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农村贫困测度解读摘要：测度和识别农村贫困的指标，如贫困线、贫困指数，以及不同的贫困测度方法，基本上把女性贫困和男性贫困视为无差别的贫困，农村扶贫减贫的政策研究与实施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中性特征，忽视了农村妇女比男性更易陷入贫困，更具脆弱性的特点。构建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的贫困测度方法，有利于加快对农村妇女以及整个农村地区的扶贫减贫进程。 关键词：农村贫困；农村妇女；社会性别主流化 中图分类号：F061.3；C915 文献标识码：A 经济转型使一部分农村妇女留守乡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和维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完成农业生产女性化的历史变革时，她们成为农村社会最穷苦贫困的群体。与男性
2、相比，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并没有随着劳强度的增强及家庭贡献的加大而同比上升。农村妇女无论是在农村劳作或在城市打工，都普遍处于收入和生活水平低，就业难度大，文化程度低，营养健康状况不良，家务劳动繁重，社会权利缺失，政治参与程度低等状况。经济现实对社会性别的不敏感，浸透着贫困理论研究中“女性面孔”是似有若无的，农村贫困识别与测度和农村扶贫减贫的理论探讨把女性贫困和男性贫困视同一致的做法，存在着明显的社会性别缺失，弱化了农村扶贫减贫绩效，延缓了农村妇女的脱贫进程。 一、无社会性别的贫困识别 2使用最为广泛及最基本的贫困识别指标是货币收入，包括人均收入、人均 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与国际
3、上“1.25 美元/天”和“2 美元/天”的贫困识别方法不同，我国是按照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之和来确定最终贫困线的。首先，根据每人每天 2 100 卡路里必需的营养标准调整食品消费量，再乘以对应的价格并求和得到食物贫困线。然后，确定非食物贫困线。从 1995 年开始，我国根据食品消费支出函数回归模型来客观计算低收入群体的非食物消费支出。同时考虑不同地区人们的消费习惯、家庭结构和生产结构等因素对居民消费支出和食品支出的影响，最后，把两者加总构成贫困标准，以后各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适当调整贫困线。这种识别贫困的方法是按照家户为计量单位的，假定家户中每个男性和女性的受益水平/消费支出都是相等
4、的，因而掩盖了家庭内部男性和女性成员在资源所得、食物分配、资产所有、健康支出和个人消费方面的性别差异。2 100 卡路里是一个“一般的”男性所需要的生物学标准，没有体现出男女两性的营养需求特点和差异。其它关于测度贫困程度的指标，如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农村人均收入、农民土地征收、流动农民工数量等，也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宏观总量数据，而不是按照性别分类进行统计的，总体上看，农村贫困数据资料的统计工作中，社会性别意识普遍比较淡漠。 1997 年人类发展报告以“人类贫困”替代“收入贫困” ，用生命（最欠发达国家中超过 30%的人不能活到 40 岁以上） 、基础教育（以成年人的文盲数量衡量）和全部经济供应（由
5、没有得到健康服务和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加上 5 岁以下体重不足的儿童的比例衡量）三个指标共同3识别贫困群体。但它同样对贫困的社会性别差异缺乏敏感性，把男女视为寿命（健康）相同，文盲数量相等，获取公共服务都一样的社会群体。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1中使用 10 个多维指标识别贫困：财产、屋内地面、电、饮用水、厕所、做饭用燃料、儿童入学率、受教育年限、儿童死亡率、营养等。这里包含了儿童，但没有显示出男女两性在各个指标中是否存在差异。该报告新增“性别不平等指数” ，成为目前全球性别平等测量的一个重大进展，包括三个维度五个指标：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劳动参与率） ，赋权（受教育程度、议会席位中女性代表的比
6、例） ，生殖健康（未成年人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 。继“性别发展指数”和“性别权力指数”之后，弥补了人类发展指数忽视男女两性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性别差异化。 国内对农村贫困的研究基本借鉴了联合国的分类识别方法，如胡鞍钢等2以文盲人口数/文盲率、小学人口数/小学人口比例考察了青海省1978-2007 年的教育贫困状况；陈立中3在测度 19902003 年间中国的贫困状态时使用收入（实际人均 GDP） 、知识（成人识字率）和健康（出生时预期寿命）三个统计指标；王小林4选择了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电、资产、土地、教育和健康保险 8 个指标评估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的贫困状态；郭建宇等5选择受教育程度、儿
7、童失学、营养不良或健康状况、儿童死亡、财产、住房、电消费、清洁饮用水、卫生设施、生活燃料等 10 个统计指标，测量山西省 8 个贫困县农户的贫困强度；徐月宾等6以家庭全职劳动力数量，未成年人数，在校学生，65 岁以上老人数量，家庭成员是否有残疾，家庭成员最高教育水平，家庭劳动力负担4系数来区分农村贫困家庭的特征；杨俊等7直接使用人均收入、贫困人口比率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之间的关系；韩林芝等8选择人均粮食消费量、恩格尔系数、人均纯收入和贫困发生率等比较农村义务教育、人均水资源、耕地面积、自然灾害、农业机械化、财政支农等对农村贫困的贡献大小。李小云等9确定 3 类8
8、 个指标作为贫困村的统计指标，虽然指标中涉及到妇女群体，但仅仅是在卫生教育方面，在生活状况指标（人均年粮食产量、人均年现金收入、不安全住房农户的比重） ，生产和生活条件指标中（人畜饮水条件、通电率、自然村通路率） ，基本都是按照人均核算。2004 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10中，农村贫困状况的统计指标是：贫困人口规模与分布、收入和消费、生产经营和家庭财产、劳动力就业与儿童入学、社区环境等共计 9 大类指标 。 总体看，目前选择的贫困统计指标及相关数据大都是按照家庭（户）或人均水平而不是按照男女性别分类赋值，是假定家庭内部资源性别分配均等，贫困分布均等，贫困人口是均质的，假定家庭成员间不存在等级、
9、优次之分，不考察家庭内个体成员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包括资源）是高于贫困线还是低于贫困线，体现为理想化的所谓“男女都一样”的平等精神，无视家庭内的男女两性的贫困差异。 二、无社会性别的贫困测度方法 理论上测度贫困的方法很多，比较常用的几种方法包括贫困发生率、洛伦茨曲线、森贫困指数、SST 指数、 FGT 贫困指数等。贫困发生率是5指收入水平低于贫困线标准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率。这个比率只需要用一般性的收入数据就可以非常直观地描述总人口中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比重，是测度贫困时被广泛使用的一种计算方法，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联合国机构采用。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2.5 亿减少到 2010
10、 年的 2 688 万，贫困发生率从 30.7%下降到 2.8%11，这一巨大变化反映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但这 2 688 万人口中大部分是女性，她们长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未能分享到充足的经济改革成果和扶贫资助。 另一个比较简单易行的贫困测度方法是洛伦茨曲线，如，Dwayne Benjamin 等12分别使用洛伦茨曲线测度 1985-2003 年、1995-2003 年、1986-2005 年间的中国农村贫困，把农村居民按照纯收入水平分组，以人口百分比和收入百分比进行累计，计算收入分组数据的各组均值得到估计的洛伦茨曲线点，经济增长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由于受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使部分扶
11、贫减贫绩效被挤压抵消；万广华等13结合洛伦茨曲线对农村贫困进行要素分解，认为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可分解为要素的水平变化引起或由要素的不均等分配变化引起，农村贫困主要产生于要素不均等分配。洛伦茨曲线上的点是由人口百分比和收入百分比两个百分比值构成，人口百分比是在某种收入水平状态下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收入百分比也是类似的含义，这两个值显然是对人口总量或收入总量的统计，并不区分在各种收入水平下的人口数是属于男性还是女性或男女比例，它们对性别的模糊程度类同于贫困线。 鉴于贫困发生率测度贫困时的粗糙性和分布不敏感性，Sen14通过6设置量度公理构造了一个旨在概括各种贫困信息的综合指数。1995 年Sh
12、orrocks15提出了一个被称为“森指数修正版”的贫困指数（SST 指数）： P=1n2qi=1（2n-2i+1）z-yiz 该指数的权数是收入水平的逆次序，这种次序不是按照穷人数量而是按照总人口数 n 排列，式中：n 为总人口；q 为贫困人口；z 、yi 分别为贫困线和第 i 个人的收入；z-yi 为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第 i 个人的贫困差距。包含了贫困率、穷人的平均贫困差距率及贫困差距率三个指数，相比森指数在理解和使用上更加简化，但对于等量且等距的收入转移所导致的收入分布的变化，SST 指数无法给出精确的鉴别16。后来，人们更多地使用 FGT 指数测度贫困。标准的 FGT 指数公式是： P
13、=1nqi=1（z-yiz） 式中：为非负参数。 当=0，该指数等同于贫困发生率，当=1 时， FGT 指数为比例贫困差距，当=2 时，FGT 指数为加权贫困差距，值越大则低收入人口的权重就越大。FGT 指数的常用形式是 P2，每个穷人 i 在指数中的权重取决于他的收入水平（yi）与贫困线之间的距离，而不是取决于从第 i 个人的收入水平到贫困线之间的贫困人口数量，这样 FGT 指数具有更加直观细致的表达，其可分解性使反贫困政策和措施可以有的放矢。 暂且不论这些贫困测度指数是否完美满足某些公理或者存在某些理论缺陷，是否具有实用性价值，它们在推导过程中使用的各类指标无外乎是贫困人口数量/总人口数、
14、收入水平、平均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贫7困线等无性别差异的数据，是把男女等同视为“贫困一致”的测度方法，也得到国内研究者的认可。如，林伯强等17分别使用洛伦茨曲线、FGT指数方法分解中国贫困和农村居民的贫困状态；王小林4结合 FGT 指数与 UNDP 的多维识别方法测度 2006 年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贫困；张全红等18使用不同贫困线标准和 FGT 等贫困指数的对比方法测算 1981-2005 年间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动；罗楚亮19按照国际贫困线、中国贫困线、FGT 指数方法分别测度 2007 年和 2008 年的农村贫困变化；陆康强20通过比较 Watts 指数、FGT 等指数，测算不同收入水平的
15、城镇家庭贫困；洪兴建等21对比分析 1980 年、1985 年、1999 年和 2002 年的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率、森贫困指数及 FGT 贫困指数；章元等22参照 RRJR 方法和 FGT 指数将中国的总量贫困分解为慢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分别以“1 美元” 、 “2 美元”贫困线测算 1995-2002 年的农村贫困发生率。2001-2010 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监测统计指标体系23为“缓解妇女贫困程度，减少贫困妇女数量”设立四个指标：贫困人口（城镇、农村） 、贫困率（城镇、农村） 、社会救济对象（城镇、农村） 、低保人数（城镇、农村） ，虽然这个指标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农村妇女脱贫问题，
16、但是按照城镇/农村为统计核算单位，而不是按照社会性别进行分类统计，指标数据同样无法直接反映出妇女的贫困程度和贫困状态。 总之，目前农村贫困的识别及其测度基本都建立在贫困人口、家庭收入水平、人均消费、基尼系数等无社会性别的数据基础上，侧重于对贫困人口总体生活形态，贫困产生的总体原因，农村贫困/家庭贫困的总体变动特征的分析，是一种对贫困研究的“普遍性”和“宏观性”关注。8这种社会性别盲视的贫困测度无法反映出农村妇女与男性在贫困深度、贫困广度及多维贫困等方面的真实差异，更无法反映出市场经济转型中农村妇女面对贫困时比男性更脆弱的特点，农村经济转型绩效的数据统计工作中大都缺乏社会性别分类数据，贫困测度中
17、女性面孔相当模糊。 三、农村扶贫减贫政策的社会性别中立问题 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实施阶段，农村贫困人口由 2000 年的 9 422 万下降至 2010 年的 2 688 万，贫困人口年均减少673 万，年均下降 11.8%。10 年来，共有 6 734 万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10.2%下降到 2.8%24。但是，该纲要扶贫开发对象瞄准的是贫困地区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按照集中连片的原则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对贫困群体的分类是瞄准人口总量、地区总量等宏观变量进行整体划片，并没有对他们进行男女性别区分
18、，或者按照年龄、家庭、鳏寡老幼等微观变量瞄准，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性别中立的扶贫方式。 1995 年以来，中国政府扶贫开发政策越来越关注妇女参与扶贫并从反贫困中受益，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提出了鼓励妇女参与脱贫的政策措施：妇联组织要动员贫困地区妇女积极参与“双学双比”竞赛活动，搞好家庭副业，办好庭园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和适合妇女特点的扶贫项目；组织妇女学习实用技术，提高脱贫致富的能力；配合教育部门扫除文盲；配合劳动部门组织妇女的劳务输出。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农村贫困产生了积极影响，计划实施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 12.8%，按照一天一美元的消费标准，贫困人口以年均 7
19、.8%的速9度减少，农村产妇的死亡率由 1990 年的 100/万人下降到 2000 年的 70/万人，但由于农村贫困妇女没有积极参与到资金分配、项目确认和项目评估，因此，扶贫资金的到村率和到户率都非常低25。 国务院扶贫办从 2001 年开始采取参与式村级扶贫规划，强调妇女的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府、全国妇联、中国人口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其它妇女组织等分别设立针对妇女的专项扶贫项目，如“春蕾计划” 、 “母亲水窖” 、 “阳光工程” 、 “巾帼扶贫行动” 、 “幸福工程” 、 “母亲安居工程” 、 “母亲小额循环” 、 “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等，通过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小额贷款、劳务输出、
20、结对帮扶、妇女保健、女童助学等方式，为增强农村妇女的参与能力和自信心，帮助她们摆脱贫困提供了积极的社会支持。比如， “春蕾计划”实施 20 年来已经帮助 180 万人次贫困女童重返学校，截至 2011 年底“母亲水窖”公益项目使近 180 万名群众受益， “安居工程”从 2008 年以来的 5 年中已经为覆盖全国农村的 973.4 万贫困农户实施危房改造，等等。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社会各界以多种形式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帮助大批农村妇女走出了困境。 这些政策和项目关注的主体虽然是贫困妇女，但它们不是从男女两性贫困差异的比较中按照社会性别平等原则来制定扶贫战略，从而达到缩小男女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目
21、的的。而只是男权至上主义在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推动下对贫困妇女的一种“恩赐”和“馈赠” ，不能从根本上转变农村妇女责任、义务和劳动强度不断增强，而收入、机会、权利却被边缘化的总体趋势。社会性别不仅是指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性别差异，更强调社会和文化对于男人和女人角色的期待、规范和要求，这些规范10和要求通过社会场域和机制演化成两性在扮演各种角色时所能够拥有的资源与机会和实现的权利，最终形成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社会性别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必须是完全一模一样，而是要体现在机会、权利、责任、义务、资源、待遇和评价方面的平等。社会性别主流化并非是在现存的行动中加入“妇女成分”或“两性平等成分”
22、 ，也非仅限于提高妇女的参与度，它是要把男女双方的经验、知识和利益应用于发展议程，评估所有政策及发展项目对两性不同的影响，了解男女在决策及社会资源运用方面的差别。农村减贫机制由于缺乏社会性别的敏感性，忽视在面对风险时妇女比男性更脆弱的特点，导致对农村扶贫战略绩效产生挤压，减缓了农村妇女脱贫的进度及整个农村反贫困的进程。 四、构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农村贫困测度 构建基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农村贫困测度，有利于真实客观地为农村扶贫减贫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帮助农村妇女快速有效彻底地摆脱贫困。2003 年国家统计局开始使用分性别指标，在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把“性别平等”列入扶贫项目评估的一个方面，以妇女劳动力文盲率和受教育程度，妇女从事劳动时间比重，妇女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和收入水平，7 至 15 岁女童在校率，妇女参与社区中担任社会职务的比重等五个指标构成女性贫困监测指标体系，逐步启动了按照社会性别分类统计的贫困测度方法。但是，这些指标仅仅从女性角度进行测算，并没有将男女两性同时纳入比较。2004 年的贫困监测报告引入了男性数据，将它们合并为四个指标，分别是：劳动力文盲率性别差异、儿童在校率性
