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贸易发展理论：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文献综述内容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深入发展，传统贸易发展理论需要反思。本文梳理国外基于社会网络的贸易发展理论，发现社会网络促进贸易发展主要是通过亲族、信任、宗教等基本路径实现的。另外，网络中间商和网络学习机制对于贸易发展也很重要。 关键词：贸易 发展 社会网络 网络中间商 信任 学习 文献综述 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的历史演变，均围绕生产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展开分析。然而，这些理论基本忽视了包括地缘、业缘、血缘、亲缘关系在内的社会网络（或称“关系网络” ）对贸易发展的重要作用。20 世纪 90 年以来，由于全球范围内贸易
2、的深入发展，相关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越来越重视社会网络的作用。 社会网络促进贸易发展的主要路径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一词，一般认为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布朗（A.R. Brown）在 20 世纪 30 年代正式提出（虽然其理论渊源至少可以上溯到 19 世纪，甚至可以上溯到柏拉图时代（Borgatti 等，2009） ） 。社会网络一般被定义为一群行动者（the sets of actors）与他们之间的联系（ties） ，有“结点/行动者（nodes） ”和“联系（ties） ”这两个基本要素。 “结点”就是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可以是独立的个体，也包括了各类社会组织，也可能是
3、一个国家（地区） 。 “联系”即行动者之间的连结关系，不仅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把行动者连结起来的所有类型的联系。在 Podolny and Page （1998）看来，所谓“经济网络” ，是指追求重复的、持续性的交换关系的行为主体（agents）的群体。从某种程度上说，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思考贸易发展，往往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贸易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转移等重要问题。 社会网络最重要的特征，一是网络内的成员热衷于反复交换，这有助于维持网络内成员的合作或相互勾结；二是网络内的成员能够完全了解彼此的特点，有助于互相匹配或互相给予对方网络外的商业机会。基于这些特征，社会网络往往可以较好地克服契约
4、执行不力等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促进贸易活动。正如 Casella and Rauch （2002）所说：“国际间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社会网络至少为非正式贸易壁垒的减少提供了一个更低的底线。 社会网络主要通过同族中的“道德社群”与集体惩罚、信任、宗教来解决贸易中契约执行问题。下文分别予以评述。 Cohen（1969）通过调查发现，同族网络中贸易是通过建立一个“道德社群”来产生信任的。Cohen 研究中的主角是位于豪萨族主要交易结算地尼日利亚伊巴丹的地主经纪人，这些地主经纪人雇佣了委托方来售卖牲畜或者代表侨民群落里的任何地方的交易者支付可乐果（kola nuts） 。在地主经纪人和交易者面对面的过程中，
5、机会主义行为受到限制。一方面由于他们都处于伊巴丹豪萨族首领的权威之下，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以房产积累财富的传统：“一个地主不能在前一天晚上卖掉房子，盗用交易者的钱后离开社群。 ”宗族组织能够行使保护宗族成员生活和财产的职责（Qian，1994 ；Wang，1991） ，同时能够缓和冲突以及执行非正式的评判（Huang，1993） 。团结是宗族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Wang，1991；Qian，1994） 。 “亲族会为受到歧视和阻力的成员提供支持，与西方自由形成的贸易联盟相比，它甚至会更有效率”（Weber，1951） 。宗族的团结性也常常暗含着对弱势群体的统治和虐待。不同宗族的个体间的冲突常常
6、会引发两个宗族整体的争斗（Yusheng Peng，2004） 。而这就带来不同宗族能否顺利的进行贸易的问题，Greif（1994）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可能：利用网络来促进跨文化之间的贸易，虽然是静态有效的，但是实际上动态是无效的。因为一个来自群体外的代理人会得到更多的工资，网络主导的贸易增长会被商人不愿意遵循“集体主义策略”所阻碍，而对于遵循双边惩罚的“个人主义”的商人却不是这样。 另一种对于同族网络的约束是通过集体惩罚的措施来实施的。Greif研究了 11 世纪地中海的马格里布贸易商。Greif（1989）强调了马格里布网络水平的或者非科层制网络的实质：“我们看不出存在两个相互分离的“阶层
7、”代理人阶层和商人阶层。马格里布贸易商群体是一个中间阶层的同质群体，每一个成员既是商人同时也是代理人。 ”关于集体惩罚，Greif 给出了如下例子：“住在耶路撒冷的代理商 Abun ben Zedaka被指控（尽管没有在法庭上指控）盗用一个马格里布商人的钱财，当这个消息传到其他马格里布商人的耳中时，远在西西里岛商人也会取消与他的代理关系。 ”道德社群和集体惩罚体制不是相互独立的，实际上，这两个体制同时存在于马格里布和豪萨族中，Cohen（1969）提到，如果没有其他有效的惩罚措施，部落的首领可以对一个地主经纪人诉诸“公共惩罚” （public scandalizing） 。这种措施是通过一个特
8、殊的会议完成的，会议在被指控人的门前召开，而且所有曾经在这个部落的豪萨族交易者都是受邀人群，保证该丑闻能够传遍整个散居群落。事实上，这种集体惩罚制度在古代中国的散居群落中已经存在，Yusheng Peng 指出宗族文化的复兴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一大批祠堂的重建、族谱的编纂和祖坟的重修为标志（Wang，1991） 。祠堂是一个宗族的象征中心。例如在位于江西省婺源县的李坑，在明末时修建的申明亭，就是村民聚会的场所，每月朔、望日（即农历初一和十五） ，宗祠鸣锣居中于此，批斗和惩办贸易中违规的村民。网络密度促进了信息的传播，增进了成员间的信任，使他们彼此间合作，解决集体行动问题。Goul
9、d（1993）和Marwell， Oliver， and Prahl（1988）论证了网络密度对增加团结和集体行动的作用。不同地域的文化展示出一种看似偶然的结论，实际上，这种存在地域差异的同族网络表现出一种必然的联系，即血缘关系。贸易的出现发展与维系与这种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信任在维系贸易发展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Sapienza， Zingales， and Guiso（2006）中指出，Knack and Keeper（1997） 和 La Porta 等（1997）等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信任的经济回报。信任的一个吸引人的特性是可以把它当做“一种主观概率，一个代理人用它来评估另一个代
10、理人或者代理商在特定行为下的表现” （Gambetta，2000） ，这样就可以将其很容易的并入标准的经济模型中。信任在贸易体系中表现为网络节点中点对点的重复博弈，在无限期重复博弈中，贸易双方为了维系这种长期的贸易关系，其最优均衡是双方都不欺骗，相互信任。伯特（Ronald Burt）在 1992 年提出的结构洞理论。在一个节点中，b 和 c 都与 a 有联系，而 b 和 c 之间缺乏之间的联系，那么只能通过 a 建立联系，a 在这个网络节点中的作用就是举足轻重的，而要维系网络的稳定性，a 必须与 b和 c 建立信任关系，否则，网络是不稳定的。Rauch and Trindade（2002）发
11、现华人网络（用华人人口比例来替代衡量）在双边贸易中，与同质商品相比，能够增加有差异产品的贸易量。最保守的估计，由于华人网络所带来的效应，双边贸易中有差异产品的平均增长率接近 60%。Guiso， Sapienza 和 Zingales（2004）使用了欧洲民意调查（Eurobarometer）的数据。结果显示：当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时，这种特殊的组成就能够增加信任，而如果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有长期战争时，这种信任度就会下降。这也就间接解释了现在贸易发展中，贸易网络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平均信任水平高的地区。 另外，宗教通过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间接促进贸易的维系和发展。G
12、uiso， Sapienza， and Zingales（2003）的文章中，以美国为例，基于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数据来重复这种研究，但是在综合社会调查中，宗教的分类没有世界价值观调查那么详细（只区分了 3 个教派） 。由来自不同国家移民至美国的祖先所传承的文化在人们的信仰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建立了一个回归模型，检验了不同宗教对于信任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祖先来自今天平均信任水平较高的国家，那么信任的影响会很强烈。 网络中间商在贸易发展中的角色 Yung and Soulier（1989）认为，网络中间商最大的特点是对他们网络中买家和卖家能力和偏好的深度
13、了解：正如香港调查中提到的，出口贸易公司所拥有的最重要资源就是他们对外部市场或买家，以及当地产品性能或生产商的深度了解。没有这些信息，外贸公司很难将大量的海外客户与大量的当地生产商进行高效率的匹配。一个典型的鞋类贸易公司通常有 12-15 伙伴制造商。为弥补每个订单的有限需求量，贸易公司会按照每家制造商的专长协调和分配订单（参见 Rauch and Trindade（2002） ） 。Hsing（1998）指出，网络中间商不只是营销代理人，更是信息中心以及高度分散网络的协调者，最终会使小规模的鞋业公司达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网络中间商往往是通过非中介身份参与进贸易中，以获得买卖双方的“深度知识
14、” ，然后通过贸易途径“出售”给以前合作过的企业。实际上，很多被认为是制造业的跨国公司也是典型的网络中间商。在论述社会网络对跨国企业的效用中，Qiu and Spencer（2001）建立了日本株式会社非正式采购模型以便衡量中间产品进口的效应，例如汽车零配件。零配件供应商做出关系专用性投资，使得汽车制造商从中受惠。在投资沉没后，价格由双方议价来敲定。 但是，网络中介供给不足的情况对于大型多元化中介尤为严重。一些政府显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Rauch（1996）指出，韩国的贸易公司和土耳其的外贸公司，它们在创立阶段都隐性或显性的受益于政府补贴，后来就能自食其力了。事实上，政府政策可以促进跨国网络的
15、形成，这项证据是十分吸引人的，但在台湾地区和美国建立综合贸易公司的尝试都失败了，因此我们还需要更多理论和实际研究，才能提出可靠的政策建议。 社会网络中学习机制的作用 经济学家高度关注企业的技术转移，且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很少有人去研究企业如何获得使用新的技术。事实上，的确有很多企业将全部精力放在有目的的模仿活动（Grossman and Helpman，1991） ，购买具有外国技术的机器和设备（Helpman and Hoffmaister，1997） ，获得新技术的许可，等等。这往往很难获得新技术、技术的核心部分。目前的趋势是，生产商寻求原材料便宜的供应商，分销商寻求最终产品价格便宜
16、的供应商。Rhee 等（1984）调查了韩国制造出口商，发现韩国企业与外国买家之间的关系远超协议与履约。超过一半的企业承认他们从外国买家提供的技术信息中获得了直接的利益：通过派工程师或者其他外国买家的技术人员参观他们的工厂，通过派服务于外国买家的工程人员去参观。近几年来，韩国和其他发达的东亚国家在欠发达国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国家曾经是被外国买家主导着。韩国在发展从孟加拉国的成衣出口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Rhee（1990）研究了这个案例。该案例是属于东亚很普遍的“三角制造” （triangle manufacturing）的一部分（Gary Gereffi，1999）：韩国和
17、台湾这些地区继续接受和承担来自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订单，但他们将制造环节“外包”给工资较低的国家。 学习国外技术的过程是伴随着国际生产网络或者说“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 （Gereffi，1994、1999）来进行的。存在两种不同的产业链结构：“生产者驱动”和“买家驱动” 。生产者驱动中，Rauch（2001）认为大的生产商在协调整个网络的生产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生产者驱动的链条适用于典型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汽车、飞机、半导体和重型机械。在买家驱动的商品链中，学习过程是通过一种所谓的“组织性继承” （organizational success
18、ion）模式来进行的：从装配商到原始设备制造商，再到原始品牌制造商，也就是从更低级的、竞争性的低利润的位置到更有支配权的、寡头垄断、高利润的位置。两种模式的发展都是基于整个生产网络对于跨国贸易的影响，但是这种学习模式是否普遍存在于其他消费品产业中，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简评 早在公元前 3500 年前后，其他地区还处在非常落后的阶段时，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中东地区就已较为发达。中东地区既是全球范围内最早的贸易发源地，也是三大宗教的发源地，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其背后一定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在机理。除了中东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之间，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地理优势显著之外，一个非常
19、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一地区很早就已经产生非常复杂的社会网络，三大宗教只是这种复杂的社会网络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的特征（当然或许是最重要的特征）而已。实际上最初的贸易（包括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和贸易理论起源于此，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不同国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企业与研发机构之间，研究机构之间，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种种关系网络对于生产、贸易都正在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生产要素还是社会网络，都对贸易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必然要在解释贸易发展的贸易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社会网络对于贸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尤其是在解决契约执行力和机会主义行为
20、方面作用明显，同时也帮助很多大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在寻找交易伙伴时减少搜寻成本。但是随着贸易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各种正式规则的健全，社会网络对于贸易发展的贡献性是否还会持续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贸易理论研究已不能局限于基于生产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全球贸易已经在几个世纪的持续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网络，这是不可忽视的。未来社会网络的影响会趋向于对于供给方面的影响。因为在需求方面，国际仲裁机构作用的凸显、信用证的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所带来的通信的便利都会降低网络需求，而在供给方面，大量的人口流动、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兴起都是对于网络
21、供给的挑战。在全球化加速发展，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全球的经济发展，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是处于网络的某个节点中。贸易模式的多样性与网络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宗族、宗教、文化对贸易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显著的衰弱趋势。不过，本文并没有讨论网络是如何演化的，以及贸易发展与网络形成演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具体关系。这些都是需要在今后进一步讨的。 参考文献： 1.Podolny J M. And Page K L. 1998.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2.Casella A.
22、 and Rauch J E. 2002. Anonymous market and group ti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58（1） 3.Cohen， Abner. 1969. Custom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 A Study of Hausa Migrants in Yoruba Town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Hang Q. Zhongguo zongzu zhidu xin
23、tan（Exploring the lineage system in China）J. Hong Kong： Zhonghua Shuju， 1994 5.Huning W. Dandai Zhonguo Cunluo Jiazu Wenhua（Lineag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J.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91 6.Huang PCC. “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
24、ocietyJ. Modern China， 1993 7.Weber M， Gerth H H. The religion of China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8.Tangbiao X. Cunzhi Zhong de Zongzu（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village administration）J.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2001 9.Peng Y.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1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4，1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