的风险。还有些学者则认为，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其主要目的在于
8、政治竞选的压力。从客观层面来看，德国结构功能主义学者闵希（Richard Munch）对于贝克这一概念的批评可以说是代表了这方面的意见。他认为，贝克的概念过于主观化，缺乏可以用来衡量的具体指标，如风险数量，并没有任何证据说明现代社会的风险比以前更多，反而是在现代人们的整体生活质量更有保证。另一方面，贝克自己也承认这种风险是工业社会的副作用所导致的，显然，这样的一种状况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这中间起作用的是主观的风险感知或风险意识，那我们就更无法从客观上来区分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如美国和德国，美国人对风险的评估标准要远远低于德国，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还停留在工业社会阶段（胡正光，2003）？总体来看
9、，闵希把疑问带到了更为基本的问题上：风险社会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即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工业社会走向了风险社会（如果确实存在这一转型的话） 。 上述对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及其理论的批评，贝克本人也作出了回应，但并没有涉及到对风险社会质疑中最核心的问题，即在“风险社会的成因问题上缺乏深层的实践存在论反思” （庄友刚，2005） 。在笔者看来，真正把上述难题试图解决的是学院派的吉登斯。吉登斯自身理论研究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风险社会，而是通过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梳理达至对社会学的另一种理解：现代性。在其理论建构成型之后，吉登斯一直试图用这一理论体系来解释当代社会发展的复杂现象，以克服当代“社会学研究的危机”
10、（文军，2002） 。贝克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在其内在逻辑方面与吉登斯的理论有着吻合处，因此，吉登斯对于风险社会的研究，更多方面在于其理论的实践性。 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的建构和主要观点 吉登斯并没有和贝克一样，用若干本书来论述风险社会，而仅仅是在现代性的后果 、 失控的世界 、 自反性现代化三本小册子的若干章节和若干篇演讲文稿中涉及风险话题。因此必须从吉登斯社会学元理论的建构开始分析，而风险社会仅仅是这一社会学元理论推导的必然结果。因此，如果只看到吉登斯关于风险议题的论文，而对其元理论缺少了解，则必然无法从整体上把握风险社会。 作为当代学院派的代表，吉登斯对其理论的建构是从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反
11、思与重释开始的。他选取了三位经典理论的代表：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因为吉登斯相信， “社会学家们都普遍认为当代社会理论必须进行彻底的修正。而要做这种修正，就必须对现代社会学主要参考框架的建构者们的著作重新加以思考” 。进而他总结出社会学研究的宗旨在于揭示“现代性” ，而这三位经典巨匠对于“什么是现代社会”的认识存在很大区别，马克思运用“资本主义”来描述现代性；涂尔干用“工业主义”来论述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韦伯使用“理性化”范式来研究现代社会。当然，这么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去指认其中的缺陷或含混之处， “而是尝试去展现三位作者中可以辨认得出的内在一致性” 。通过对这三大经典社会学支柱的再
12、解读，吉登斯找到了三位大家的共同出发点：对于现代性的回答。当然，他也意识到，这三位大家的理论虽然其解释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受制于时空的限制，在当代社会转型期已明显无法满足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和了解。因此，在挖掘经典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吉登斯开始构建其自身的理论大厦。 对经典理论的梳理，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去理解“人和社会的关系”假设。 “无论是否喜欢、是否了解，社会学家都要根据预先确定的假设来组织自己的研究，社会学的特点就在于依赖于这些假设，并随这些假设的变化而变化。而要探讨社会学的特点，了解社会学是什么，就要求我们去辨认那更深一层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假设”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对于人和社会的假设，主要
13、存在“唯名论”和“唯实论”两个流派，两者围绕着个体/社会的二元划分展开论述。但是吉登斯认为，必须要抛弃个体/社会的二元论， “上述两种二元论都没有为理论反思找到一个恰当的起点；实际上，应集中关注于被再生产的实践。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抛弃个体/社会这种二元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做绝不意味着否认具有自身不同结构性特征的集体形式和社会系统的存在。同时，这也不意味着这些特征以某种方式包含在每一个情境化个体的行动之中。对个体与社会二元论的挑战，就是坚持认为，个体和社会都应该被解构” 。 为了规避上述主体或客体的霸主体制理论，吉登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进行了重新界定， “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
14、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 。因此， “实践”概念成为了其理论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实践与自然界的一般活动是有区别的，主要体现在人类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实践的连续性是以反思性为假设前提的。简单来看，实践就是一种“行动流” ，而这种“行动流”是以反思性作为持续的基础。为了体现这一主要特征，他从“个体”概念出发，个体是一种实在，这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如何理解“个体” ，他反对把“个体”看作“人” （body）或“人的概念” ， “谈到个体不仅仅是指一个主体 （subject） ，也是指一个能动者（agent） ”，这也是社会学方法新规则所寻
15、求建立的理解。而“能动者”概念最大的特点即在于反思性，这种反思性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也被关注，但更多的是把反思性简化为“目的” 、 “意图” 、 “理由” 、“动机”之类的术语，导致其渗透着唯意志论的色彩， “完全剥离了人的行动在时空中的情境关联” 。因此，要纠正这一偏差，就必须将“时空视为社会实践的构成部分” ，所有的反思（或者说能动者）都是根植于特定时空的情境下的，这种情境在吉登斯看来就是“结构” 。基于“行动流”的持续性，吉登斯对结构进行了重新定义，即结构指的是使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 （binding）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征：规则（和资源） 。这种“结构”并不是什么固化或具体的形式，而
16、是社会实践中的某种“虚拟秩序” ，保证不同时空下能存在类似的实践形式。显然，这种对结构的重新阐释受到了现象学方法论的影响，从而使结构从静态、宏观走向了动态、微观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就完成了从结构二元论（即认为结构是外在于个体的具体实在）过渡到结构二重性的任务：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在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看，结构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这并不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属性） ，而是内含于结构内的两种属性，这就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主要观点。 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的解读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理论大厦中的元理论，他希图以此来解释社会再生产与系统再生
17、产的逻辑，因为在他看来，理论与社会发展之间虽然有张力，但在逻辑层面是一致的。因此，用结构化理论视角所分析的社会发展，既不同于客观主义的结构决定论，又不同于主观主义的目的论，而是一个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吉登斯把这一过程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形象地概括：人们创造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在吉登斯对社会发展的分析中， “行动”概念是其分析的基础和核心，不同于经典社会家的是，他认为“行动”的主体不仅是“主体” ，还是“能动者” ，它使行动具有反思性。更为重要的是， “行动不仅仅是个体特性，也是社会组织或集体生活的要素” 。而在其结构化理论中， “结构”概念表现为系统概念：结构只是具有结构
18、性特征的社会系统或集合。这样一来，吉登斯就打通了个体与系统（结构）之间的路径：个体行动是社会系统的基础，分析社会系统必须从个体行动出发；另一方面，个体行动又受到系统的“制约和使动” ；个体行动的反思性所产生的意外后果又是整个系统因果循环直至均衡的运作基础。在此一逻辑下，吉登斯认为实践包括了两个层面：社会再生产和系统再生产。社会再生产是指共同在场情境下行动者之间的交互关系；系统再生产是指跨越一定时空范围的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根据结构化理论的观点，社会再生产和系统再生产是辨证统一的，它沟通了微观与宏观、主体与客体的鸿沟。吉登斯运用这一社会构成的逻辑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形成和运作机制。系统再生
19、产主要体现的是在扩大的时空情境下的社会再生产（当然，这两者的关系要比这显得更复杂） ，因此，时空概念成为了吉登斯来分析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在他看来，时空的虚化与延伸是现代社会的动力机制， “首先，它是脱域过程的初始条件；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了运行的机制；第三，与现代性相连的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依赖于嵌入时间和空间的各种模式” 。在这种虚化和延伸的时空情境下，能动者在反思性作用下，为了交互实践，形成了新的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系统，一种新的脱域机制：象征标志（系统）与专家系统。这种新的脱域机制会“再嵌入”到社会再生产中，成为社会自我循环与调控的基础。社会（生活
20、世界）与系统之间就形成了互动，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再生产和系统再生产中主体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所有的系统知识都必须在社会（生活世界）中得到检验并不断被修正。因而，时空的虚化与伸延、脱域机制和知识的反思性成为了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而其中知识的反思性是连接其他两大动力的载体。问题在于，由于知识的反思性的存在（当然反思性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特征，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专有产品） ，使得脱域机制既是社会再生产的外在条件，又是其内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得行动存在着不确定性：系统（制度）是在反思性主导下不断被检验与修正的过程。因此，在吉登斯看来，这样的检验与修正会出现许多“有预期之目的与为预期之后果” ，而
21、风险正是这种脱域机制（系统）不良运作的后果。 当然，作为解释社会发展与变迁的理论框架，这样的运作逻辑在传统社会以及现代社会的早期同样是存在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今天的社会中所看到“自反性”的发展场景？吉登斯认为这一转折点在于“自然与传统的终结” 。具体来看， “自然与传统终结”的结论恰恰来自于社会运作逻辑的分析。 从自然的角度看，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早期，对于“什么是自然”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回答的，它外在于人类社会，人类对自然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单向的，不受其他行动的干扰。尤其在启蒙运动之后人类所确立的理性化思维，认可了自然的客观性及人类对自然所拥有的确定性知识，而这种确定性知识可以使
22、得系统外在于行动者而存在，保证了系统的确定性。但在今天，人类行动的扩大及深入，使得自然已全面受到人类的占领，因此当我们再去回答“什么是自然”的问题时，已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这样的前提下，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所采取的行动都是人类社会内部的行为，作为“他者的自然”已经结束，专家对于自然的认知和解释受到了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如不同权力的影响、价值的作用等，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抽象系统只是“双重解释”的具体展现而已，同时在行动中不断被检验与修正，而丧失了其原有的绝对确定性。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 “传统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中，而过去、现在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